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陕军”浮沉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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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0日至25日，首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举办，这是继上海、北京国际电影节之后，在中国创办的又一个国际性、综合性、开放性的大型电影对外交流活动。
作为中国影视文化重镇，陕西影视一度造就了华语电影的辉煌成就。从黄天厚土走出的“影视陕军”不仅向世人展示了陕西独有的历史文化和人文魅力，更是在全国打响了自己的品牌，形成中国电影的陕军时代。
为了全面认识、了解陕西影视产业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借首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之际，我们对陕西影视产业作了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调研报道，采访影视从业者、专家学者和行政机构，倾听他们的想法、意见和诉求，以期对陕西影视文化的发展有所借鉴、启示。
本调研报道分为三篇，上篇为“历史篇”，着重阐述影视陕军的发展历程和取得成就及经验；中篇为“现实篇”，重点分析陕西影视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下篇为“未来篇”，主要思考陕西影视未来的发展之路，针对现存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新华网陕西频道10月19日电（储国强 马泽文）在中国影视界，从陕西走出了一批著名的影视人，他们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打造出“影视陕军”的旗号和品牌，造就了华语电影的至高荣誉。
如果把1958年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建立作为影视陕军诞生的标志，那么到今天，影视陕军已经走过56年的历史。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影视陕军可谓是走过了一条崛起、繁荣、衰落以及复兴的浮沉之路，值得让人回望、回味。
电影《丝路花雨》海报。
电影《红高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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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影路上走出的“影视陕军”
在古城西安市地标性建筑大雁塔的东边，有一条充满文艺气息名字的道路——西影路，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唯一一个以电影单位名字——西安电影制片厂命名的道路。
西影路508号，是原西安电影制片厂、现西部电影集团的所在地。30多年前，这里几乎是全国文艺青年心目中的殿堂，是来西安的必看之地。
在“西影”工作了30年、现为西影集团副总经理的孙毅安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西影在拍摄《丝路花雨》时，光剧组演员就有300多人，全都是美女帅哥，“那时候西影路简直就是香的，空气中飘散着演员的脂粉香气”。
如今，走进西部电影集团的办公楼，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张曾激动人心的电影海报：《人生》《红高粱》《野山》《老井》……在西影历史陈列室，让人眼前发亮的是数百个各式各样的奖杯，位于中心是一座金熊奖杯，那是1988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获得的柏林电影节大奖。
西影曾代表了华语电影的最高成就，在全国电影制片单位中，西影第一个在国际A级电影节获得最高奖项，迄今总共获国内外各类奖项300多个，获的国际奖项数量全国第一，影片出口量全国第一。
西影走出了吴天明、张艺谋、滕文骥、田壮壮、陈凯歌、顾长卫等一大批著名导演，以及芦苇、孙毅安、杨争光等编剧，巩俐、姜文等演员也是通过西影的作品为世人所熟知的。
1985年被分配到西影厂工作的国家一级编剧孙毅安，见证了西影的崛起和繁荣。他认为西影在一个时期甚至代表着中国电影，“西影厂的制作人才在全国影响很大，业内一度有‘没有西影人就组不成剧组’的说法，全国各大剧组几乎都有陕西人，剧组人员都学陕西话，以讲陕西话为荣”。
追朔西影的历史，它其实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根据中央指令建立的电影厂，1955年开始筹备，1958年在大雁塔东边三百米远的一块地方正式宣告成立。西影一位退休职工回忆说，当时附近还是大片的麦子地、玉米地，刮起风来路上尘土飞扬。
早期的西影是根据国家的计划要求来摄制电影，由文化部电影局下达影片生产任务。计划经济时期西影并没有很突出的成绩，那时最能代表西影水平的是1963年拍摄的黑白故事片《桃花扇》，但这部片子在1964年遭到政治批判，文革中更被称为“反革命复辟的宣言”，导演孙敬因此蒙冤十多年。
西影的崛起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特别是在1984年以后西影开始发力，黄建新的《黑炮事件》、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孩子王》、田壮壮的《盗马贼》等相继诞生，接连获得国内外大奖，让西影厂在全国声名鹊起。
当时有人形容“中国电影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走向世界的”，孙毅安说上世纪80年代德语和西班牙语翻译“中国电影”，直接就叫“西安电影”，国内一些影院把其他厂的片子冒充是西影的来宣传。那时候各地来西影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几乎包括了今天所谓的“第五代”导演。
“教父”的诞生
1980年代西影的辉煌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2014年3月因病不幸离世的导演吴天明。这位在1969年进入西影厂演员剧团工作的年轻人，因为1979年与导演滕文骥联合执导《生活的颤音》和独立执导《没有航标的河流》而引起关注，1983年，他被陕西省委组织部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
吴天明一上任就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西影厂成为全国首个“厂长责任制”的电影厂，逐渐形成开明、开放的管理制度和制片制度。特别是在人才培养建设上，吴天明打破了论资排辈的用人机制，给予公平发挥能力的机会。孙毅安说：“在他的影响下，当时的西影厂有一种敢想敢干，不怕苦，甚至不怕死的精神。”其他电影厂的编剧、导演纷纷带着自己珍爱的剧本、想法来到西影厂。
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是西影厂的一个转折点。吴天明和张艺谋于1985年在北京认识，他不仅让当时编制还在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张艺谋在自己导演的《老井》中担任主角，还让张艺谋来西影厂独立执导《红高粱》。西影厂的一位老职工讲述到，当时编制在广西的张艺谋只能住在西安籍的妻子肖华（后来离婚）家，吴天明不仅把肖华招进西影图书馆，还分给他们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这在当时是特事特办”。
那时候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编剧、导演、演员，经常都把西影招待所住得满满的。孙毅安说，当时还有集体创作的气氛，有了剧本和想法大家就坐到一起开讨论会，互相提意见。“吴天明让我这样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小伙子，用最短的时间进入了西影的主流创作队伍，我以后的创作，都得益于他的不拘一格和识人善用”。
吴天明的改革给很多人都留下深刻印象，现今的著名编剧芦苇在那时候还是个小字辈，有一天突然被叫到吴天明的办公室，原来吴天明听说他编了两个剧本，问他具体有什么想法，芦苇说自己还想去实践体验一下生活，吴天明当场就批给他500块钱的费用，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虽然芦苇这次体验回来后没有写出具体的本子，但却为他后来在编剧《黄河谣》时积累了经验。
“上世纪80年代西影厂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影坛的一匹黑马，主要原因就在于制度变革吸引了全国的优秀影视人才，加上陕西本身所拥有的深厚文化积淀，从而奠定了竞争优势基础。”孙毅安指出，无论是年轻的张艺谋，还是陈凯歌，只要你有剧本、有好想法，就能“直升”导演。“全国不甘论资排辈的电影人都去了西安，成就了陕西电影的辉煌。那时西影每年能拍十几部电影，100多个国际奖项、200多部重要影片都是那时产生的。”
孙毅安认为，吴天明可以称得上是第五代导演的“教父”，他在短短六年时间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西部小影厂打造成闻名世界的电影制作机构。2005年，众多导演在第一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奖的评选中把导演终身成就奖给了吴天明，这不仅仅是对他导演成就的肯定，也是第五代导演对他的一个集体感谢：没有他，也许就没有第五代导演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