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农业的脊梁 － 陕西农业科技专家群英写意

2015年11月2日《陕西日报》第一版

        本报记者 苏同敏 郑栋
        在陕西，有这样一份“星光璀璨”的名单：王辉、王鸣、李玉山、唐克丽、山仑、赵瑜、李殿荣、柯桂兰、庄灿然、李生秀、卢宗凡、吴文君……
        如果你对这些名字还不甚熟悉的话，那记者可以告诉你——我们碗里biangbiang面的劲道、油泼辣子的浓香、餐前饭后瓜果的甜蜜、各类蔬菜全面的营养、烹炒煎炸离不了的油，甚至生态的改善及山川秀美，都来自他们的功劳。
        他们中有小麦育种专家、“杂交油菜之父”、瓜类及蔬菜育种专家、辣椒育种专家、园艺学家、植物营养学家、土壤物理学家、农业生态学家、水土保持学家、农药学家，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他们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陕西省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等各级各类奖项，他们也是劳动模范、优秀教师、扶贫状元、先进工作者……
        更重要的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坚守在农业科研一线，像农民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创造出一项项重大科技成果，记录下中国农业特别是北方旱作农业跨越发展的铿锵足音。
        倾情毕生 追求农科真谛
        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上下百废待兴，农业体系千疮百孔，填饱肚子成为当务之急，国家急需自主农业科技人才。
      “谁来养活中国？我们自己养活自己！”这个铿锵有力的声音，背后是一个个、一批批，甚至一代代农业科技人才的艰辛付出与对农业科技的不懈求索。 
          王鸣教授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1952年，高中毕业时，本来铁定要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他，响应祖国“在大西北上学，建设大西北”的号召，毅然弃文从农，第一志愿填报西北农学院园艺系，立志要做“中国的米丘林”。如今，王鸣已成为我国著名园艺学家、瓜类蔬菜育种专家，其育成的“西农8号”西瓜品种红遍大江南北、海峡两岸，直到现在都是我国主栽品种，甚至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国门，主导着东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的西瓜市场，累计创造社会经济效益逾百亿元。 
          自称为“80后”的李玉山教授是我国土壤水分学科的开创人之一，他从江南水乡来到杨凌农科城，一待就是一个甲子。几十年来，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洒在黄土高原，以研究农田土壤水分动态规律为起点，提出“土壤水库效应”和“以肥调水”等一系列重要理论，在农学界引起极大关注，并被广泛应用于我国旱地农业实践，为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和农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唐克丽研究员与李玉山教授是一对贤伉俪。她从一个20岁出头的上海姑娘，变成两鬓如霜的陕西乡党；由一个充满幻想的女青年，成长为终身奉献水保事业的科学家。只因一份对黄土高原的浓浓情愫和对科学事业的深深情怀，她用60年的不懈追求，写就了其坚韧不拔的科研人生。如今，虽然戴着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学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诸多耀眼桂冠，但她最感骄傲的“资本”却是——扎根黄土高原栉风沐雨跨两个世纪逾60年，野外考察行程累计5万公里，为治黄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科研”倾情一生。
        还有为数不少的人，走上农业科研道路，则完全是“为了让乡亲们填饱肚子”的单纯愿望。
