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日报:西迁精神 永远飘扬的旗帜

12.10.2015  16:23
            《陕西日报》2015年10月12日题:西迁精神:永远飘扬的旗帜

            国务院于1955年4月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从黄浦江畔到黄土高原,交大人舍小家、为国家,义无反顾响应中央号召西迁。自1956年首批师生开赴西安,到1959年迁至西安的交通大学主体部分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交大西迁历时四年,迁校总人数达一万五千余人。 
            交通大学在迁校过程中及扎根西部办学近六十载岁月里,传承优良学风教风,发扬艰苦奋斗品格,践行弘扬“延安精神”,铸就了以“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为核心内涵的、交大和陕西高等教育界独有的“西迁精神”。 
            伟大的精神就像火种,西迁精神在一个甲子的征程中仍然历久弥新,成为感动人心、激励人心、鼓舞人心的嘹亮号角。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如何正确认识西迁精神、如何弘扬践行西迁精神、如何发扬光大西迁精神,是我们当下的重要命题。
弘扬西迁精神
  建设“三个陕西”

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梁桂            
            交大西迁是当时党中央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考虑、从全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布局出发,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个抉择为新中国工业基础的奠定、研究基础的布局、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迁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继承、发扬,是高教战线的宝贵财富。半个多世纪来,西安交大的建设者们用自己辛勤的实践,在三秦大地上熔铸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交大人奋勇前进。它不仅是西安交大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传家宝,是全国广大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服务人民高尚情操的光辉写照,更是对延安精神与时俱进的继承和弘扬。交大人迅速响应国家号召西迁,义无反顾,满怀豪情就到了西安。西迁精神和延安精神根脉相连,祖国至上、献身祖国的精神和当时的延安精神完全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当下我们更要通过西迁精神引领学校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更好地服务国家民族,用西迁精神引领培养一批批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也对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五四”青年节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党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前进。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今日的西安交大,正站在双甲子校庆的新起点上,要率先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一流,对标定位,坚持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以开放的理念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科学分析自身所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要深化改革,不断激发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全力推动学校向前发展;要创新创造,当好陕西高校的排头示范兵,成为开拓创新的时代先锋。 
            西安交大迁校近60年来,为西部特别是陕西科技教育事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陕西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加快建设富裕陕西、和谐陕西、美丽陕西奋力拼搏。西安交大作为全国重点大学及全省高等教育的排头兵,在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施、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加快推进建设“三个陕西”的进程中,要切实发挥自身优势,更好地造福三秦大地。 

