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愆消长关涉王朝兴衰

风，《毛诗大序》言：“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愆，则指罪过、过失。风愆，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不良风气或小的罪过。对于普通人而言，沾染不良的风气，或犯下了小的过失，恐怕在所难免，只要过而改之，仍然“善莫大焉”。但对于国家兴亡负有重大责任的执政者，由小小风愆，到贪污腐化，就会对政权造成巨大威胁，《尚书·伊训》言：巫风、淫风、乱风等“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检视历代王朝兴衰成败规律，此绝非虚言。

检诸历代王朝兴亡得失，由奢靡之风愆而至腐化堕落，几乎是一条共同规律

商汤之初，曾制定法令，欲禁淫奢腐化之风，但武丁以后，统治阶层就开始腐化，《尚书·无逸》载：“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到商末帝乙、帝辛时，情况更为严重，统治者沉迷于奢靡、享乐中，纣王帝辛“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在邯郸之南、朝歌以北一带修建大量离宫、别馆，又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统治者及大小官吏沉溺酒色，不顾民生，终于导致商纣的败亡。秦创业之初，内立法度，禁奢靡，外连横而斗诸侯，不数世即“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六国，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然甫得天下，“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留下惨痛的教训。

在西晋，司马炎灭掉吴国后，自以为天下一统，渐渐沉溺于淫乐奢靡之中，《晋书》载：“帝既平吴，专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竟以竹叶插户，盐汗沥地，以引帝车，而后父杨骏及弟珧、济始用，交通请谒，势倾内外。”皇帝带头奢靡，臣下自然相互沿袭。重臣何曾，在晋国建立中立下功劳，位居高位后，“性奢豪，务在华侈。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在君臣腐化奢侈之下，晋朝社会世风日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西晋统治者醉心奢华，无心理政，不久便出现“八王之乱”，五胡进逼，王朝统治的崩溃遂成定势。

隋代之初，文帝曾依靠“慎独”来保持自身的俭朴，在推行吏治清廉方面亦取得一定成效，但晚年就开始沉溺酒色、纵欲无度。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初，亦曾下诏“务要从俭”，表示不再建造新的宫殿。但待其巩固权位，无人再能监督时，就开始营建东都洛阳，并在各地修筑离宫。洛阳城外，一座周长两百里的“西苑”建成，在西苑中的湖泊上，以仙山方丈、蓬莱、瀛洲为原型，建造了几座百尺高的小岛，岛上筑有宫殿。隋炀帝冬天时若乘船在西湖游览，就有人凿破冰封，在水上布置出彩纸制作的荷花与菱角。其后，隋炀帝又开挖通济渠，建造豪华龙舟，两下江南游历。龙舟极尽奢华，最上面一层是正殿，中间两层是160间雕梁画柱的房间，据史载，仅拉船的纤夫就数以万计。隋炀帝的豪奢无度，掏空了国库，加重了民众负担，不久便烽烟四起，最终落个身死国灭的下场，隋朝成为著名的短命王朝。

明初虽建立严法防止腐败，但在嘉靖以后，仍无法避免腐败愈演愈烈。正德、嘉靖等帝沉迷玩乐，醉心奢靡生活，无心朝政。任职内阁二十余年的严嵩，任人唯亲，“子为侍郎，孙为锦衣中书，宾客满朝班，姻亲尽朱紫”，士大夫多“辐辏附嵩”，“天下藩臬司岁时问遗动以千计”，边将把“诸边军粮百万，强半贿嵩”。严嵩及其家人享受奢靡生活的同时，军士饥馑、边防大坏，北方鞑靼三次进逼京师，明朝遂内外交困。

观诸历朝因风愆贪腐走向败亡的历史，不能不给今人深刻的警示。虽不能说为政者生活奢华必然导致王朝败亡，但由奢靡之风愆而至腐化堕落，确是王朝走向衰败的一条共同规律。历朝兴衰，凡是能不断走向兴盛的王朝，主政者总是时刻反躬自省、励精图治，从自身始，从严防止奢靡等些微风愆。凡是走向衰落败亡的王朝，自上而下的统治集团往往骄奢淫逸、腐败横行，导致民心尽失，最终走向败亡之途。

防止风愆变腐化，必须严明法度，并且刑无等级、一断于法

早在商代，《汤官刑》中就有“三风十愆”之法，“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尚书·伊训》）就是说，臣下必须依法监督君王，臣不正君，则服墨刑。即便像蒙士这样的小司法官，也必须依法对上司官员谏诤，不可置三风十愆匡正之外。据史载，国王太甲不遵守汤法，伊尹即根据《汤官刑》给予放逐处罚。历代立法对官员风愆行为的防治一直延续，到了唐代，《永徽律》等律令不仅对一般受贿枉法从严规制，还对各类借贷、借用、卖买等非直接物质利益，以及在任职地婚娶、纳妾等情色贿赂，都作出了明确的规范，严格防止官员养成奢靡之风，侵害职务的廉洁性。

