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不能以改革为名损害法律权威

  中央司改办负责人姜伟就司法体制改革答记者问

司法改革不能以改革为名损害法律权威

本报记者  刘子阳  周斌

　　干预司法怎么追责、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如何完善、群众信访不信法怎么改变、如何防止冤假错案发生……

　　10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介绍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的重大意义和司法领域的重大举措,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姜伟表示,法治建设固然有其客观规律,也要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在改革中需要调整法律的,要先修改法律再启动改革,不能以改革为名,破坏现行法律,损害法律权威。

依法治国要坚持中国特色

　　中央电视台记者:决定中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姜伟:法治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法治的基本精神对于各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法治建设固然有其客观规律,但是也要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

　　目前,世界已经认可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我们相信,世界也会认可法治建设的中国模式。

　　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从各国的法治现状看,具体国情的复杂性决定了法治模式的多样性。我们注意到,主要发达国家在政体形式、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方面,也不尽相同。世界上并没有普世的法治模式,也没有最好的法治模式,只有最适合本国国情的法治模式。

　　中国经过65年的探索,在法治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集中体现在我们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走这条道路,我们坚定不移、充满信心。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内涵是什么?该怎么理解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间的关系?

　　姜伟: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中,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依法治国的主要标志,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依法治国的结果形态。

　　总目标是党在法治建设认识上的理论创新,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设计,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的实践要求。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有机的完整体系,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体现了法治的整体要求,通过“五大体系”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使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让全党全国人民看得见、可操作、能感受、易评价,可以成为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将追责

　　中国新闻社记者:司法人员履职的时候有时会受到外部干预,请问决定在防止人为干预案件方面有什么具体要求和举措?

　　姜伟:司法权是居中裁判的权力,任何非法干预都会导致不公正的结果,影响司法公信力。实践中,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时有发生,有的党政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损害了司法公正,影响十分恶劣,教训非常深刻。为防止人为因素干扰司法活动,决定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以下几项:一是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二是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要求司法机关内部人员不得违反规定干预其他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三是严禁司法人员私下接触当事人及其律师,泄露或者打探案情等违法违纪活动。

　　此外,决定要求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这些举措对于保障法官、检察官严格司法、秉公办案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电视台记者:决定提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将被追责,这方面之前有过类似的规定和要求,这次重新提出来有什么新的内容?

　　姜伟:关于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插手具体案件将要追责的制度,决定做了明确要求。第一是全程留痕,就是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要记录在案。第二要公开通报,领导干部插手司法活动情节恶劣的要公开通报。第三如果干预个案,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香港大公报记者:四中全会提出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这和司法独立有何区别?

　　姜伟:司法独立的概念是根据一些国家三权分立的政体提出来的。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是立法机关,而且是权力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

　　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提出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与三权分立政体下的司法独立是两回事。

　　我国高度重视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对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作出具体部署,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和改革要求。

　　决定明确要求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这是对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最好的阐释。

中国未形成具体赦免制度

　　德国世界报记者:不少国家都会出现总统签署大赦令的情况,中国有没有关于大赦的相关规定?

　　姜伟:我国关于赦免的问题一直在讨论和研究,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要求,目前还没有形成具体的赦免制度。

陪审员只参与审定事实

　　北京青年报记者:有观点认为,现在的人民陪审员是陪而不审,如何改革完善,保证公众能够具体参与到审判中来?

　　姜伟: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最直接形式。长期以来,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这次决定提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一是扩大参审范围,完善随机抽选方式。目前,各级法院人民陪审员数量相对较少,有的法院只有几个陪审员,成为常驻法院的“专审员”,而且参审的案件不多。决定要求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扩大参审案件的范围,完善随机抽选陪审员方式,提高人民陪审的公信力。

　　二是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人民陪审员评议案件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方面与法官享有相同权力。要求对法律知之不多的人民陪审员,参与法律适用问题的审理、裁判,往往导致陪审员不会、不敢或者不愿发表意见,导致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决定提出,要对陪审员和法官的职能进行科学分工,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