        比如王辉教授。上中学时，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一度曾拿树叶、树皮充饥，他深切体会到饥饿的滋味。这让他立誓要“学习农业科技，让乡亲们不再饿肚子”。50多年的小麦科研人生，累累硕果，让王辉在关中这块丰饶美丽的大地上、在百姓心目中，树立起一座“心碑”。
      比如庄灿然研究员。1936年10月，庄灿然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由于亲眼目睹了家乡的连年旱灾和农民生活的艰辛，中学时期的他就对达尔文、米丘林等生物学家的理论产生浓厚兴趣，树立起要用知识改变农村面貌的理想。
        再如柯桂兰研究员。她1937年9月出生于甘肃省兰州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童年时亲眼目睹战乱和天灾人祸造成的河西走廊饿死人的惨相，幼小心灵发誓长大后学好本领，拯救百姓疾苦。1955年，柯桂兰抱着“科技救国”的远大理想考入西北农学院。如今，一生致力于蔬菜科研和推广工作的柯桂兰，为丰富城乡人民的“菜篮子”作出卓越贡献。老陕人吃的每一颗大白菜，都凝结着她的心血。
        由于经年累月的大田劳作和东奔西跑，眼前的农业科学家们个个皮肤黝黑、衣着朴素，虽为教授、研究员、博导、科学家，却无丝毫书卷之气，反而更像地地道道的关中老农。他们为追求农业科技的真谛而倾情毕生，呕心沥血。
        无惧艰险 创新登攀高峰
        在吴文君教授办公室的书柜里，摆放着两只栩栩如生的石牛。两牛弓背隆脊，埋头前冲，牛劲十足。吴文君就具备这股子“牛劲”，其主持省级以上科研课题20余项，主要研究从植物和微生物中开发新农药。他对杀虫剂作用靶标的研究、从内生真菌创制新农药的研究等，均走在国内最前面。因此，吴文君的科研及成果，总是被众多企业盯着以便转化为新产品。
        李生秀教授上大学时就攻克了5门外国语。从西北农学院农化系毕业留校任教后，50多年来，李生秀领导的团队在提高我国磷肥和氮肥利用效率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发展了氮素循环理论，建立了旱地高效施肥体系，提出的保肥增效的复混肥生产技术、微量元素螯合冲灌技术，有效提高了肥料效率。与之相关的4篇论文在国际农业顶级刊物《农学进展》上发表，研究工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柯桂兰怀着赶超世界的雄心，将“大白菜胞质雄性不育系的研究和应用”定为攻关目标，探索我国大白菜杂优利用的新途径。经过12年潜心研究，柯桂兰成功把玻里玛油菜（B。napus）的不育胞质基因导入大白菜，育成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可直接利用的大白菜异源胞质雄性不育系CMS3411-7，并率先配制了胞质雄性不育系一代杂种——秦白系列大白菜。一个国内外科学家长期探索的重大科技难题被攻克。1992年，由她主持完成的“中国十字花科芜菁花叶病毒株系划分及大白菜抗源”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0年前后，陕西省因线辣椒外贸出口的需要，庄灿然重新开始了他与辣椒结缘的漫漫长旅。线辣椒是当时我省唯一能在国际市场上叫得响的创汇拳头商品。“辣椒大王”庄灿然的使命就是让这只“拳头”举得更高。经过艰辛选育，代号为“8212”的新品系比各产区原主栽品种增产30%以上，1986年顺利通过陕西省审定。这一品种备受椒农和国际客商青睐，到1990年累计推广面积达200多万亩，净增产值2亿元，创汇4000多万美元。随后，庄灿然又于1988年育出国内外著名的优质线辣椒新品种“8819”，比“8212”还增产29%，成果水平达到国际领先。
        上世纪60年代，引进的品种不能适应机械化收割的要求。这让在华阴农场当技术员的李殿荣暗下决心，一定要搞出既提高产量又便于大规模机械化收割的新品种。油菜、小麦、棉花，只要是农场需要的作物品种他都研究。1976年在油菜科研中，他发现了雄性不育株。这一发现，使他与油菜结下了40余年的不解之缘。
        在农场简陋的油毛毡土房子中，李殿荣发现并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应用于生产的杂交油菜品种——“秦油2号”，它比常规油菜品种增产30％。当这项成果在1991年加拿大世界第八届杂交油菜学术研讨会上被宣布时，为此进行了多年艰苦努力的澳大利亚、美国等专家学者，无不感到诧异。之后，李殿荣又于1997年选育出高油双低优质杂交油菜品种“秦优7号”，成为我国适应区域最广、推广面积最大的油菜杂交品种；2010年又育成我国第一个含油量达50%的春油菜杂交种“秦杂油4号”，实现了“一碗菜籽半碗油”的目标。李殿荣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杂交油菜之父”。
