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重在摆脱“文化危机”

“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是中央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是推动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此过程中，城市治理则成为探索城镇化新模式的重要要求。”10月31日，在深圳大学举办的城市治理深圳论坛上，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如是说。

此次论坛的主题为“新理念与新实践：城市治理推动城市发展”。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对我国城市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治理难题：利益诉求多元化复杂化

“中国的城市呈现千篇一律的特征，这与我们几千年历史文明古国的身份很不相称。”究其原因，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认为，二战结束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心态是，尽快实现现代化。“但这些国家对现代化的认识基本来自西方现代化大都市，所以他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基本参照西方，盲目复制，甚至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建筑。”

城市建设千篇一律、毫无特色或许只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有形”问题。在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看来，中国城镇化面临着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化叠加”的重大现实，这为城市治理带来了“无形”的挑战。“比如，政府若是做后现代的事，有不少市民会说太快了，不切实际；政府要是做现代化的事，也会有市民说标准太低，也不切合实际。”他解释说，“城市规划是一个社会矛盾，参与者的想法并不一致，现代化与后现代化观念冲突频繁，至少在这个方面难以达成共识。”

“当前城市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利益主体多元化、矛盾诉求复杂化，”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思康从政府行政实践的角度分析认为，“过去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成了问题，比如，城市中心有一块空地，有人要建体育馆，有人要建房子，等等；达不成一致就会出现矛盾和纷争。

治理焦点：建立广泛的社会认同

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城市到底由谁来创造？在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看来，城市应该是一件艺术品，由城市的民众来创造。“市民有不同的聚合、不同的习俗、不同的文化，因此会产生不同的建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城市创造的过程中，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要素。”林尚立认为，在城镇化进程及城市治理过程中，应该充分尊重作为城市主体的民众所具有的能力和创造力，并充分尊重其创造力中所包含的文化力量。

当前，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文化问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建盛认为，我国城市发展面临两种文化危机：“一种是城市现代化中的文化危机。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迅速扩张，城市建设失去个性，特色文化出现断裂。另一种是城市全球化中的文化危机。全球文化话语和全球文化产品对中国城市建设和城市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传统文脉断裂、城市趋同推进等多种问题。”

另外，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是当前城市治理研究的焦点之一。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予敏表示，建立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社会认同。“从本质上讲，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是通过信息、教育、文化娱乐等形式建立良性的社会互动关系，即建立一种社会认同。”

治理钥匙：以法治化推进制度创新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后，国家治理成为当下的热门话题。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认为，城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深化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比如，城市治理多涉及公共事务管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可借鉴或吸收多元治理理论，从中获得启发。”

在实践方面，“当前城市治理体系改革，重在保护创新、鼓励创新和包容创新，保护创新就是城市法治化。”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周光辉举例说，杭州市政府建立的开放决策机制就是一项很好的举措，“这可以包容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和智慧，使城市更具包容性和发展潜力”。

周光辉认为，建设创新型城市，首先要实现制度创新。“中国城市的人口流动性很强，利益多元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如果缺乏有效治理，城市化进程便难以持续。因此，建设创新型城市首先在制度创新上要强调法治化。”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而有了规矩之后，如何保障其有效实施更是当前面临的难点所在。“长期以来，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没有法律观念，也不相信法律。”在吴思康看来，社会成员淡薄的法律意识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大力提倡的法治理念形成了较大反差，因而成为摆在城市治理面前的又一重要课题。

据悉，此次论坛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深圳大学联合主办，深圳大学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和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