交大人永恒的精神财富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张迈曾
            交大人听党的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艰苦奋斗、建功立业。迁校60年来,学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以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一流人才为使命,成为我国重要的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培养基地,良好的教育质量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学校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积极瞄准国际学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在航空航天、能源动力、先进制造、电力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产生了一大批重大科学研究成果,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科学技术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60年过去,回眸足迹,西安交大艰苦奋斗铸就了可歌可泣的“西迁精神”。作为中国大学精神的重要体现,“西迁精神”是交大人奉献报国、开拓创新的永恒精神财富,是交大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今天,大力弘扬“西迁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弘扬“西迁精神”要与弘扬“延安精神”紧密结合。“西迁精神”是西安交大继承和发扬爱国爱校、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汲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大学文化。要把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畏艰难、开拓创新的优秀品质,内化为交大师生自强不息、奋勇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弘扬“西迁精神”要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要让“西迁精神”发挥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作用,就要以“西迁精神”不断夯实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校风、教风、学风,融入师德、医德等职业道德建设中。 
            弘扬“西迁精神”要与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紧密结合。全校广大教师和党员干部要把爱国爱校、胸怀大局的革命精神传承下去,把无私奉献、勇挑重担的创业精神传承下去,把尽职敬业、艰苦奋斗的务实精神传承下去。教育和引导广大教师和党员干部坚守高尚的道德情操,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用实干实现自身价值,用实干助力学校发展,争做改革创新的拓荒牛、无私奉献的孺子牛、任劳任怨的老黄牛,不断推动学校事业取得更大发展。 
            弘扬“西迁精神”要与建设“四有”教师紧密结合。引导教师牢记“四有”标准,用高尚师德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贡献。 
            弘扬“西迁精神”要与高扬爱国主义伟大旗帜紧密结合。西安交大第12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全校要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乐观主义旗帜。要热爱祖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融入集体,深刻理解集体的伟大价值,在集体中获取前进的力量;勇于担当,树立在继承前人基础上超越前人的雄心壮志,担当社会责任,解决困难问题;乐观向上,用包容的心态,乐观的心情来感悟人性光辉,激励前行意志。 
            国家的发展目标就是西安交大的责任担当,把西安交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是党和国家的坚定意志,也是百年交大肩负的历史责任。西安交大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要求,坚持“扎根西部、服务国家、世界一流”的办学定位,牢记使命、攻坚克难,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好服务、作出更大的贡献。
也应青史有诗篇  
        ——从交大西迁看中国大学精神的培育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韩鹏杰
            精神是大象无形的,如春风,看不见形状却无处不在,着春风处即可化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这句流传很广的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完整的说法应是:大学者非大楼仪器课题之谓也,精神之谓也!而凝结为一个大学、一个国家大学精神的,更重要的是特殊的历史。换句话说,特殊的历史和凝成的文化,比大师更大师。 
            中国大学,无论怎样强调兼收并蓄,都应该有中国大学独特的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在两所大学身上体现的最集中、最明确,这就是西迁的西南联大、西安交大。因为这两所大学,最深刻地诠释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民族气质,这种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上凝结的大学文化,最深刻地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信念、自强担当、超越的伟大精神。 
            这精神如水,承中华文明之源。饮其流者怀其源,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大西北,来到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来到延安所在省,是一种历练也是一种熏陶,是一种文明血脉的直系传承。只有在中华文明发源地和大摇篮中培育过的学校,才会有最深厚的民族精神,不是吗? 
            这精神如歌,“风云双甲子弦歌三世纪!”这样的大学,我坚信,在这个伟大的国度中,将会弦歌不辍;也将一直为世界之光,直到永远。 
            对西南联大,王力先生说:“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教青史有专篇。”越是在艰苦的环境,越是激发出伟大的精神和创造力。 
            对西安交大,我则坚定认为:也“应教青史有专篇”。不是为了西安交大,更为了中国的大学,为了中国的未来。 
            西迁,在中国历史上就曾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和惊天动地的伟业。 
            历史上的秦文化并非单纯的游牧文化,秦人是从海边迁到中国的西部,与戎狄为伍争锋,开放的海洋精神和在西部边陲长年征战中磨练出来的顽强不屈、艰苦奋斗的精神意志,才有了秦人统一天下的伟业。 
            红军的长征也是西迁——两万五千里的铁流,从江西到陕北,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这话没错!但试想,倘若没有陕北根据地,没有陕北文化的交融,能熔铸成一种伟大的精神、创造一个新中国吗?延安精神,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又一笔宝贵的财富。所以,提到西迁,不仅要看到西迁者的贡献,更要看到文化的交融熔铸成的新的文化、新的灵魂。 
            这也就是我想表达的:提到西安交大的精神,不仅要提西迁,更要浓笔重墨的说“扎根”——扎根大西北六十年,海洋文化和西北华夏文明的交融,历练出一所国际性大学,熔铸出了一种开放、自强、超越的大学精神,这才是这所大学的真正价值。 
            六十年前,那么多交大的师生员工,放弃上海的优越条件,登上西去的列车,在西安东郊的一片麦田上,用青春和汗水建设了一所闻名的高等学府——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 
            西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无论从哪个角度,交大西迁都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她带来了海洋的气息,先进的文化,堪称是在黄沙弥漫的中国西部的一片绿洲。 
            长征的红军扎根延安,和延安文化一起孕育出延安精神,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 
              交大,六十年前西迁陕西,扎根西安,六十年了啊!一代代交大人筚路蓝缕、弦歌不辍,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以其奋斗的历史和贡献,也应该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丰碑,也应青史有诗篇! 
            想想都为交大骄傲,为自己是交大人骄傲。她在中国,是太有独特气质的一所大学,太有独特价值的一所大学,最能代表中国大学精神和气质的一所大学。爱这所大学,就是爱中国的教育事业;爱护这所大学,就是爱护中国的大学精神!
关于交大西迁的几个问题

