“内方外圆”话柳子
去年九月，我随朋友南下送其爱女到桂林读研，返回时途经永州，意外发现了柳子庙。
柳子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黔之驴》、《捕蛇者说》等抨击时弊的文章就出自他的笔下，他还留下了号称“囚笼文学”的“永州八记”。离开国道，走向柳子庙，看到宽阔平静的潇水河，不觉来了精神。
柳子庙在柳子街的那头，我们一行人踩着那寂静的石板街走向庙堂，环顾着两边南方特有的古色古香的木板街坊。
南方的房舍不像北方的，气宇轩昂，相对较为矮小秀气。柳子庙一样，正面青蓝色的砖墙还有点气势，可迈进门槛，发现庙堂无非只是栋房檐相连的两间大房，黄土地面还凹凸不平，看起来简陋、寒暄。
庙堂里除了柳子像，白松竖版上书写的“荔子碑”、几幅对联、匾额及前厅的一张条桌（桌子上摆着待售的几本书），几乎再无什么。我们是可怜仅有的几个游客，冷清的样子让人心寒。我有点失落，便在临走时买了本《一代宗师柳宗元》以示告慰。这本书是零陵学院教授、科研处处长、柳宗元研究所所长翟满桂著的。
我外出旅游，习惯买点与景点有关的书籍。没想到，这个习惯竟意外将我带进了柳子的世界。让我对柳子由生敬意。毛泽东对柳子的散文和诗亦尤为心仪。
柳子的家族是阀门望族，其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唐初，柳姓同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氏是“关陇集团”中很有势力的家族，在初唐的新王朝中地位显赫。柳子的高祖柳子夏的叔伯兄弟刘奭在高宗李治朝做过宰相，柳奭的外甥女王氏是李治的皇后。在高宗一朝，柳氏家族同时官居尚书省的就达二十多人。武则天得宠后，王皇后被废，柳氏家族惨遭打压，家道中落。柳子的曾祖父柳从裕、祖父柳察躬都只做过一般的县令，其父柳镇晚年才靠军功受任七品京衔。柳子常怀着自豪而惋惜的心情追诉着河东柳氏的陈年往事，自称“河东解人”。
柳子生于京城长安亲仁里，父亲是柳镇，母亲为卢氏。柳子出生在安史之乱后的第二十个年头，饱受了藩镇割据、战乱纷繁、国家衰落之苦。柳家以诗书传家、家风清正淳厚。其父好学博学，刚正不阿，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兴亡之感，结交的文化名流，政界要人不乏其人；其母贤惠豁达，慈爱勤恳，从不放松对他做启蒙教育，加之亲仁里居于长安中心地带，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从小受其影响，产生了“辅时及物为道”的思想基础。特别是，柳镇五十二岁时，因其主审的卢岳遗产案不畏权贵，秉公处理，得罪权臣窦参遭贬。他送父亲行到百里外的蓝田县城，父亲面对茫茫大山，与他依依惜别时，正气凛然地说了句“吾目无涕”，更让他明白了隐忍、责任和担当。
柳子年少时就勤奋好学，天资聪颖，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他十三岁就写了《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愤怒地谴责“逆贼”李怀光谋叛的“凶险之行”，表达了他渴望祖国统一安定的心愿。
柳子兴趣广泛，在音乐和书法上有很高的造诣，书法“章草”相当闻名（著名书法家柳公权是他的堂叔），而他更专注学识。他推崇先秦诸子，又钦佩屈原、司马迁，还信奉“仁政”、“民本”的儒家经典，经、史、子、集无不通晓，他对地理、天文、佛教、道教、法学、经济学和医学还有所研究。或许，正是他把知识不局限在少数经典，或探奥义、穷章寻句上，才使其思想新颖，成为思想家。他“辅时及物为道”的思想，使他把辅助时政和有利社会，作为人生奉行的原则，强调“佐世”、“救世”、“益于世用”等。
柳子二十一岁中进士，不久，其父柳镇去世，其守丧三年。他二十四岁，守丧期满，与妻子杨氏结婚。柳子和杨氏是娃娃亲，订婚那年，柳子才十三岁，杨氏小他四岁，是时任礼部、兵部郎中杨凭的女儿。柳子婚后三年，杨氏因足疾去世。柳子二十六岁，经考试到吏部集贤殿书院工作，官阶从九品；二十九岁，调任蓝天蔚，官阶正九品，预示着官运亨通。唐代选拔朝廷要员，往往要其曾担任过地方州县职务，具有基层工作经验。柳子被任命为京畿（蓝天离京城长安近，称京畿）道中县蔚，是朝廷的有意栽培。事实上，柳子出任蓝天县蔚，并没到蓝天去，因为时任长安京兆尹的韦夏卿，看中了他的文才，留他在京兆府做文字工作；三十一岁，柳子被提拔，到朝廷的御史台做监察御史里行，官阶正八品下。与他同年调任御史台的还有他的同榜进士刘禹锡。刘禹锡与他有同年之谊，同时升迁，结下了莫逆之交，后又同被贬谪。柳子升任礼部员外郎，官阶从六品，刘禹锡升任屯田员外郎，分管朝廷财政工作，这是两个胸怀大志的年轻才子同步升迁。
与柳子仕途同样顺利，还有点亲戚关系，又同在集贤殿书院工作两年，又同样受到朝廷器重的，还有吕温。吕温是中唐时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思想活跃，见解独到，二十七岁时写了篇《诸葛武侯庙记》，借评诸葛亮来论当代政治，提出执政要顺应民心，要仁政爱民。吕温的政治观点与柳宗元、刘禹锡十分契合，三人志同道合，彼此相好，结下了难解难分的友情。