        2004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仑系统提出了“半干旱地区作物对有限水分高效利用的原理与技术”，第一次精确量化了半干旱地区农作物对水的需求，揭示了多种作物在一定生长阶段，适度“缺水”反而会让作物生长效率和产量提高的补偿效应，在生产实践应用中取得良好经济效益，为推进节水农业提供了有力依据，让黄土高原以及半干旱地区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用，让“好钢”科学地用在“刀刃”上。山仑院士的研究成果，再次证明了“黄土高原有能力养育自己”的科学论断。
        赤诚报国 只为社稷苍生
        人生的丰收，各有不同。1959年，赵瑜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老师本想让他留京，他却一心想到武功去。因为陕西武功和江苏南京是我国早期两大农业教育科研硅谷，被称为“南金陵、北武功”。但起初，赵瑜并未如愿以偿，而是被分配到省农业厅科教处上班，坐办公室。在大学时期收集整理的一大箱育种书籍和科研资料，静静地躺在角落里，一时派不上用场。
        他开始找领导，要求去基层，搞育种、搞科研。经过软磨硬缠，10个月后，怀揣一纸调令和一颗激动之心，赵瑜来到了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中专学校——武功农校，如愿成为学校在豆村农场的“常驻代表”。豆村农场距离学校30公里，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被人戏称为农校的“西伯利亚”。正是在这个“西伯利亚”，赵瑜一驻就是50多年。也正是在这个“西伯利亚”，他先后培育出“武农”系列5个小麦品种，在陕西和黄淮麦区累计推广6000多万亩，总计增产18亿公斤，按每公斤2元计，增收36亿元。
        1962年，唐克丽完成了国家派遣留苏任务，获土壤侵蚀学（副）博士学位。她放弃到大城市其他单位从事专业研究的机遇，带着对黄土高原的情怀，毅然回到杨陵原单位。对比中苏两国土壤侵蚀和水土保持的各自特点，她深感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前辈丰厚的积累和指引下，她初步构架了立足本土实际，赶超世界先进的设想。然而，她的研究工作遭到意外挫折，甚至被调离科研岗位。十年“文革”让她成为重点冲击对象，其刚刚起航的科研人生坠入低谷。
        1982年，大病初愈的唐克丽，50岁重新披挂上阵，受命组建土壤侵蚀研究室，强化水土保持科研方向及相应组织措施。为此，她再次踏上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进行了为期4个月以徒步为主的详尽考察，以大量第一手资料和精辟解析，披露了坡耕地水土流失及毁林毁草人为加速侵蚀对增加入黄泥沙的严重性，表明了要着重解决破坏大于治理现实问题的观点。相关论文在学术刊物发表，人民日报、中国科学报等媒体也予以刊登或转载，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卢宗凡研究员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让黄土高原变成一片绿洲。
        1974年，在中科院农业生物研究所工作的卢宗凡接到去安塞县建科研站的任务后，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出发。可到了安塞才发现，这里条件之艰苦远远超过他的想象。缺水没电，住处离干活的地方有10公里，晚上精疲力竭想睡个好觉，可一个窄窄的土炕要睡6个人，翻身时要喊“一、二、三”，然后集体行动才能翻过身来……虽然艰苦，但卢宗凡决心扑下身子，为乡亲们干点实事。他和同事一道，跑遍全县，认真算了一笔泥沙账，为陕北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提供数据。他们白天在试验场站参加农业生产，晚上趴在煤油灯下整理资料，编写规划，进行总结。为了让乡亲们填饱肚子，他们传播科学种田知识，植树造林改良草地，对农田进行综合治理，还亲自搞样板田。几年下来，当地粮食亩产翻了一番，村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卢宗凡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的贫困地区从事水土保持科学及科技扶贫工作40余年。他苦心经营的纸坊沟8.27平方公里的样板田，每平方公里流失的泥沙量由过去的14000吨减少到3000至4000吨，侵蚀模数减少了四分之三。按照这个模式，中国的黄土高原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变成又一个江南，陕北也会成为陕西的第三个粮仓。