西安交通大学副秘书长、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贾箭鸣

交大西迁是1955年3、4月间启动的。60年后看交大西迁,有几个基本方面: 
            一是交大西迁出自中央决定   。1955年3月30日,国务院二办收到高教部上报中央《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加强内地高校的任务,其中就有交大由上海迁往西安,交大的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陈毅、陈云、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周恩来7位中央领导人审阅了这个报告。4月7日晚,高教部将这一精神电话通知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彭康。后来国务院又召开全国文教会议,正式提出了交大西迁任务。文教会议文件经毛泽东批示下发全党。 
            决定交大迁校有两大因素:第一,国家要加快工业化,但上海形势紧张,高校的作用难以发挥,而上海又是全国高校最集中的一个城市;第二,“一五”建设已经启动,西安成为机械电力工业基地,进入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大建设时期,但是西安高教力量薄弱,工科尤甚,整个西北也只有一所设在咸阳的西北工学院。 
            交大的情况是这样:新中国高教重点发展工业和师范教育,1952年起,一批综合大学如清华、浙大等改办工科,老牌工科大学只有交大、天大和哈工大。院系调整后工科大学实力最强的3所:交大、清华和哈工大,教授交大最多。迁校当然首选交大,要在西安第一个建万人大学,要发展原子能等尖端专业。因此,迁校在当时的交大师生看来是受重视的体现,是很光荣的。 
              交大由整体搬迁西安到一校分设西安、上海两地,同样是出于中央后来的精神,这也是由国家建设大局决定的。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因为形势缓和,国家急于建设,内地管长远,沿海有效率,既然打不起来就先建起来。重新启动沿海建设给上海的任务很重,上海希望交大迁校后帮他们再建一所机电大学,高教部在1956年下半年后开展这项工作,这就给迁校带来影响。在1957年发生迁校争论后,周总理提出了一校分设两地的意见,后来经过讨论,决定大部分迁西安,新兴专业设在西安,交大的西安部分朝理工大学的方向发展,小部分设在上海,其中有老的机电底子,也有内地无法发展的造船、运输起重等专业学科。 
            正是由于交大的重要性,总理在1957年5、6月间拿出很多时间来处理交大迁校问题,并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就交大迁校及未来发展发表长篇讲话。这在周恩来年谱中有记载,也是任何一所大学所没有的经历。 
            1957年8月到1959年8月,整整两年间,交大是分为西安、上海两个部分的,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并不符合当时的国情。7月30日高教部向国务院提交两校分设报告得到批准。9月彭康任命为西安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司法部副部长谢邦治任命为上海交大同一职务。10月1日在西安国庆节大游行中第一次打出了西安交大校牌。 
            二是高教部、陕西省、上海市合力促成交大成功西迁。 交大迁校是高教部根据全国教育发展实际提出的,实际上也具体指挥了交大迁校。高教部长杨秀峰来学校多次,特别是1957年6、7月间他连续在交大工作61天,忙起来常常彻夜不眠。他在上海座谈、谈话共计86次,在西安也多达76次,往往一天中就要安排几次,而当时他已经是60岁的人了。杨秀峰历来是主张全迁的。 
            陕西省为交大迁校付出巨大努力,地要多少给多少,要哪里给哪里,一切特事特办。这样,5月看地方,10月就建房子。1956年迁校后,连给外宾吃的大米都先紧交大用,菠菜到广州去运。为解决交大调爱人、子弟就业,把自己的人先调出来。所以总理讲,省上和市里给交大照顾够多了,别的单位都要眼红了。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市委第一书记、省委宣传部长都来学校与学生座谈,市里开人代会的一致呼声是把交大留住,情景十分感人。 
            上海从陈毅主政时就赞成交大西迁,柯庆施上任后一如既往支持,为西迁开专列,敲锣打鼓欢送。但也有压力。中央要求加强沿海建设,上海很着急,要求新建机电学院,但对交大西迁仍是无保留支持。1957年迁校发生争论,柯庆施多次表态支持西迁,并亲自到学校与教师交流。正如杨秀峰所说:“上海市委考虑支援内地,中央考虑,要照顾上海。”将支援内地和照顾上海紧密结合起来,既立足于长远,高度重视大西北建设,又充分发挥沿海优势和潜力,就成为一校两地新迁校方案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完全符合中央和国务院要求的。 
            三是彭康所带领的交大队伍为党和国家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交大西迁有几个特点:  
            动作很快。 接到电话通知就进行部署,一个月之内请示了高教部,联系上陕西和西安领导机关,并选择新校址。彭康带领几大教授来到西安实地考察时,正好是他接到电话通知的一个月。紧接着学校又做了迁校决定。基建方面10月动工,次年6月就可以住人,8月就可以迁来上课了。 
            组织严密。 彭康总览全局,行政上由唯一的副校长陈石英负责,党内由唯一的副书记邓旭初负责。苏庄调来任副校长后,整整4年全面负责西安方面的工作。西安分党委接受上海市委和西安市委双重领导。新校园建设和搬迁是由总务长任梦林负责完成的。 
            迁校、日常工作两不误。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学校科研起步,任务很重;同时学苏联,建专业,办新专业;本科改为5年制,研究生招生扩大,教学质量还要保证。又要建校、迁校,又要提高质量,这就是当时所面临的任务。 
