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
导读： 叶嘉莹说自己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教书，她说自己“好为人师”，天生教书的料。
叶嘉莹，号迦陵，中国古典诗词大家，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
2014年，叶嘉莹90岁，但她的人生节奏似乎并未随年龄高迈而放缓。这一年，她正式返回中国定居南开、著作集再版发行、参加研讨会、开办个人影像展、带研究生、出席讲座，这位身形瘦削的鲐背老人，“叶”落归根后，置身诸多事务，看起来能量依旧。
叶嘉莹说自己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教书，她说自己“好为人师”，天生教书的料。确实，采访她，她讲起话来字正腔圆，声音清亮宛转，并且几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讲授诗词、释疑解惑的话锋，但都很真挚自然，并非刻意，也许是“职业病”。
“每讲到杜甫的‘每依北斗望京华'，我眼睛里面都是泪水，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年能够回到我的故乡北平。”叶嘉莹出生在军阀混战的乱世，年少求学又遭逢抗日战争，时势动荡，24岁婚后随夫赴台，自此远离故土，漂泊流离数十载。北平、台湾、美国、加拿大、天津，构成她人到九十的漂泊地图，叶嘉莹说，“我平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这就是命运，我没有办法我就落在那里。”
当然，能归结为命运的不止这些。16岁时母亲去世、并不幸福的婚姻、遭遇台湾“白色恐怖”、独自养家、被迫居留加拿大、大女儿及女婿双双车祸身亡……谈及这一生历经的忧患劫波，叶嘉莹从不回避，她说自己向来不是一个悲观的人。但备尝大悲大苦，诗词或许是她唯一直抒胸臆的出口，她写“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馀哀”，“一世多艰，寸心如水。也曾局囿深杯里。”即便如此，叶嘉莹也不拿诗词作慰藉，她说她不是一个弱者，不需要慰藉，“诗词是理想”。
不承认自己是弱者，叶嘉莹同样不认为自己是强者。因自幼浸泡中国古典诗词文化，一生又执著于此，她由诗词感发出“弱德之美”，她常常用这个自创的词语来相容自己之于人生的态度，“弱是你取一个弱的姿态，但本身我有自己的持守，不会随波逐流去改变”。
我不知道叶嘉莹算不算一个强者，但我知道她肯定不弱，她很韧，甚至有点倔。采访中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古典文化的冲击，她由古及今把中国人的盲从跟风批了一番，“中国人常常这样子，一窝蜂过犹不及，听风就是雨，非常感情用事”，严辞质问“中国人怎么这么没理性?”听了我读给她听的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周啸天的争议诗作，她也毫不留情地捍卫起诗词的尊严，“现在的人不懂得格律，把格律破坏之后没有任何的美感”“他根本没有审美的观念，随便写一个就说我这也是一首诗了，诗有诗的质素。”
从小饱读诗书又工于诗词曲赋，没有人会否认叶嘉莹是一个才女，除了她自己。“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尤其这些莫名其妙的‘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自己以为是才女，而且还修饰打扮，又才女还兼美女就更得意得不得了了，我对于这样的女子并不欣赏。”叶嘉莹一再强调，她是一个穿裙子的“士”。她也说她从来没有过对爱情的憧憬，因为“那是最无聊的事情”，而幽闺自怜更是肤浅，“我不是一个总找人家怜爱的女子，我不需要”。
鉴于她个人的经历，当我试图探问有关新女性的话题时，叶嘉莹突然显得有些激烈，却也率性，连续反问“什么是新女性?”“她要个人自由做什么?”“不被驯服就是好处吗?”“爱情的自由，今天跟一个人结婚，明天再跟另外一个人吗?”如果用时下最流行的话描述叶嘉莹，只能说，“这个老太太，也是蛮任性的……”
很难想象，90岁的一代诗词宗师，如今过的是“剩饭剩菜一热就吃了”的独居生活，“现在接电话、开门、安排一切，这些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独立的。”不要认为这是晚景凄凉，因为这就是叶嘉莹，一生高洁自若，不依不傍自成方圆，却也食尽俗世烟火，她说自己活到现在，“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采写/杨海亮)
我在国外怎么讲诗词：From Mao to Mao
凤凰网文化：首先非常荣幸能邀请到叶嘉莹先生做客凤凰网文化《年代访》。凤凰网今年举办的国学大典将“年度海外影响力大奖”颁给了您，我们都知道，您在海外授课的时候是用英文跟外国的学生讲授中国的古典诗词，据您的了解，国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接受度是怎么样的？
叶嘉莹：因为诗歌感动人的力量是本身它的音节、声音、文法上的组合、还有它的一些节奏。当你把它翻成另外一种语言，还不要说你从中文翻成英文，你就是把中文的古诗翻成了白话，它的美感都完全不同了。美感是一个整体，这个文字整个的字形、字音、字意，它的节奏、它语言的文法上的结构，这个都是关系到诗歌的美的重要元素。所以当你用另外一种语言把它翻译了，顶多它只能翻译一个大意，而不能够整体传达这个原诗的美感。