比建章立制更重要的是严格执行，并且真正做到刑无等级、一断于法。唐朝规制官员贪赃的律令制度十分完备，仅《永徽律》就以20条律文疏议规定了57项受贿罪，总共可分为受财、乞物、强取、借贷、卖买有剩利、役使等六大类。然而，在惩贪的实际过程中，却肆行“选择性执法”，对于官吏贪腐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唐玄宗时期，宰相杨国忠倾力肃贪，查办了宋浑案、吉温等大案。宋浑、吉温确实存在贪贿事实，但杨国忠及其同党却并非清廉自好，《旧唐书》记载有诸多杨国忠及其同党贪贿之事，“国忠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领四十余使，又专判度支、吏部三铨，事务鞅掌，但署一字，犹不能尽，皆责成胥吏，贿赂公行”。杨国忠及其同党贪贿横行，“车马盈门、财货山积”，生活极为奢靡。担负惩贪职责的法司毫无作为，反倒是杨国忠一声令下，法司即穷追宋浑、吉温贪贿之罪，直至将二人配流或决杀，成为史上典型的选择性办案案例。明代后期，上下官吏更腐败奢靡，法纪松弛，顾炎武慨叹说，“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世，败军之将可以不死，赃吏巨万仅得罢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轻重胥失之矣。盖自永乐时，赃吏谪令戍边，宣德中，改为运砖纳米赎罪，浸至于宽，而不复究前朝之法也。呜呼！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毋贪，不可得也。”（《日知录·除贪》）可见，对于官吏的腐败奢靡，若不能依法严惩，“一断于法”，一旦容忍姑息，反腐实效必然受损。

谏言若形成合力，成引领一时之舆论，主政者不能不为之侧目，进而作躬身自省

主政者必须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唐朝时，太宗对四子李泰甚为宠爱，礼仪等第和爵禄品级与太子一样，生活极为奢侈，并说“当日尧制造漆器，舜雕刻其案板，谏言者不下十人”，此等小事不算什么，褚遂良谏言说：“雕琢害力农，纂绣伤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也。”他又说，如果对漆器不加以制止，就会出现金器，金器不加以制止，就会出现玉器，所以须在源头上对这些行为进行遏制，就不会出现后续那些更为奢侈的行为了。太宗闻此言，心悦诚服地接受意见，及时纠正了李泰的不当行为。欧阳修说，“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新五代史·伶官传》），王朝衰亡往往缘起于些微“小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执政者必须时刻保持警醒，吸取历史教训。

广开言路方能防止各种风愆腐败。《毛诗大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风之本意，不只是自上而下的教化，还有自下而上的劝谏。察诸历代为政得失，即便从政者出现风愆腐化现象，只要能广开言路，及时谏止，仍有可能挽回危亡之势。反之，若堵塞言路，掩耳盗铃，必然无法避免败亡之命运。隋炀帝奢靡暴虐，又不闻进谏，“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败亡”。明太祖开基时，则广开言路，举凡百官布衣皆得上书言事，“中外臣僚建言，不拘职掌，草野微贱亦得上书。”（《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但到了宪宗之后，谏言就受到限制，宪宗喜奢侈、好方技，世宗则专求长生之术，“臣下有谏者必坐以重罪”，自此便谏言者日少，统治者更加奢靡无忌，王朝开始衰败。诚然，个别的言论不具有强制力，是否发生作用，全赖于主政者是否能虚心接纳。但具有正面价值的谏言若形成合力，成为引领一时之舆论，那主政者就不能不为之侧目，进而作躬身自省。明成化嘉靖时百官两次伏阙争礼，虽付出惨重代价，但因秉持祖训礼制，义正词严，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宪宗、世宗的行事决断。

居上者需率先垂范。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悠远的“尊尊、长长”传统，如果法令不遵，必自上犯之，相反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明代各级官吏优待“方技”，沉迷游乐奢靡之风，正是源于“上有所好”。《廿二史札记》载：明“宪宗徒侈心好异，兼留意房中秘术，故所昵多而尚非诚心崇奉。世宗则专求长生，是以信之笃而护之深，与汉武之宠文成、乐大遂同一辙，臣下有谏者必坐以重罪，后遂从风而靡，献白兔、白鹿、白雁、五色龟、灵芝、仙桃者，几遍天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朝李世民躬身自省、虚心纳谏，时刻警惕奢靡腐化之风，带动贞观时期整个官场的清明，在与魏征对谈时，李世民特意提及秦王恣其奢靡，不二世而亡的历史典故，称“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贞观政要·君臣鉴戒》）虽然主政者的垂范不具有强制效力，但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居上主政者的正面示范，身体力行，对于整个官吏集团的积极效应，无疑不应忽视。

（原文刊登在《北京日报》2014年11月10日   11版 理论周刊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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