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积累的延伸
作者：刘 仰
创新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热词，也是当今中国的现实需要。全社会自上而下地谈创新，时时处处要求创新。拿中国与外国作比较，创新的优劣似乎昭然，使很多人痛心疾首、大声疾呼。随着世界一体化的深入，中国参与世界的各种竞争，创新固然很重要。但是，包括一些有较大话语权的知名人士在内，对于创新的某些认识并不正确，以至于我们要寻找不断创新的途径，有时就不能对症下药。
关于创新最常见的一个错误认识就是把新和旧对立起来，似乎只有推翻旧的、否定旧的才能有创新。一切旧东西似乎都成为创新的敌人，一切旧思想、旧观念、旧规则似乎都成为阻碍创新的桎梏。甚至彻底与旧的告别这一行为本身都成为了创新。创新似乎就是摆脱一切旧束缚的随心所欲，于是乎，退学、不读书、成绩差竟然都成为创新的成功典范。“中国式教育”成为阻碍创新的罪魁祸首，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成为窒息创新的沙漠。创新几乎等同于自由，因此，传统因为缺乏自由而成为创新的坟墓。总而言之，这类流行观点认为，中国老祖宗的保守僵化导致我们今天成为创新的侏儒。为了创新，恨不能换一个爹，换一个祖宗。因为需要创新，所以我们不得不改换门庭，到别人家里去认祖归宗。事实上，创新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结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咀嚼着历史虚无主义、中国人劣根性的残渣。
我想指出的是，创新几乎都是过去的延伸，是积累的进步，是巨人的肩膀，是前行者的云梯。没有积累就没有创新。没有扎实的基础，所谓的创新就只是胡思乱想；没有锲而不舍的钻研，所谓神奇的创新“点子”，都是灰飞烟灭的浮云，都是不足挂齿的玩笑，都是连养分都缺乏的垃圾。虽说爱迪生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但他长期自学，博览群书。为了确定灯丝，爱迪生试用了六千多种材料，做了七千多次实验。这个小学生都知道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上失败的创新多如牛毛，真正留下的有意义的创新凤毛麟角。不懂得这一点而大谈创新如同痴人说梦。
陶瓷曾经是中国人赚钱的产品，欧洲人掌握陶瓷技术比中国人至少晚了1500年。中国的陶瓷技术为何能够长期领先世界？关键在于温度。最普通的陶器在摄氏800度以下就能完成，这在全世界都能见到。青铜技术的出现在于冶炼温度的提高，摄氏800度以上，不同的铜合金，也就是青铜可以融化，可以冶炼，而纯铜的熔点在摄氏1083度。青铜技术之后，人类的又一项主要技术突破就是钢铁。纯铁的熔点是摄氏1535度，但生铁的熔点最低只有摄氏1148度。也就是说，在成熟的青铜技术基础上，将熔炼温度再有效地提升一点，就能冶铁。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朝代，关键之一在于汉朝掌握了领先世界的铸铁冶炼技术。这项技术在今天看来很简单，即，将铁矿石融化为生铁，便于大规模地铸造铁器，使得军事和农业生产中铁器得以大量使用。而中国陶瓷的烧制温度在摄氏1200以上，有些达到摄氏1400度。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个技术积累的过程：摄氏800，1000，1200度。所以，当西汉能够熔铁、铸铁后，温度进一步提高，到了东汉，成熟的瓷器便开始出现了。技术链条与时间链条完全吻合。
为什么历史上很长时间里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没有陶瓷呢？因为他们达不到这个温度。就欧洲而言，在汉朝能够熔化生铁之后的一千多年间，欧洲人一直没能做到这一点。欧洲当时的炼铁法叫做块炼铁，即，欧洲人只能在摄氏1000度左右冶铁，铁处于固体状态，而没有熔化成为液体，只能锻，不能铸。由于欧洲技术的落后，达不到熔化生铁的炉温，他们当然就无法想象烧制瓷器所需要的摄氏1200度以上的温度，所以，中国瓷器在很长时间里，对于欧洲人就是一个谜。
如果说瓷器算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创新，那么，中国人为何能实现这个创新？而中国以外其他地方的人为什么不行？青铜和冶铁技术并非中国首创，但是，这两项技术进入中国以后，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官方垄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官营。官营的好处是，为了满足某个需求，可以有大量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入技术改造，以获得技术进步。因此，青铜技术虽然不是诞生于中国，但是，青铜技术传入中国后，中国的青铜技术最终独步全球，领先世界。与曾侯乙墓中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相比，全世界其他地方的青铜器大都难望其项背。同样，汉朝的盐铁官营保证了汉朝的冶铁技术领先世界。这一技术的领先，落实到细节上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燃料，中国人最早采用焦炭；其次是炉膛，中国人最早使用高炉；第三是风箱。简单说，由于从青铜时代开始，中国的冶炼技术主要掌握在官方，使得中国能够长期持续不断地投入资金用于技术改造。对冶炼技术而言，这一技术改造的体现就是炉温的不断提高，从青铜到铸铁，再到瓷器，技术进步的积累造成的阶梯清晰可见。
所以，如果说瓷器是创新，那么，这一创新来自于长期的积累。欧洲之所以没有这一创新，因为那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前面的技术积累。他们的炉温技术在熔铁、铸铁阶段之前就停顿了。没有积累，便没有创新，这正是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写照。欧洲后来之所以能够大规模炼铁、炼钢，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中国的技术积累，例如，焦炭，高炉，顶吹、底吹或复吹炼钢，原理上都来自于中国古代，都是在中国古代炼铁技术基础上的改进。当然，这些在中国技术积累基础上的改进或者说创新也很重要，它使欧洲获得了更高的生产效率。在此基础上，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他们终于掌握了中国的硬瓷技术，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说，也是顺理成章。只不过，欧洲这一技术的成熟和掌握比中国晚了1500多年。