            抓好后勤保障。 迁校中的后勤保障好像一部精密的仪器,几乎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迁徙前什么都想到了,迁徙中感到很顺利,到达后是一团温暖。加上调爱人解决得好,食堂、医务所、幼儿园都有,中小学也很快办起来了,上海的服务业进了校,“西安有个小上海”,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人们的紧张心理。 
            正确处理矛盾。 矛盾的焦点集中在1957年4至7月间,由大鸣大放引起,与党的指导思想相关,也与全社会氛围相呼应,加上迁校本身的一些问题,非常复杂。彭康和苏庄带着大家分别在上海、西安两地做工作,加上高教部和地方党委支持,化解了矛盾,保证了西迁新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调动积极因素。 交通大学饱经沧桑,但内迁西安却要算它有史以来所经受过的一场最严峻考验。因为它不是短暂的支援,而是永久的扎根;它不同于战争年代临时性的迁徙,而是为了建设和发展去开创大业。积极因素调动不起来、巩固不起来,迁校就难以成功。而这所有的积极因素归结到一点,就是建功立业、成就事业。
            交通大学师生的大部分迁到了西安。1956年底交通大学在册教师737人中,迁来西安占教师总数七成。1954级、1955级学生80%以上,1956级新生全部入住西安新校园。74%的图书资料,大部分仪器设备,全部历史档案,相继运抵西安。 
            最值得一提的是,以彭康为标志,交通大学的主要领导力量转移到了西安。1955年1月学校首届党员大会选举出的党委委员14人中,有10人迁往西安工作。迁校中学校党委常委共有7位,其中6位迁往西安工作。 
            四是正确认识交大西迁的历史地位和对未来的影响。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交大迁校重要决定,周恩来亲自处理迁校中遇到的矛盾,陈毅副总理说:迁校对不对,十年后看结果。 
            在此期间西安交大成为首批16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1959)。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邓小平当年是对迁校报告圈阅过的,胡耀邦1965年任职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时来交大讲过话,习仲勋两度来过交大。 
            在此期间西安交大与北大、清华等10所高校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单位(1984)。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在担任总书记期间,1989、1993、2002年三度来校,离任后2009年还来过一次。他写给沈尚贤的题词“举家西迁高风尚”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曾庆红出面解决部分西迁教职工住房问题。 
            在此期间西安交大首批进入“211”(1996)、“985”(1999)工程,成为“985”第一层次建设的2+7高校之一。

            教育部的评价:
 
            在1955年中央决定交大西迁后,高教部长杨秀峰曾再三表示:“交通大学到西安,将担负起在上海不能担负的任务”,“中央是把重大任务交给交大”。 
            时隔25年,1981年4月,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在西安交大发表讲话指出:“交通大学的迁校,是我国在调整高等教育战略布局方面一个成功范例”。 
            再过25年,2006年4月9日,教育部在西安交大召开迁校50周年纪念座谈会,周济部长发表题为《继承弘扬西迁精神,为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的长篇讲话,其中指出:“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战略比作一盘棋的话,交大西迁则是党中央在这盘棋局中摆下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棋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重心进一步向中西部转移,当年这着棋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早已充分显现了,而且会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交大西迁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十分重要的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正是交大的西迁,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改变了西部没有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面貌。西安交大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引领和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 
            虽然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与未来相连接。可以想见,在今天的新丝绸之路建设中,在西部大开发之际,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西安交大必将承担起更加重要的使命与责任。

(信息采集:胡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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