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人物——刘鼎
刘鼎
刘鼎(1903年—1986年)，原名阚思俊。四川南溪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赴德国、苏联留学深造。1929年回国后历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闽赣苏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军兵工厂政委，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兵工事业。1936年3月，刘鼎赴西安，系统地向张学良将军介绍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了张学良与中共全面合作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为肤施会谈做了准备。肤施会谈后，刘鼎被任命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1936年春夏之交，刘鼎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西安七贤庄一号院设立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前身——秘密交通站。西安事变后，刘鼎返回延安，先后任延安摩托学校校长、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特科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军工局局长、晋察冀边区工业局副局长、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副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副部长，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全国政协常委、航空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兼航空研究院院长。
刘鼎，四川南溪人，出生于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1924年从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赴德国勤工俭学，由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任教兼翻译。1929年奉调回国，任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副科长，在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33年到闽赣苏区任军区组织部长兼任红军第五分校政委，后应方志敏要求，出任洋源兵工厂政委，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组织制造35毫米小迫击炮和迫击炮弹，用以攻击敌人碉堡。1935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转移，兵工厂也分散到山中开展游击活动。刘鼎等人在转移途中遭遇伏击被俘，后设法逃脱，辗转回到上海，居住在老朋友路易·艾黎家中。为了躲避当局搜查，路易·艾黎将刘鼎介绍到宋庆龄家里暂避。此时，恰逢在剿共中失利的张学良委托李杜、杜重远寻找共产党，于是经宋庆龄引荐，1936年3月刘鼎到西安会见张学良。刘鼎凭着渊博学识和丰富经历，给张学良分析局势，使其对共产党有了深刻的认识，也增强了联共抗日的决心。
刘鼎
1936年4月，刘鼎参加了张学良与周恩来历史性的肤施会谈，东北军和陕北红军达成了前线停战、联合抗日的协议。肤施会谈后，受中共中央派遣以中共驻东北军联络代表的身份返回西安，致力于中共同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和秘密交通站的设立等工作。
在西安，刘鼎深受张学良赏识和器重，他积极协助张学良开展对东北军的改造工作，组建了军官训练团和学兵队，为东北军培养抗日骨干，并且建立抗日同志会。刘鼎除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外，还负责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的通讯、联络和交通工作。他邀请德国共产党员、牙医博士冯海伯到西安开设牙科诊所，以此为掩护在七贤庄设立秘密联络站，接收并转送从全国各地运到西安的各种物资，以解决陕北苏区物资匮乏的问题。他通过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开辟了西安至陕北的交通线，除转送各种物资，还负责人员的输送。叶剑英、潘汉年、邓发等党的重要干部，埃德加·斯诺、马海德、丁玲等人都经这条交通线进出苏区。为保障西安与陕北保安之间的通讯，刘鼎还请来精通无线电通讯业务的涂作潮，在七贤庄一号院地下室装配大功率电台，及时转发红色中华通讯社的消息，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夜，12月12日凌晨，刘鼎向中共中央发去有关西安事变情况的第一份电报，后在张学良的要求下，又发电邀请中共代表到西安协商西安事变的解决事宜。16日，刘鼎乘张学良专机飞赴延安，迎接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并为中共代表团妥善解决西安事变提供了可靠信息。西安事变后，刘鼎协助中共代表，在稳定西安事变后的局势，促进国共和谈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中共中央对刘鼎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毛泽东曾多次评价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30年代在延安合影，右起聂荣臻、刘鼎、罗瑞卿、杨尚昆
1937年3月，刘鼎在协助周恩来处理了东北军“二二”事件之后回到延安。5月，在延安创办摩托学校并任校长。1940年，刘鼎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创办了工业学校兼任校长。根据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敌人有什么，我们也要有什么”的要求，带领太行兵工厂攻坚克难，生产了大量优质的武器弹药，为八路军前方战线提供了可靠的武力支持和后勤保障。1944年1月，刘鼎奉命从太行山调回延安，任陕甘宁军工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刘鼎作为我国军事工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被誉为“兵工泰斗”。
编辑: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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