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三秦情未了

　　敬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年了。再过几天，就是老人家90岁生日了。多少往事难以忘怀，多少思念梦萦魂牵，多少话语想对他诉说，多少次梦中醒来，他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他生前的嘱咐教诲，常常回响在耳边—— 要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响应祖国召唤，从上海来到西安，支援大西北建设，他把青春和智慧奉献给了这个第二故乡，在这片当年百废待兴的黄土地上建功立业，最终长眠于秦岭的终南山下。青山巍巍埋忠骨，心系三秦情未了。镌刻于墓前的碑文——“诗书传家，美德昭四世；科技报国，雄心酬三秦”，正是他86年不平凡人生的最好总结。父亲是一个做人做事都极其顶真的人。新中国开国伊始，他就参加了革命工作，自觉接受新思想，认准了一生跟共产党走，全身心地投入恢复经济建设的热潮中，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30岁离开上海时留影，摄于1955年）

　　当年，党中央决定将部分军队转兵为工，整建制转业搞建设。华东地区就接受了两个转业的部队——建五师、建六师，他们除受军队领导外，同时隶属于上海的华东建筑工程部领导。1954年，父亲所在的建六师十六团承接了宁波压赛堰军用机场工程，对外称为宁波工程处。父亲当时担任团部的工务股股长，负责整个团的技术培训和施工的组织领导工作。这段时间，父亲一直奔忙在机场工地上，那时全家都已从上海搬到了宁波老家，但他却很少回家，一直住在工地。由于工作业绩突出，他曾荣立三等功，并光荣入党。

　　1955年前后，建五师、建六师在华东完成几项大工程后，响应国家关于"支援大西北"的号召，相继来到西安，建五师后来去了成都。建六师十六团连人带机器设备整建制落户到西安后，开始筹建隶属于西北建筑工程局的西北金属结构厂。十六团变为工厂后，军人脱下军装，全体转业为工人。

　　父亲在上海刚刚过完而立之年的生日，就撇下高堂和妻儿，只身来到了西安。当时的古城西安，是个被战乱折腾的不像样的“废都”，城墙里面马路不平，电灯不明，城内只有几辆破烂不堪的公共汽车，全城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口“甜水井”，周围百姓都在那里打水吃。城墙外面，荒草丛生，人烟稀少。弯弯曲曲的路边，偶尔能看到些土围墙和茅草棚子。父亲他们筹建的厂址就选在城外一个叫胡家庙的地段，这里属于东郊，毗邻陇海铁路。听父亲说，那时厂子旁边，没有人家，坟堆遍野，全是长的半人高的杂草和坑坑洼洼的水坑，荒草丛中有座不起眼的破庙，半夜里常常还可以听到远处的狼叫声。

　　为什么父辈明知西北的环境艰苦，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繁华的大上海，长途跋涉来到大西北艰苦创业呢？记得父亲生前多次对我们这样说：“那时候，我们这代人，根本就没有想过怎么过舒坦的日子，都是满怀报效祖国、建设大西北的一腔热血和要把旧世界彻底变个样的事业心来到西安的，早就做好了吃大苦的准备。所以，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

　　厂子刚刚建成，父亲就动员母亲携子迁居到西安来。他说厂里已盖好了家属楼，家具可以到行政科租用。于是，母亲在上海贱卖了结婚时置办的全套红木家具，拖着三个孩子，来到了举目无亲的黄土地。可是，到了西安一看，住房是那种苏式砖混结构的筒子楼，几十平米的一大一小两居室。一问家具，原来就是长凳加大铺板，白胚的桌椅板凳而已。夏天没有电扇，冬天没有暖气。厨房里只有带烟囱的炉灶，没有烧的东西，只好从附近木材加工厂买来木刨花、锯末做燃料，直到后来几年才烧上了煤块，这跟上海的条件根本不能相比。

　　面对母亲的不满和埋怨，父亲总是乐呵呵地说，万事开头难，厂里白手起家很不容易，以后厂子发展了，条件会慢慢好起来的。我们弟兄几个从小就是在大铺板床上滚大的。平时放学回家，掀起铺盖，就是写作业的书桌；吃饭时，坐在一溜小板凳上，又成了餐桌。

　　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后，开始是供给制，后来按照政策恢复了原工程师的工资标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为了给国家分忧解难，父亲按照组织要求，主动申请减发工资，从此，每月工资一直是124元，几十年没有变过。在学习“老大哥”鼓励英雄母亲的年代，也许是赶了个时髦，可子女多了，常常入不敷出。后来，奶奶也来了西安，一家九口的大家庭，挤在30多平米的斗室里。一日三餐、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全靠母亲日夜操劳、勤俭持家，度过了那段十分困难的岁月。全家的日子，过得热热乎乎、和和美美，乐在其中。

　　家里借来的那张白坯三屉桌，是专属父亲的领地。夜深了，还常常见他坐在台灯下写写画画，修改图纸……在我们的印象中，父亲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工作，经常晚上下班回家，匆匆忙忙扒拉几口饭，又火急火燎地赶到厂里去，不是下车间就是开会研究工作、组织科技人员技术攻关，等他深更半夜回家，我们早就睡着了。早晨我们还没有起床，父亲早就没影了。父亲在厂里一干就是35年，无论“一五”计划时期建设的西安灞桥热电厂钢结构工程；三门峡、青铜峡水利枢纽的配套钢闸门工程；风陵渡黄河铁路大桥的钢结构桥梁工程，以及各个时期国防建设重点工程和省、市重点工程的设施、设备、钢结构以及钢桥梁工程，还是建筑机械的开发研制，无不凝结着父亲的心血和汗水，直到1989年已经66岁的父亲，才从陕西建设机械集团公司总工程师的岗位上退下来。他毕生为科技兴陕呕心沥血，从一个土木工程师成为大型钢结构工程和建筑机械的专家。

　　文革时，父亲正当年富力强的好年华，却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和“技术黑线头目”，挂牌子被批斗，无辜蒙受冤屈，被迫离开了生产技术岗位，下放到农场劳动。直到70年代中期，工厂响应“深挖洞”号召，在防空洞施工中碰到了技术难题，大家都束手无策时，只好请父亲重新出山。神奇的是，父亲到现场一看，凭借多年的土木建筑经验，很快就逐个解决了施工中遇到的诸多难题，确保了人防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

　　改革开放后，父亲又挑起了全厂生产技术工作的重担，虽已年过半百，但他却又像回到了当年，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他，老当益壮，夙兴夜寐，一心要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他为厂里的技术革新和改造，殚精竭虑，发愤图强，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辉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