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治方式化解“拾物索酬”纠纷

　　既然道德无法成为解开“拾物索酬”纠纷的钥匙，比较靠谱的方案就是用法治方式来解决了。明确规定失主支付给拾遗者的报酬比例，就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今年2月，到陕西铜川办事的李先生不慎将提包丢失，包里装有百万元工程合同及身份证、私章等物品。他张贴寻物启事并承诺有酬谢，当天就有人给他发短信说捡到了包。不过，对方提出要3000元报酬，李先生认为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3个月过去了，李先生至今没拿回自己的包。

　　有句话说：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大问题。这起“拾物索酬”纠纷，本可避免长达3个月的口水与波折——如果拾遗者没那么“爱财”，有几分拾金不昧的优良品格，或是失主没那么“小气”，对捡包者多几分信任和感激，这事早就皆大欢喜了。只可惜，双方选择了“讨价还价”和死磕。

　　在我们从小接受的品德教育中，“拾金不昧”是重要一课。但人性毕竟是复杂的，因为利益诱惑或性格原因，有些道德倡议会在部分人那里失灵。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拾金就昧”或“拾物索酬”的案例都是存在的。既然道德无法成为解开“拾物索酬”纠纷的钥匙，比较靠谱的方案就是用法治方式来解决了。

　　关于拾得物的归属问题，《物权法》有两条规定：第109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第112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这两条规定，分别界定了拾遗者与失主的权利与义务。

　　不难看出，拾金不昧和给予拾遗者“好处费”，都是法律所鼓励和提倡的。现在的问题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拾遗者或有关部门帮助失主保管遗失物的“必要费用”是多少，而纠纷中的双方对这笔“好处费”的数额存在分歧。但从捡包者后来将“好处费”降至1000元可以看出，她的要求超出了“必要费用”。

　　不仅如此，媒体报道的细节表明，拾遗者曾以“钱我也不要了，包你也别要了”威胁失主——这正是不少网友认定其行为有敲诈嫌疑的原因。对于失主而言，与拾遗者之间的200多条短信往来、对方发来的提包照片，都是他依法维权的有力证据；而对于拾遗者而言，拒不归还失物已属不当得利，若不能妥善处理，很可能这个“烫手山芋”不仅无法给她换来“好处费”，反而会引来更大的麻烦。

　　“捡到他人财物之后该怎么办”，这是一道考验人性与人心的选择题。我们当然希望拾金不昧的佳话能更多一些，希望换位思考能多一些，但更明确的法律规范，或许更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有人建议中国效仿法国、德国、瑞典、日本等国，明确规定失主支付给拾遗者的报酬比例，最大限度地避免纠纷，就是一个不错的建议。(本报特约评论员汤嘉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