        淡泊名利 桑榆丹心一片
        风雨沧桑，岁月如梭。不觉间这些科学家们都已成为华发老人。他们培养的学生的学生，不少都已成为教授。这使得他们后继有人，学养得以传承。但是，无论站在国家领奖台上还是面对媒体，无论是教授学生还是身行示范，他们从不把荣誉和成就归于自己一人，而是一再强调：“崇高的荣誉更属于党、属于国家、属于人民。”
        在荣誉面前，李生秀淡然地说：“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是我们年轻同志努力的结果，我不过是引引路罢了。能用自己所学为农业生产作点实际贡献，我就满足了。”王鸣培育的“西农8号”系列，目前仍是国内推广栽培面积最大的西瓜品种，但他坚持认为自己只是“西瓜育种事业的新兵”。
        李殿荣所在的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位置偏远、设备落后，生活、科研环境都很艰苦，不断有人才流向其他地方。李殿荣看在眼里，痛在心上，科研之余想方设法改善落后条件。他先后把4项专利所得的收入4000万元，全部投入建设基础设施中，盖起了容纳四五百人居住的家属院和一个广场，还多方筹资买进国际上高端实验仪器。
        王鸣先后出资30余万元设立奖学金、建希望小学、资助家庭困难学生，而自己的左眼因患眼疾失明却舍不得花钱医治，被媒体誉为“宁让自己失明，也不让孩子失学”的科学家。李玉山、唐克丽夫妇利用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所获得的奖金，在高校设立“李唐奖学金”，激励后辈关注、研究、改善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
        1983年，正值武功农校领导班子新老交替的当口。校党委书记马伯援找到赵瑜，希望他出任学校领导。赵瑜却回答道：“我的志向是搞小麦育种，如果想搞行政，当年就不会从省农业厅来这里了。”赵瑜的人生之路，醒目地划出了一道与常人迥异的“反向轨迹”——从大城市到小城镇，从小城镇到田野深处。他一直默默无闻地居住在关中平原上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农场，春种秋收，守着他钟爱一生的麦种，也守着朴实无华、与世无争的生活。
        面对一项项奖励和一串串耀眼的荣誉光环，年过7旬的李殿荣，仍在科研的道路上攀登。目前，李殿荣正在培育含油量更高、产量更大的油菜新品种，开展光合育种、株型育种、分子辅助育种等国内最前沿的育种技术和种质资源创新。
        李生秀的学术生涯硕果累累，截至目前，他自撰和合作发表论文500多篇，是1993年国内发表论文最多的个人。1990年始，他广泛查阅国内外文献和我国古代典籍，2002年退休后更是昼夜伏案，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凭借深厚的农业科技英语功底，笔耕15载，出版英文专著《中国旱地农业》。该专著150万字、引文3000篇（本）以上，系统论述了中国旱农地区气候、地形、植被和土壤类型，以及制约中国旱地农业发展的主要自然因素，土壤营养管理和水资源治理等内容；深刻分析了旱地社会与经济、资源与环境、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方面的问题，指出了我国旱地农业发展的途径和方向，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赞誉。
        12位农业科技大家，每一位都交出一份改变中国农业面貌的沉甸甸的答卷。正是有了他们半个多世纪的不懈求索，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底气：“中国人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
        他们是农业科学家的杰出代表，更是全国百万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榜样：他们抱负远大，淡泊名利，赤诚报国，追求卓越，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命运结合起来；他们勇于担当，心无旁骛，无惧艰险，厚积薄发，用无悔的人生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和发展现代农业中屡建神功、屡创奇迹。他们是中国现代农业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