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17名医护人员本月远赴非洲抗击埃博拉

　　1月6日上午，由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17名西安医护人员组成的西北首支抗击埃博拉医疗队启程，准备前往非洲执行疫情防控任务。他们将在恶劣的环境下，甚至冒着殒命的风险，救治一个又一个素昧平生的生命。他们就是援外医疗队的队员——援外医生，被受援地群众亲切地称为“中国医生”。

　　卫生援外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据统计，自1963年我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以来，已经先后向全球67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2万多名医生，救治了数以亿计的病人，为非洲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医护人员。

　　陕西省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照国家整体外交部署和卫生部援外医疗工作安排，1971年4月，我省向苏丹派遣了第一批援外医疗队。截至2014年，43年里，我省共派遣出39支援外医疗队共950名医务工作者，赴苏丹、马拉维等非洲国家以及大洋洲瓦努阿图国开展医院援助工作，累计接诊病人810余万人次。其中，派往苏丹的医疗人员最多，43年里，共向苏丹派遣医疗队31批，共854人次。

　　这些医生援外的时间一般为两年一期，有的援外医生期满后继续留在当地工作，援外最长的达6年之久。由于他们援助的大多数非洲国家卫生条件落后，黄热病、疟疾、艾滋病等传染病非常多，有的国家还时常发生战乱，半数以上的援外队员在援助非洲期间曾染过疟疾，有的反复多次发病。

　　但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援外医疗队员们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精湛的医疗技术，开展着白内障复明、心脏搭桥、内窥镜微创和关节置换等手术，开创了受援国医疗史上无数个第一，无数疑难病症得到成功救治。

　　今天，让我们走近这群可爱的援外医生，了解他们动人的援外故事。

　　援外期间曾染疟疾 但她仍想再去一次

　　45岁的杨焕芳是西安市第九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2009年8月至2013年9月，她曾到非洲苏丹的恩图曼友谊医院和阿布欧舍医院进行过长达4年的援外工作。虽然当地条件艰苦，并一度让她染上了疟疾，但杨焕芳说：“如果有机会，退休前，我想再去苏丹当一次援外医生。”

　　苏丹是世界上著名的“火炉国”，气候炎热，生活环境恶劣，最高温度可达50℃以上。杨焕芳说，在苏丹援外期间，她们工作的医院是用彩钢板搭建的，还经常停电，身上的衣服常常湿了干、干了湿。当地物产不丰富，能买到的蔬菜只有土豆、茄子、西红柿、辣椒等几种。

　　那里还是疟疾横行的地区。“我们接触的患者中得疟疾的不少，为了防止染上疟疾，我们都穿着长衣长裤，害怕被蚊子叮咬，因为疟疾通过蚊子传播。”杨焕芳说，但很不幸，她还是染上了疟疾，“那时浑身发烧、打寒颤、疼痛，很难受，如果得的是脑型疟疾的话，致死率还很高，因此有点担心，还好，打了一星期针后就恢复了。”

　　她和队友们每天忙碌地救治着当地患者。“当地人都亲切地叫我们‘中国医生’，说我们是上帝派来的使者，每天有好多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找我们看病。”杨焕芳说，为了给更多患者看病，她们常常放弃休假，加班加点救治患者。

　　援外期间，杨焕芳两年才能回家一次，想家人时只能在视频上“见个面”。两年期满，杨焕芳本可以回国，但当时我省选拔外援儿科医生有困难，最终她又留在苏丹工作了两年。“在我继续留在苏丹期间，我公公患了老年痴呆，爱人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公公、孩子以及他年迈的爷爷，特别不容易。”杨焕芳说，援外前，她儿子刚上完初一，等她回来时，儿子都要上高三了。

　　虽然援外生活很艰苦，又要远离家人，但杨焕芳仍有些向往，她说：“如果有机会，退休前，我还想再到苏丹当一次援外医生。因为这是人生中难得的经历，能用所学为非洲人民做一些服务，我觉得很荣幸。”