我在国外讲诗，我其实是用了英国的一个教授，叫戴维德·哈克斯，他在很多年前就翻译了一本杜甫的诗，叫《A little premier of DuFu》。premier就是一个入门的书，一个很小的入门的书，关于杜甫关于入门的书。我觉得他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杜甫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叫《春望》，诗是这样写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个地方你看，别字要念“bie”它是一个入声字;胜利的“胜”在这里念“生”，是不能够经受的意思。那这首诗怎么讲?我以为哈克斯教授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他先怎么样呢?国破山河在，我说过你一经翻译你这个语言就改变了，你要真的让外国人尽量体会到原意。所以他先是，是国破山河在，他是拼音，告诉你这个诗原来五个字的读音是国破山河在，没有他这个例证在这里。我现在因为英文的字很小，我要换一个眼镜来看，所以我带了两个眼镜在这里，因为我说过我年岁太老了，九十多岁，耳朵眼睛都退步了。他是先翻译字音国破山河在，他下边一个字一个字给你翻。
而我比他更多一层呢，就是我要讲这首诗之前，我先要把杜甫写这首诗生活的背景，他写这首诗的感情，让同学们能够了解。
特别是我经过了八年抗战的人，我自己知道，卢沟桥事变我在初中二年级，初二初三还有高中的三年，大学的四年，我是在沦陷区里生活的，而当时我的老师和亲友，比我年长的，因为我在初中二年纪小孩子，有很多人在抗战的时候不愿意留在沦陷区，要逃到后方去。很多人在逃难的路途之中被抓回来了，就把他赶回到沦陷区的北平来。
杜甫当时也是如此，他要去后方被抓回来关在北平了，那么他还是一心想要逃出去，去年就被抓进来了，已经过了一年到了今年的春天他还没有逃出去了，他就出来看到长安还是旧日的长安，但是长安已经沦陷了国破，山河是依旧没有改变，国破山河在，而现在又到了春天，当年的长安的繁华，你要知道开元天宝的盛世，每当春天的时候那曲江的边上，乐游园的园中倒是四里如云。
把作者的背景讲了，每个字每个字的读音，每个字每个字的翻译都讲了。我再返回讲大意，那么听讲的学生，虽然也许我的英文文法不够正确，也许我的英文发音也不够正确，可是他们本来也不是跟我学英文的，他们加拿大人就是讲英文的，只要我的英文能够把我的大意说出来，我这些讲义也可以印给他们，“国破山河在”，最后声音和翻译都在那里。
当我讲的时候，他们同样的体会，而且同样的感动，因为我把杜甫这个人，唐朝的整个时代的背景都说给他们听了，所以我的课说实在的，还是非常受欢迎。我刚刚接这班课的时候，它叫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就是中国英文，但是英文翻译的文学，等于是对于中国诗歌的整体的介绍。他们说From Mao to Mao，从毛诗到毛泽东的诗词什么都要讲的，内容非常丰富，无论讲什么我都是把字音、字意、作者的时代背景都讲给他们听。
所以本来这个选课的很少，只有十六七个人，我教了一年以后选课的有六七十个人，所以我英文虽然不够好，但是我教书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这个效果还不是后来我到温哥华用英文教书，才知道我的效果好。
为养家才被迫留在加拿大 曾苦学英文授课
叶嘉莹：我去国外第一个教书的地方是密歇根州立大学，那个时候是台大给我交换出去的，我跟台大说了，我用中文，我是在中国教诗词，我的英文不够好，所以我要求对方听讲的美国人要能够懂中文，因为是他们请我，我有权利，我要求如此。
我到哈佛大学也是如此，哈佛大学请我去做客座教授，我说我教研究生，研究生要学过中文，我要用中文讲，我不用英文讲。我后来要用英文讲是因为我留在了加拿大，那是我临时留下来的，本来美国请我去，但是因为办签证，我要接我父亲出去，他们说你要办移民。那么办移民要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够办成功，而我的先生在美国没有工作，我的大女儿小女儿一个读大学，一个读中学，她们无以为生，我要在台湾拿台币三十几块钱换一美金供养他们，我没有办法供养，所以美国请我去，可是我也不能够把我父亲一个人丢在台湾了，八十岁的老人。
我要接我父亲去，那么这个接眷属没有接成功，我是临时留在了加拿大。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他讲条件。
凤凰网文化：对，后来我在您那个口述传记里面也看到过您这样的经历。
叶嘉莹：对，所以他逼着我说你一定要，你不能只教两个研究生，你要教大班的，用英文讲的课，所以我是被逼的。我当时找很多的英文书做参考，而且我晚上查生字查到半夜两点，所以到现在我还是两点钟睡觉，这是当时养成的恶习。
不能盲目用西方文艺理论套中国诗词
凤凰网文化：因为在国外其实是西方文艺体系的那一套，它主导的是西方文艺理论体系，这个西方文艺理论体系有没有影响到您的授课方式，包括您对古诗词的研究。
叶嘉莹：有很大的帮助，我因为在那里被逼着用英文教书，每天要查生字，我就查英文生字，而且你要知道，我几十个人的学期的考试和报告都是英文的，不但要查英文去讲书，我要查着英文字典来看卷子，我的博士生写论文，论文都是英文，我要查着生字来看他们博士论文。我是被逼出来的，那当然我这英文就慢慢进步了，而且我觉得你在西方教书，也应该对于西方的文学理论有一点了解。其实我说过我这个人不但好为人师，其实我更大的爱好是好为人弟子，我喜欢学习现在的东西。你想一个妇女已经四十多岁了，要逼着你学英文，要养活一家人，那我每天哭哭啼啼，每天跟丈夫吵架，我们还怎么过日子?
