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说理】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加快创新经济治理

　　中国经济大家谈系列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在全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当前，疫情尚未结束，发展任务异常艰巨。要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困难挑战越大，越要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内生发展动力。”为实现经济健康持续的增长，我们要进一步推进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于变局中开新局。

　　全球变局之下，中国将迎来重大机遇

　　国际形势正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提出新使命，同时也面临着新矛盾。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其基本特征就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同时，在发展中我们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呼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呼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机遇。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三个没有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些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与条件。

　　二是中国是一个超14亿人口的大国，2019年人均GDP已超1万美元，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未来的发动机之一就是内需，14亿人的消费，不仅是中国的机遇，更是世界的机遇，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三是中国物质基础雄厚，产业体系完备，人才资源丰富。例如，在人力资本方面，中国有9亿多劳动力人口，其中超过1.7亿是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就有800多万，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仍然明显。

　　四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从实践中探索与完善起来的。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五是对外开放的优势。中国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在这个互利共赢的新时代，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同时，经济发展也面临着挑战。如技术挑战，经济转型、产业转型的挑战，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新的挑战，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等等。

　　创新经济治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我们要加快创新经济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经济建设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为此，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截至2020年3月15日，中国实有市场主体达1.25亿户，其中企业主体3905万户，个体工商户8353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19万户。发展实体经济，需要各种所有制资源充分发挥作用，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因此，如何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让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如何营造好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家的创业激情充分燃烧，都要通过经济治理的现代化来实现。

　　二是分好“蛋糕”，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为此，就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完善分配制度，既要重视市场在初次分配中发挥的主要作用，又要重视政府在再分配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此外，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再分配制度体系，还要重视慈善公益事业等第三次分配作用。

　　三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历史和实践证明，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一方面，我们必须用好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发挥好市场机制作用，打造好市场条件和环境，构建好各类市场体系，为各类市场主体同台竞技创造公平环境。另一方面，要不断找准政府的定位。确保职能归位，回归到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市场秩序的建立、公共产品的提供、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垄断等障碍的破除，以及外部性问题的解决等方面上来。政府和市场关系处理的得当与否，将是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标准，也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完善与否的重要衡量尺度。

　　四是建立科技创新的新体制新机制。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要成为科技强国。“李约瑟之问”和“钱学森之问”也让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我们的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存在什么样的痛点亟待解决，制度性体制性障碍如何破除。只有深入问题导向，破解体制性阻隔，才能打造科技创新新体制。

　　五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曾几何时，开放是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的窗口，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站在新的时代转折点上，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身和所处的世界，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贸易往来应该如何进一步进行战略谋划?新时代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新使命新担当?对外开放的格局、方式和水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如何融入到对外开放的更高水平的新体制之中，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这些都要求我们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当前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三到五年来看国际贸易之争难以避免，从十年到二十年来看是科技之争，从三十到五十年来看则是战略之争，从百年以上来看，是制度之争，从更长远来看，则是民族精神和文化之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制度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通过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更长远的繁荣昌盛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编辑: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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