　　初涉苏丹 “哭都来不及”

　　“1996年，我们去苏丹当援外医生，刚出机舱门就有种上当的感觉，但当时哭都来不及了。”西安市中医医院眼科主任张宏说，去之前，他们一行四人想怎么也是国家派出去的医疗队，至少居住的是一个公寓吧。当被当地医院的院长接到驻地时，他们全部傻眼了，随行的女队友忍不住失声哭泣。

　　他们的目的地是阿布欧舍，这个地方比苏丹首都喀土穆条件差劲得多。他们来到当地政府安排的居住地——一个如同废弃工厂一样的地方，“大门是一个破旧的铁皮门，三四间平房，杂草丛生，窗户连玻璃都没有，有一个破旧的桌子，还得肩负着灶台的作用，锅碗瓢盆更是没有，这让大家犯难了。”张宏说。

　　苏丹的气温在40℃左右，紫外线非常强，张宏和同行们的皮肤被晒裂了，由于没有带护肤霜，只好用菜油代替。这里的蚊虫特别多，大家相继患上了疟疾。

　　这里的白内障患者很多，张宏一天接诊的患者中就约了几十个必须做手术的人。“没有裂隙灯，只好用手电筒代替检查。而且没有手术器械，怎么办？”张宏说，“必须要手术，当地医院院长拉着我就跑到首都国营的医疗器械公司库房去挑选，结果选了一天都没有选出来一件适合眼科手术的精密器械。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去首都医疗队向其他国内来的同行去借，哪怕是能借到一件旧的，人家淘汰的也好啊！由于大家来的时候带的器械都很有限，所以很宝贵，我利用人情关系求了半天，在人家弃用的里面挑选了还可以用的器械拿回来做手术。”

　　由于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在当地，“中国医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名称，他们在当地休假时做客患者家，患者常常用最高规格接待他们，贫困潦倒的苏丹普通人家为了接待这群辛苦的“中国医生”且表达最高的敬意，会杀了家里唯一的羊。

　　1999年~2001年，张宏再次来到苏丹进行援外医疗，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张宏此次出行前做了充足的准备，再次见到第一次援外时与他搭班的当地男护士，他热情的握手，这名男护士没有张宏想象的笑容，握手后紧紧拥抱张宏，两行泪水划过面庞。来到了熟悉的地方，曾经的患者见到他都热情的呼唤他“眼科张”，淳朴的民风让张宏不再去思考那里的环境有多恶劣，经济有多落后，打一个长途电话回家都要好几百块钱，甚至一两千公里外还有战乱。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标签——“中国援外医生”。华商报记者 王玮

　　为艾滋患者做手术很平常

　　马拉维是一个内陆国家，位于非洲东南部，是联合国宣布的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约有劳动力400万人。有4所中心医院、25所地区医院，48个乡村医院，440个医疗中心，101个诊所。平均1000人拥有1.3张床位。医疗卫生条件极差，2005年人均寿命为46.3岁。据马方官方统计15～49岁人群中约23%携带艾滋病病毒。

　　2009年陕西省卫生厅派出的首批16名援外医疗队队员，都是省市级医疗机构的骨干，涵盖了内科、外科、骨科、妇产科、麻醉科、小儿科、放射科等专业领域，最年轻的35岁，最大年纪55岁，分别在马拉维首都的卡姆祖中心医院和北部城市姆祖祖中心医院承担医疗工作。鲁琪是西安市第五医院外科主任，也是中马建交后第一批援马医疗队长。

　　“尽管之前已经告知队员马拉维的艾滋病人多，但真正投入工作后发现，病情的严重程度仍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鲁琪回忆道。 “马拉维的艾滋病人很常见，每两个病人就有一位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因为是外科专家，鲁琪承担着大量的外科手术，尽管防护措施很到位，但手术过程中，被针、刀片等器械刮伤的几率很高。

