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那一道霞光

　　我又翻出丁玲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读后仍觉大好。我以为，就丁玲的小说而言，这篇无疑是最精彩的一道霞光。《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1年初。

　　这个短篇的叙述者“我”被派到基层的霞村静养两周，趁机整理笔记，收集素材。这期间，“我”结识了一个名叫贞贞的女子。贞贞长得美，被日军强行带走成了慰安妇，但她不同一般女孩子，她有思想有个性，同时为共产党做谍报工作。得了性病后，她回到霞村，村民们都瞧不起她，对她指指点点。她最终决定出走，到延安养病，继续学习。叙述者“我”对贞贞充满同情。取名“贞贞”，也是对这个失去贞洁女孩的尊敬。

　　这篇小说的叙述观点让我想到菲茨杰拉德的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都是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窥视故事里的人物，保持一定距离——冷静、超脱、准确。

　　1928年，丁玲写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掀起女性叛逆和性解放的思潮，轰动一时。她写“莎菲”时，文字还有很浓的五四文艺腔，但到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语言变得朴实克制了，丁玲的才华是不容置疑的。丁玲一生爱过的男人不少，湘女多情，在她身上得到证实。

　　丁玲最终没能像苏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那样从苦难中升华，她也不甘张爱玲式的寂寞或冰心式的清欢。

　　有趣的是，张爱玲为了研究经费，一度要写丁玲，当然不为她的小说，而是为她丰富多彩起起落落的一生。张还是很有“选题”眼光的，可惜，这个计划流产了。(摘编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