柳子还有个好朋友韩愈。柳、韩结识较早。柳子在亲仁里出生成长。韩愈的哥哥韩会是柳镇的朋友，当时颇有名气的散文家。韩愈做幕僚时，又寄居在安邑里马燧家，与亲仁里相邻。韩愈与柳子结识很早、又与刘禹锡同任监察御史里行，三人曾无话不谈。
柳子择友一向谨慎，去取不以亲疏，而以志同道合。他的朋友中还有个崔群，崔群与韩愈是同榜进士，与柳子同属北方著名士族，来往较多。崔群为人既“和”又“正”，而且品德超群，见识卓越，和柳子始终心心相印。崔群后官至宰相，有“贤相”之称。
柳子仕途大顺，在长安文坛上也“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那是，柳子虽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后生小子，可文章却受到交口称赞，年长的高官也慕名请他做文章。像“壁记”、“堂记”，那样记载官署历史和官员职能作用的重要文章，他就做过七、八篇。
柳子好文章，始以此为进，后以此而退。“永贞革新”，柳子以文章在王叔文推进革新的政治集团中起着重大作用。“永贞革新”具有进步意义，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昙花一现，旋即失败，成为柳子政治生活的转折点，从此，柳子由“超取显美”的高官落为“自度罪大”的流囚。
永贞元年，宪宗在其登基第三天，开始对顺宗朝执政的革新派代表人物罢黜，柳子位列其中，被贬为永州司马，元和（宪宗登记后又改国号为元和）十年，才被召回，他在永州呆了十一个年头，整十年。
在永州的十年里，柳子任“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是个编制外的闲官，只领薪水不干事，不管事也没官舍，可也没指令不敢跨出永州一步。
在这十年里，柳子寄居在寺庙里，多次为大火所迫，多名亲人撒手人寰。精神的摧残、生活的动荡，使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可他的精神却日益丰满。在那十年里，他形成了“天人不相预”的自然哲学思想，“无忘生人之患”的政治思想，“好佛究法”的宗教思想，“文者以明道”的文学思想，“化人及物”的教育思想；深化了“吏为民役”的民本政治观，“用贤弃愚”的吏治观。他那“雄深雅健”的论说文、“绘时鞭浊”的寓言更厚重，“传示后世”的传记文、“囚笼文学”的山水游记更丰满，他更注重了真善美人文精神和审美价值的挖掘，开创了将诗歌游记和心境融为一体的诸多诗篇游记。最著名的有《独钓寒江》，“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不正是“千万孤独”的藏头诗吗。
看罢《一代宗师柳宗元》，我有酸楚亦有欣喜。我酸楚的是他贬谪生活的孤苦无依，欣喜的是，他大师级的创作和思想有赖于贬谪。贬谪让他有了接触和了解社会下层，沉静思考的机会，他对社会的深刻认识，促成了他与人民群众精神上的共鸣。
柳子在《说车赠杨诲子》说，“中不方则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这简短的十六个字体现了浓烈的适应与担当意识。这是苦难灵魂的出窍，放浪于形骸之外。
元和十年二月，柳子被召回，在长安呆了不到一个月，三月十四又被贬谪任柳州刺史。“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坪。”柳子十年艰难困顿的贬谪生涯后，终于盼来 被召，结果遭贬更远，他无限伤感。
柳子又是个不肯因循苟且的人，他没有沉浸于伤感之中，刚一上任，就投入于繁忙的公务之中，昼夜操劳，不得休息，终于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病逝，享年四十七岁。
“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平和的语气埋藏着柳子凄楚的思乡之情。欣慰的是，柳子死后，灵柩运回了长安，安葬在万年县栖凤原先人墓侧，实现了归乡之梦。
柳子死后，柳州人为了纪念他，在罗池建庙，修衣冠冢，到长安请韩愈写《柳州罗池庙碑记》，后来，宋代大文豪苏轼又书写了《柳州罗池庙碑记》的“迎享送神诗”部分，形成了著名的《荔子碑》三绝，“韩诗苏字柳子事”，就是我们在柳子庙见到的，白松竖版上用墨写的。
柳子的一生，可以说是悲剧的一生，可正是这位悲剧的人生，在困境中不屈不挠，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产，成为彪炳史册的一代大师。
柳子去了，可那身处逆境，仍愤世嫉俗、忧国忧民，屹立于天地之间，悲天悯人、执着奋进的精神却留下了，可能，那正是毛泽东对他的诗文尤为心仪，让我尤为感动、令我自惭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