　　2012年的一天，鲁琪在手术中发生意外。因为准备医疗器械，手术刀不小心割破了手指。“那天我有3台手术，第一台是为当地一名HIV妇女做腹腔肿瘤手术，手术很顺利。第二台手术时，因为疏忽，在准备过程中，手被划伤。”鲁琪在坚持为病人做完手术后做了紧急处理。谨慎起见，在征求病人同意后，医院为患者做了血液检验。比较幸运的是，检查呈阴性，没有感染。四年间鲁琪在手术中共受伤三次，且都呈阴性。但其他同事就没有如此幸运，“我亲眼看到，医疗队的一妇产科女医生，不小心割破手指，当时就瘫软在地。一位俄罗斯的援外医生，八次割破手指且五次都呈阳性，之后吃了很多抗感染的药物，并伴随有恶心、呕吐、全身乏力等诸多症状，仍不能保证病毒完全排出体外，最后被送回国内治疗。”

　　2009年3月至2013年3月，因为表现突出，鲁琪在马拉维多待了一期，共4年，是马拉维医疗队中援助时间最久的一位，4年间只休过一次20天的探亲假。在日志中鲁琪这样写道“虽然我们援外医疗队员每天都要面对着艾滋病、疟疾、霍乱等传染病的威胁，每天都要承受着远离祖国和家人的孤独，每天都要经历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超负荷的工作强度，随时还有可能遇到社会治安和交通意外的风险。但是，我们却经历了，我们也收获了，这是一笔丰富的资产，这也是一段美丽的人生。” 华商报记者 王蓓

　　巧克力的滋味 在医患间传递

　　西安交大一附院泌尿外科李旭东医师被派往苏丹，担负着恩图曼地区和北喀部分地区的医疗援外工作，这里生活贫穷环境差、长年传染病肆虐。

　　李旭东所在的泌尿外科共有五位医师，其中两名中国医生，全年接诊门诊患者2000余人，完成手术200多台，这些几乎都是他和另一名中国医生主力完成的。在苏丹的日子，让他重新理解了医生的含义，理解了医患关系。

　　有一天晚上，李旭东在驻地的办公室轮休。另一名队员带着两个苏丹人拿着纸条来找他，纸条上用英文写着：病房里有一个病人有血尿需要帮助。李旭东和病人家属来到了病房，病人是一位老人，在其他医院留置导尿时损伤了尿道转到该院，病人的膀胱胀得很大，尿道口有很多血迹，由于原来的医院处置不当，将患者的尿道扩裂，形成了比较难处理的并发症。当李旭东告诉病区的主管医生病情很麻烦时，病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表现得有些恐惧。

　　重新插尿管比较痛苦，在苏丹所能做的就是表面麻醉，缓解疼痛的程度有限。李旭东口袋里有两块巧克力，是早上泌尿科一个大夫给的。苏丹人爱吃甜食，见面时大家一起分享，以此传递甜蜜和幸福。于是，李旭东把巧克力放进老人嘴里，用额头顶着老人额头，虽然语言不通，但老人慢慢平静下来，焦虑少了。李旭东拔出原来的导尿管，他能感觉到病人在疼痛时使劲嚼了几口巧克力，用手紧紧地攥着儿子的手。李旭东慢慢放入新的导尿管，导尿管流出了淡红色的尿液。放置结束后，病人一直在说：“阿哈木杜里拉，阿哈木杜里拉”(真主保佑、感赞真主)。在老人的眼里，中国医生就是真主派来的使者。

　　老人的孩子坚持要把医生送到楼下，一路上不断地说“thank you”。其后两天，李旭东都去看望老人，观察尿管里是否有血迹，是否需要冲洗。他说，他始终忘不了老人的脸，棕黑色的皮肤，刀割一般的皱纹，每次去他都会带几块巧克力和老人一起吃，也会用额头碰碰他的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