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精神与浙江经济发展带来的启示

　　杨轶清高燕

　　【作者简介】

　　杨轶清，浙商总会理事会成员、浙江省工商联执委、浙商博物馆馆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高燕，教育部社科司教学与出版处副处长、浙江工商大学科研部人文社科处副处长，公共管理学教授。

　　浙商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在全国具有代表性，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四千精神”和“新四千精神”，成为了始终激励浙商成长乃至发展成为全国标杆的重要驱动力。

　　浙江的经济发展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启示之一：创业精神比自然资源重要，人才比资金重要。

　　浙江省是资源小省，自然资源“丰度”排名全国倒数第二。“零资源现象”是浙江区域经济的重要特征。但是，没有羊的桐乡是中国羊毛衫之乡，没有牛的海宁是中国皮革之都，没有森林的南浔是木地板之都，没有金属矿也没有金属冶炼厂的永康，成为中国五金之都。

　　严格地说，“零资源现象”缺的只是自然资源，浙江的优势在人才资源和以“四千精神”为代表的浙商创业精神。这说明人才资源和创业精神比自然资源更重要。

　　启示之二：提高民营经济的比重和质量，优化资源要素型经济和创新型经济结构比例，着力引导互联网+智能化等新经济业态。

　　浙江的产业结构和发展动能主要不是基于自然资源，而是依靠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引领支撑。创新型经济主要取决于科技、人才和把握市场商机，浙江省企业家精神高昂，创业氛围浓郁，而政府着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促进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平衡发展，全方位引导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启示之三：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是改善优化政商关系的根本基础。

　　浙江省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也走在全国前列。浙江的实践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商关系正常程度总体成正比。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企业的实力强贡献大社会影响力也大，企业家的社会地位较高，企业与政府的谈判能力强。正常沟通渠道和信息传播通畅，企业家受到不公平待遇或“合法伤害”的概率较低。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活动对党政官员公务行为的约束和激励作用越正面。地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应的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官员的合法收入也较高，牟取不正当利益的需求也相应降低。

　　同时，浙江省各级工商联、各类商会和行业协会较为发达，各类商会组织功能比较完善，职能发挥较好，政商交往的规范化和组织化程度较高，使得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成为政企沟通的主渠道，减少了企业个人与政府官员非正常交往，降低了暗箱操作和权钱交易的可能性，有利于优化政商关系。

　　启示之四：对公权力的约束越严格，“亲清”政商关系就越健康。

　　浙江对限制公权力的制度建设也走在全国前列。杭州市是中国第一个实行建设用地一律招拍挂的城市。近年来浙江省围绕深化政府自身改革这一战略目标，以“四张清单一张网”为抓手，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最多跑一次”改革带动了服务、制度、环境等多领域改革，努力为浙商发展营造更好环境。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越到位，官员的行政行为越规范，政商关系就越健康。

　　启示之五：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和新时代先进价值观营造，对产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健康发展起到支撑作用。

　　浙商的企业家伦理即商业文化传统比较成熟，工商文化历史悠久，地域性文化价值观崇尚义利并重、务实事功思想。浙江文化价值观里，早有“学而优则商”的重商亲商理念和求新求变的思想观念。对坚持始终坚守实业的信心，对产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具有强大的精神支撑。

　　西商文化历史悠久、兼容并蓄，在商贸文化和历史发展方面与浙商有很多共融共鉴之处。在中国走进新时代和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总结两商文化精髓、推广两商发展经验，建立两商学习交流和互动机制，对西安市的经济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建议，西安市有关部门应加强与浙江省浙商研究服务机构的联系，通过举办“创业精神与创新动能”主题论坛、“西商浙商文化与精神”主题展、“西商浙商学习培训和人才交流”等一系列“共商共建共享两商文化”活动，更好促进浙江省和西安市在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深度合作。

编辑:韩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