推进法治专门队伍职业化

　　香港文汇报记者:法律领域有学者提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而这次四中全会提出法治专门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姜伟:法律职业共同体由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构成,具有相同的知识结构、法治信仰、资格要求和职业伦理,因此称之为共同体。

　　法律职业共同体一般以司法职业为基础,决定并未使用这一概念,而是提出涵盖范围更广的概念,即法治专门队伍,涵盖了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法学教育等法律行业和领域。

　　为推进法治专门队伍的正规化、专门化、职业化,决定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一是健全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制度。二是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三是探索建立法律职业从业者之间良性互动和开放的人才吸纳机制,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四是畅通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干部和人才相互之间交流渠道。五是加快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

公正始于侦查严防冤错案

　　法制晚报记者:司法领域出现的一些冤假错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四中全会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对冤假错案有什么意义?

　　姜伟:产生冤假错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防止冤假错案,需要多措并举。决定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一项重大举措。

　　我国的侦查、起诉、辩护、审判等诉讼制度比较完备。一般的刑事案件,需要经过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阶段。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进入庭审的案件,常常因为侦查机关没有收集或者没有依法收集关键证据,未达到定罪标准。这种情况下,法院如果判被告人有罪,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如果判无罪,又要承受社会各方面压力。

　　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是落实刑事诉讼法“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基本原则的重要举措。按照法律规定,案件侦查终结的证据标准、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都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审判阶段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要求是一致的。

　　公正始于侦查,如果侦查机关在搜集、固定证据时偏离了公正要求,案件就不会有公正的结果。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要求从侦查环节开始,就必须全面、规范地收集、固定证据,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和证据经得起调查、质证、辩论的检验,从源头上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确保案件裁判的质量,有效避免冤假错案。

　　强化以审判为中心,也是要充分发挥律师依法维护当事人权益、实现司法公正的作用。律师在法庭上,可以参与举证、质证,充分发表辩护或代理意见,对有效防止冤假错案具有积极作用。

改革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深圳卫视记者:决定中特别提到对重大改革要做到于法有据,同时立法要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衔接改革和立法之间的联系?哪一方面更占据主动权呢?

　　姜伟:法治领域的改革在决定中规定的内容比较多。法治领域的改革,包括司法体制改革,要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司法改革的目的是要保证国家宪法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决定提出改革要依法有据,具体有这样几个要求:第一,要加强对改革的顶层设计,把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完善立法的决策有机衔接起来。确定改革方案时,要与需要修改的法律同步研究。第二,改革中需要调整法律的,要先修改法律再启动改革,不能以改革为名,破坏现行法律,损害法律权威。第三,一些改革举措,需要突破现行法律,但是修改现行法律条件又不具备,需要试行一些改革举措为修改法律积累经验、创建条件的,要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授权有关部门启动改革或者试行改革。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部分城市试行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就是一个例证。第四,一些不涉及法律调整的改革,比如工作机制的改革,鼓励地方在法律框架内积极探索。

多措并举解决信访不信法

　　东方卫视记者:过去几年中,我们看到很多民众遇到问题的时候,更愿意通过信访主张自己的权益,而不是走入法院用司法程序主张权益。您怎么看民众这种信访不信法的状况,如何改变这种状况,重塑司法公信力?

　　姜伟: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确实有司法公信力不高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不合理的问题。针对人民群众信访不信法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有关部门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实践中,造成群众信访不信法主要有三个环节:

　　一是入口问题。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怎样能够纳入司法程序,让法院审理。四中全会提出重大改革举措,就是改革法院的立案机制,由立案审查制转为立案登记制,要求法院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二是程序空转问题。有些案件在司法机关审理,尽管法律程序走完了,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就是解决程序空转问题,让人民群众的合法诉求依照法律程序就能得到解决。

　　三是维护司法权威。确有一些案件经过法院的审理,判决是公正的,这时候我们要维护司法权威,要服从法院的裁判,但对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有关部门要通过司法救助等方式加以解决。

本报北京10月30日讯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