所以我什么都不讲，我就埋头认真去准备，备课去教书。我也爱学习，所以我还要抽空去听，去听外国人的文学的理论的课程。人家是怎么讲的，人家是怎么分析的，所以我也旁听了很多课程。
凤凰网文化：他们那西方文艺理论体系对中国的古典诗词的解读会不会有一些偏颇？或者甚至会扭曲中国的古典诗词？
叶嘉莹：但是你要加以选择，你读书的时候你不能盲目的接受。现在也有很多人用西方理论套到中国，它完全套不上去，这是不相符合的，你要发现你能够用的来用。有几个是基本的，一个就是语言，所有的语言都是符号，而所有的诗的美感都是从符号产生的，国破山河在，这些都是符号。不管它的meaning还是pronunciation都是符号，声音也是符号，所以符号学是重要的。而且西方的理论从new criticize，他们叫新批评，他们就提倡叫close reading，close reading就是细读。细读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方法，你要对于它的每一个语言，每一个文字，每一个符号都要有深刻的理解，我觉得这个理论是一个基本。
1974年首次回中国大陆：眼流涕泪心狂喜
凤凰网文化：其实您1974年的时候，从1948年离开祖国大陆到1974年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中间26年，当时您回国的时候写了一首长诗，而且长达2700多个字。下了飞机重新踏上故土，还记得当时那种感受吗？
叶嘉莹：那当然，我刚才也是给那位朋友讲了，现在因为交通这么方便，像张静老师(助理)跟我到加拿大，每天晚上她打开那个我不知道的什么机器，家人就面对面的谈话了。你像我们当年1948年到了台湾，我们就跟亲人真的是隔绝了，我们没有现在的这种通讯工具，而且台湾在戒严，也不允许你这样做。我说我每讲到杜甫的“每依北斗望京华”，我眼睛里面都是泪水，因为我不知道我哪一年能够回到我的故乡北平，就“每依北斗望京华”，我给这里的就是现在的学生讲杜甫诗讲到我这种感动，他们就说老师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感觉。当然他们现在交通这么发达，你想到哪到哪儿，有手机短信，没有这种感觉了。
凤凰网文化：对，以前都是家书抵万金。
叶嘉莹：是啊，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们现在什么家书抵万金，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所以现在环境不同了感觉也不同。当我有三十年离开我的故乡以后，我1948年走的，我1974年第一次回来的祖国行，差不多将近三十年，还不到三十年，二十多年吧，凑整数就是三十吧。我回来内心是充满了激动，所以我说“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我眼流涕泪说的是真的。我还说“银翼穿云认归京，遥看灯火动乡情”，我坐飞机飞到北京的上空还没有降落，我看到一条长街的灯火，我就想那是我小时候常常走过的长安街吗?所以我就流下泪来了。我还是直到北京看见长安街的灯火才流泪，我的一个同学也是辅仁大学的一个女同学，她也是跟故乡隔绝了三十年，然后她是坐火车从香港岛、广州坐火车回来的，她说她从一上火车就流泪留了一路。就我们这种感情，现在的年轻人一点都不能体会了。
凤凰网文化：您当时那次回来之后其实不只是在北京待了，而且去了中国的好多城市，像杭州、上海、桂林，但是那个时候正值中国的文革，比较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
叶嘉莹：文革的最后的两年嘛，还没有完全结束。
中国一定要大一统 不然国家就会乱
凤凰网文化：您那时候看到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
叶嘉莹：那会儿是文革还没有结束，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回来也不是随便参观，是有一个接待的小组，我们从香港就跟中国的旅游公司联系，他就给我安排旅游的行程，带我到处去参观。我也要说，尽管是在文革之中，尽管我们的旧文学的传统有很多是被批评的，可是我当时也看到中国有很多新兴的东西。
我出生的1924年是军阀混战的年代，我们中国从满清然后到民国，民国刚一成立时各地的军阀纷起，你要知道中国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广的土地，每一个地区有一个地方的政权，那时候是各地的军阀;唐朝的时候就是各地的节度使，所以番政之乱，所以中国一定要大一统，不然国家就会乱。各地方各自为政，各自争权夺利，那一定是个乱局。这个人不读历史，我们说通鉴通鉴，历史是一面镜子，你看到镜子就知道，中国的国家的历史，中国的国情，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在历史上分崩割裂的局面?五代十国，南北朝什么这些东西，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那死伤有多少人。
