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过了60岁,要写点以前不愿说的了

30.11.2014  20:12

  新华网北京11月28日新媒体专电(记者尹平平)三年前的春节,贾平凹回了一趟老家——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照例,除夕夜,要给祖坟点灯,这是当地重要的风俗。

  四周都是黑,点了蜡,黑却更浓。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的形象,竟在烛光中异常清晰地出现在眼前。这场景刺激了已过花甲的贾平凹。他不由得思考生死,回头看自己所经历的、听说的百多十年。

  “太多的变数呵,沧海桑田,沉浮无定,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能想的能讲的,贾平凹之前都写在书里了,花甲已过,那些曾经不愿想不愿讲的,现在也必须要说道说道了。

  于是便有了《老生》。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唱戏的老生,是唱丧歌的老生——一个在葬礼上唱丧歌的职业歌者。他“身在两界、长生不死”,超越了现世人生的局限,是一个神仙般的人物,通过对他思想、言行的描写,间接见证、记录了陕南游击队时期、土改、“文革”、改革开放后四个时期几代人的命运辗转。

   写不完的使命

  同龄的同行们多偃旗息鼓,好久没出新作了,贾平凹却依旧不辍笔耕。写作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惯性。

  “我觉得我是一个农夫,收完一茬庄稼了就忙着去种另一茬庄稼,或许家里的粮已够吃多年的,但还得起早贪黑地去劳作。”贾平凹这个“农夫”,忍受不了躺在以往的作品和成就上“坐吃山空”。

  形成了习惯,并不意味着写作就会轻松。本以为写《老生》能一气呵成,没想到却“异常滞涩”,曾三次中断,“整个写作过程非常辛苦”。

  贾平凹是球迷,世界杯、欧洲杯、国足、女足和他们陕西省级的足球他都看,深知球迷助威对场上运动员的鼓舞。可自己的笔在稿纸上狂奔时,却没有人为他加油。和任何创作一样,写作同样是孤独的。

  “长篇小说一写就好几年时间,除了开会、活动以外基本上我都在房子里琢磨这个事情。也没人在你旁边加油鼓劲,这样时间长了经常就没劲了。我就自己给自己鼓劲!

  贾平凹用书法作品和小诗给自己鼓劲。在《老生》的封底,有这样一首诗:“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这便是贾平凹用以自勉之作。他告诉记者,诗中的“使命”倒不是谁交给他要完成的任务,只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他反复对自己说:“我正在进行的写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必须要很庄重地投入。”那“伟大”在于敢于面对自己回忆中的百多十年,并说句不藏私心的公道话,“这也算是一个使命吧。”而如果不给自己这样一个“意义”,贾平凹说他很容易“没有劲写下去”。

  四易其稿终于完成,这个得过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却把这22万字锁在抽屉里大半年不敢拿出来。不知道写出来的那些话,到底当说不当说。毕竟触碰到他曾经“不敢轻易去触动的东西”,尽管写出来释然,但同时也伴随着痛楚。

  出版后,在《老生》的后记中,贾平凹记下来这样的话:“土地上泼上了粪,风一过粪的臭气就没了,粪却变成了营养,为庄稼提供了成长的功能。世上的母亲没一个在咒骂生育的艰苦和疼痛,全都在为生育了孩子而幸福着。

  离不开的乡土

  和他绝大多数作品一样,这部《老生》依旧是乡村题材,依旧扎根于陕西农村,就像贾平凹的口音,带有浓厚的乡气。

  都市里的年轻人是文学作品的主要读者群体之一。可是,贾平凹那不离不弃的乡村题材,讲的又是几十年前发生的故事,距离年轻人的生活太远。在北大图书馆举行的《老生》首发式,现场竟然没有坐满。有些学生听他没讲一会儿,就开始低头玩手机。

  贾平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读者多数是中老年人。他到各处讲座签售,抱着一摞一摞书来找他签名的,从来没有年轻的面孔。他不是不想吸引年轻读者,也曾尝试转换题材,少用方言土语,学些新派的写法,可却没那么容易。

  “好像不是一时就能够学会的东西。”写着写着,贾平凹不由自主又用回自己熟悉的语言,“乡间人说的话,无意识地就带出来了。”就像他曾尝试学说普通话,却感觉“舌头发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儿的一字步,有醋熘过的味儿。”最后只好安慰自己,“普通人才说普通话,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

  他在写作上的革新也像当年学说普通话一样,到头来还是放弃。“我只能尽最大的努力把小说写得有趣味性,最起码让大家有兴趣读下去。尽量写一些让西北以外的人能够看懂的,让更年轻的人能够看懂的东西。

  一直以来,农家出身的贾平凹都有个“种子理论”。“萝卜种子长出来的肯定是萝卜,白菜种子长出来的肯定是白菜。我是一个玉米种,不可能长出麦穗来。”他承认,一个作家所熟悉的、擅长的毕竟有限。

  “我本人也只会写乡土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作家写东西,不一定是给全部人写的,他是给一部分读者写的。不可能达到大家都满意。”更何况,现在新兴的那些一句一段的剧本体、微博体小说,他自己也欣赏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