瓦特蒸汽机被称为欧洲的一项重大发明、创新，成为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事件。事实上，“瓦特发明蒸汽机”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蒸汽机可以看成是它之前的各种技术的综合，也是技术积累带来的进步，而非某人的突发奇想。瓦特蒸汽机的原理和技术，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古代科技，例如风箱和炮膛，而炮膛源自于中国产生火药之后的火铳。因此，真正伟大的创新都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欧洲的工业革命不是平白无故地自发产生，而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大量吸收了东方文化和技术，最终才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技术创新，成就了工业革命的伟业。
关于创新还有一个认识误区是，只有民间才能创新，政府官方无法创新。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化。前文提到中国历史上炉温技术的提高导致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基本上都是在官方的推动下实现的。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否认民间创新的价值。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之前，欧洲社会一方面是分散的小国林立，地方割据，没有哪个政权能够持久地提供技术积累、技术进步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另一方面，民间资金也有限，最多在手工艺上有些积累、改进和创新。这一局面直到资本主义成熟后才发生改变。欧洲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形成，与它通过对外扩张获得大量的资本用于技术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美洲和印度。此处不多讨论这个问题，单说当今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最强的美国。
美国早期的技术基本上都仿制或山寨欧洲，以电气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开始与欧洲并驾齐驱。美国真正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源自几个重大项目，一是曼哈顿计划，二是阿波罗计划。这两个巨大的科研项目都是政府主导的项目，它们的成功带来了一系列技术革命和创新。事实上，这就是美国能够成为科技大国、创新大国的诀窍：并非依靠民间创新，而是在关键技术领域，由政府投入获得技术突破。政府这么做的动力并非只是市场获利，而是战争，热战或冷战，为此，政府为获得技术领先和进步，可以不计一时的成本投入。今天，人们享受着互联网时代的便利，很多年轻人在网游中消磨时间，网游诞生了一个新的行业和新的财富大佬。其实，网络这个新的技术进步也来自于美国官方支持的军事科技，所谓网游的源头就是军事训练和模拟战争。IT成为美国经济的发动机，并非媒体渲染的几个大学生退学创业那么简单。
要获得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力，必须摆正政府与民间的关系。政府长期持久的研发投入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投入有相当一部分在短时间内无法见到效果，因而显得数额巨大且成果渺茫。但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投入，就没有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当今世界几乎只有中国和美国能够承担这种投入，如果要算上别人，那么还有欧盟和日本。所以我们看到，欧洲某些关键技术的突破和进步，靠一个国家难以实现，必须靠多国合作，例如空中客车和强子对撞机。日本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使得它的技术创新只能局限在某些领域。所以，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政府在关键技术领域的持续投入能力在全球后来居上，连美国都开始感到日益增长的压力。相对于政府在科技进步上的主导作用，民间研发的技术创新只是众星拱月的辅助，以及在推广领域的全面开花，而非技术创新的核心要素。一味强调民间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淡化或抹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在我看来一定程度上属于战略误导。