我出生的年代就是北伐混战的时候，我在初中二年级就是卢沟桥事变我们就沦陷，我知道我们国家一直是在破碎战乱之中的。
凤凰网文化：然后您回来之后？
叶嘉莹：所以我回来不管我们古典文化当时是怎么样，但是我看到祖国总是一个统一的，虽然还贫穷，但是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的这样一个局面。当然这个参观，有它的安排，他们带我看了很多都是很好的东西，所以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中国能够自己独立完整地站起来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最后的祝愿是说祖国现在能够统一，能够自立自强，这是一个难得的开始，经过列强的欺负，经过这么多的战乱，国内的军阀，国外的侵略，现在能够统一，能够独立，这就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说我希望我的国家你们以后好好做。
凤凰网文化：其实那时候您没有看到太多文革的历史印记，它也是一场劫难其实。
叶嘉莹：对，当时我没有看过文革真正的打斗，自然有很大的破坏。
我平生都不是自己的主动选择
凤凰网文化：您在1948年的时候您才24岁，选择南下结婚，我看您的口述传记之后就觉得您结婚之后感觉您整个命运就一直在发生各种转折和突变。
叶嘉莹：我觉得我只是，因为人你有时遭遇到什么事情不是我可以预测的。我结婚是我老师介绍的，结婚之后本来我先生在南京是在海军士兵学校教书，我也不知道国民政府这么快就败退到台湾，这就是大时代小人物，我就跟着他就去了台湾，不是我的选择。
我去了台湾之后我就教书嘛，我这个人大概天生来就是教书的材料，我教书教得不错，我就到了三个大学两个电视台都在教书，然后台湾大学把我交换到美国，这都不是我的选择。不过教书是我一直喜欢的工作。
凤凰网文化：您结婚之后去了台湾，其实遭遇了白色恐怖的时期，当时台湾的政治气候是什么样子的？
叶嘉莹：台湾政治气候，当时刚刚到那里时候，蒋介石是很害怕共产党会把台湾解放了的，所以他很严格地管理。
凤凰网文化：您1978年的时候一直在致力于申请回国讲学，而且费了很多的周折。那时候您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中国去传播古典诗词？
叶嘉莹：是，以前我写《祖国行》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我能够回来讲学，我想我顶多回来参观旅游就是了。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我这个古典文学没有办法回来教书。后来四人帮垮台了，大专院校恢复招生了，我就想回来了。而且我说过，我平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
我结婚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去美国也不是我的选择，留在那么美好的加拿大温哥华这不是我选的，这就是命运，我落在那里，我没有办法就落在那里。
凤凰网文化：都是被动的。
叶嘉莹：都是被动的，只有回国来教书是我唯一的我一生一世的自己的选择。所以我曾经写过《向晚两首》，“向晚幽灵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于襟，渐看飞鸟归巢近，谁与安排去住行。”我写了这么几首诗，就是说我已经五十多岁了，而且我历尽了挫折苦难，而且我的大女儿就在前几年车祸，我的大女儿大女婿都车祸死去了。我历尽了苦难，本来以为两个女儿都结婚了我可以安定生活，在加拿大养老了，可是我经过很多的挫折，那我想我这一辈子要做一些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一直是喜欢诗词的，我觉得诗词给外国人讲我是作为谋生，作为一种文化的交流，但是真正的诗歌的本身的生命一定在自己的祖国。我觉得我要教诗词是要回国来教。
凤凰网文化：您那时候就是觉得“祖国”这两个字对您的意义特别重要？
叶嘉莹：对，就是像我的家乡，我的根源所在嘛。我一定要让我的国家，我的文化，我一定要为我自己的本土尽点力量。
我不是说我个人安居乐业，温哥华风景也好，气候也好，我只要在那里享受就好了，我还是要为我的国家做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