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朝“重典治吏”的再思考

“重典治吏”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很深的思想根基和制度延续，而明朝将“重典治吏”推向了极致。众所周知，朱元璋生于行伍之间，长于乱世，与贫贱交好，深知百姓之疾苦，深恶官吏之贪恶。他的经历为他当政后推行“重典治吏”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明朝的治吏政策堪称中国历朝之典范，其治吏用刑之重也是无与伦比的，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朱元璋于洪武六年（AD 1373年）颁布了《大明律》。在《大明律》中对贪污、腐败、渎职者一概处以绞刑。之后，在洪武十八年又颁布《明大浩》，这是朱元璋亲自编篡的一部特别刑法，它把“重典治吏”推至极端。下面具体看一下，明朝是任何重典治吏的。

严法整饬吏治，严惩官吏失职、渎职行为。《大明律》规定“凡军官，应旨而不请旨者，及应论功而不论功者，该官吏当处绞；若文职官，应有犯应奏而不奏者，杖一百，有所规避者从重。” 《大明律·刑律·受赃》规定 ：“官吏受财，坐赃致罪，官枉法赃八十贯者，绞；吏枉法赃一百二十者，绞。”可见，明朝对于官吏失职、渎职、贪污行为的处罚的相当重的。 

创立“奸党罪”，严禁臣下朋党。《大明律·职制》中规定：“凡奸邪进谗言者，斩；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絮乱朝政者，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对于官员结党，处罚往往罪及数百人。 

酷刑处罚贪官污吏。明朝在原有刑罚的基础上，还创立了枷号、庭杖等刑罚。并且还采用了奴隶社会才存在的挑筋、断背、枭首、剥皮、凌迟等酷刑。据《明史·刑法志》记载：“明世宗嘉靖三年，因朝臣韦熙等一百三十人谏争大礼事被庭杖，当场毕命者十六人。”同时，在俯、州、县设立“皮庙场”，即剥贪官污吏之皮，以草充之，置于庭堂，以警后者，这样的刑罚可谓触目惊心。对于其效果，《大浩续篇》中记载；“今贪官污吏者，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

客观来讲，明朝的重典治吏对于明朝维护统治，提高行政效率，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政权起了一定的这作用。与此同时，酷刑治吏也带来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它造成统治阶级内部众叛亲离，人心不稳，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在司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官场中人心惶惶，相互包庇、猜疑，严重地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发挥。对于贪污者不仅不能起到威慑作用，反而使其贪污更甚，贪污者更多。

对腐败课以重刑，不仅不能达到反腐败的目的，而且也不符合现代民主人权的要求。明代的“重典治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那么现代社会，特别是转型时期的现阶段，应任何有效地反腐败呢？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健全制度：

改变政府职能，使政府行政公开化、透明化，建立完善的行政监督机制。腐败之所以能产生，是因为有其滋生的土壤。现阶段，我国还没有完全建立公开、透明的行政机制，也缺乏行之有效的行政监督体系，这就为一些腐败行为提供可乘之机。近年来，中央进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如政府公布“权力清单”等措施，从而促使行政更加公开透明。这就可以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逐步建立官员“不能腐”行政实施和监督机制。 

进一步改革我国政府的用人机制，从单纯注重才能转向注重德才兼备，进一步增强官员的“责任意识”。同时，拓展我国的人才来源，应不拘一格用人才，做到“善用人、用好人”。同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为公务员创造一个规范、良好的工作环境，建立公务员的教育培训和职业保障制度，提高公务员的工作效能。总之，腐败中，人的因素是主导因素，应从人的思想深处杜绝腐败观念的滋生，让官员树立“不愿腐”思想理念和道德操守。

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进一步规范我国司法审判机制，建立完善的司法监督体制，做到：“严格司法、公正司法、文明司法”，确保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以腐败者受到的应有惩处来教育政府工作人员，让政府工作人员产生“不敢腐”的畏惧。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对腐败的威慑力，起到警示教育和预防腐败犯罪的作用。

（作者：旬邑县人民检察院   解双朋     编辑：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