中国为何创新能力不强？从现实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确是有意义的。然而，将这个问题的结论归结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归结到所谓“中国人的劣根性”，完全是找错了方向。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指出，中国在16世纪之前的科技领先于世界，为什么在16世纪以后渐渐落后于西方，李约瑟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是阻碍创新，那么，“李约瑟难题”的前半段就根本不能成立，即16世纪以前，中国的科技不可能领先于世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创新，这一结论是错误的。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是，为何过去曾经有大量的技术创新，使得中国的科技领先于世界，而后来不行了？这个问题之所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全世界都在寻找答案，但还没有找到。本文难以对这个问题展开全面分析，只做一个简单讨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在农业社会中的优势无可匹敌，全世界几乎无人能够超越。当时的西方要想获得像中国那样高品质的优雅生活，只有抄近路、抢跑道。按部就班地以农业社会的方式与中国竞争，西方不可能获胜，工业就是捷径。由此我们理解欧洲资本主义革命之后，欧洲主要国家都实行了普及教育，国家政府以行政命令和行政资源投入的方式，从小开始培养专门人才。越是晚起步的德国，对于普及教育的重视和投入越强，从普及教育的广种薄收到高等教育的重点培养，这也是今天德国能够在科技领域占有重要位置的原因。俄罗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后来居上，与沙皇带头重视大学精英教育是分不开的。虽然说义务教育起源于中国，但是，由于科举制度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唐宋以后中国的普及教育更多集中于道德教育，而非像欧洲后来那样集中于实用技术教育。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说，那时的中国由于太领先或者缺乏比较而懈怠，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如果我们接受当今中国创新能力不强的结论，在我看来，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在工业技术方面没有形成长期的积累效应。清朝时期的洋务运动和童子留美是较早的向西方学习科技的举动，但是，甲午战争失败后，这一阶段的技术积累差不多中断了。此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剧烈动荡严重影响了技术积累，那一时期的政府在科技领域几乎没有多少持续的投入。因而，技术积累即便没有彻底中断，也没有大的发展，很多科技领域基本处于由早年留学归来者一脉单传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间，在这个问题上呈现两种局面。一是政府持续地大力投入，例如核技术和航天技术，如今，在这些领域，中国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都不弱。二是出于各种原因的取舍、反复，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技术积累。
由此，我们应该理解当今中国社会创新能力薄弱的原因，关键在于总体上积累不足。如今，我们正在从教育方面开始弥补这些不足。教育的方式方法即便有差异，但是对于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没有媒体舆论夸张的那么大。某种程度上说，为了在短时间内追赶别人，弥补二百多年间我们因多次中断而造成的技术积累薄弱的缺陷，我们的教育需要更狠一点，需要加大“恶补”的速度，也是正常的。这是为了尽快获得和提升创新能力的代价。那些鼓吹不上学、不读书，靠快乐教育、自由发展就能提高创新能力的观念，如果不是愚昧，就是别有用心。
最后还想强调一个问题。本文论述的主要是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希望能明确一个结论，即一切创新和进步都建筑在前人或自身积累的基础上，世上绝没有突如其来、灵机一动的创新。与此同时，我还想指出，对于科学技术如此，对于人文科学同样如此。人类社会千万年来，从文化、制度到观念、准则，有价值的创新并不多，很多都是千百年积累的成果，至今依然行之有效。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很多试图自创一套理论体系以囊括天下、穷尽文明、整合世界、统一观念的企图，几乎全部都是笑话。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其核心理念在过去两千年的时间里都已经出现和形成了。如今，人文科学领域所谓的新成果、新理论，不过都是微调或综合而已，有些微调还调坏了，例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人文科学、观念领域、思想意识的创新，几乎是百年难遇的。现在某些人常说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实际上是偷换概念，他们将两种思维模式、理论或文化传统的相互取代、抗衡称之为观念创新，其实不过是观念和文化上的叛变、投诚，根本不存在创新一说。背叛一种文化，投入另一种文化的怀抱，对于被背叛者来说，也许有一点创新的意思，但事实上，对于投诚的那种文化来说，所谓创新不过是陈糠烂谷。之所以要用创新一词，无非是傍上“历史进步论”的战车，让某些文化背叛在“历史虚无主义”的配合下具有了真理性，给文化背叛者以强烈的心理安慰。
除了大历史层面的创新谎言外，还有一大类所谓的观念创新，几乎都是井底之蛙的狂言。一个在浅池里玩耍的人从没接触过大海的深度，将水池挖到齐腰深便以为是创新；一个小孩子没经历过成人的世界，刚发育便以为自己在创新；一个狭隘者一旦接触了辽阔，以为别人都不知道，便认定自己是创新。中国古诗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那些动不动在观念上、在思想上、在理论上创新的人，大都是没经历过沧海，没领略过巫山的夜郎之徒。杨绛有句话说得好：“某些人读书太少，想得太多”，这样的人最容易创新。当一个人领略了人类思想的广阔，他便会懂得谦虚，轻易不把创新挂在嘴边。
人类社会所有的创新几乎都是在巨人肩膀上的眺望，没有积累，没有对过往一切的诚挚尊重和深入了解，创新几乎都是随风飘散的浮云。这一点，中国古人荀子早就说清了。二千多年前，儒家学者荀子在《劝学篇》中写道：“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我认为，荀子的《劝学篇》可以成为所有希望创新、渴望创新者的座右铭。(刘 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