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5年特稿：依法治国破难题 制度建设谋长远

　　中新社北京9月26日电 (记者 马海燕)65年前的1949年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当时的北平举行，通过了为新中国奠基的一系列历史性文件，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北平也由此更名为北京。

　　在新中国65周年国庆前十天，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在庆祝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又对其新时期的使命寄予殷殷厚望：“人民政协要始终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自觉把中国共产党的决策部署贯彻到人民政协工作中去。”

　　时间再往前推半个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样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从一穷二白、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到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化新中国，从扛枪打仗到领导人民搞建设，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一道成长成熟，其中虽然走过一些弯路，但终于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说。

　　胡鞍钢告诉中新社记者，制度创新是新中国成立65年来最大的创新。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历届领导人都在领导执政党带领人民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上艰苦探索，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最终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使其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

　　习近平等领导人反复强调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胡鞍钢认为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则，三者相互支撑、相互保障、相互关联。其中，依法治国被认为是保证执政党的领导、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支撑。

　　“依法治国”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时就被正式提出。但从“法制”到“法治”，从官方文件到百姓口头禅，从“有法可依”到“有法必依”，从1950年新中国颁布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到现在通过1000多部法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当下依法治国更被上升至破解各领域改革难题、完善多方制度建设的高度，被各方寄予厚望。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决定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用了两个“前所未有”说明面临的形势。公报指出，要使中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虽然新中国65年在民主法治领域走过很长一段时期的弯路，但最终确立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框架体系。就法律条文来说大致已经形成，下一步就是完善落实，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第一要义就是推进依法行政，推进公正司法。

　　长期从事党建研究的戴焰军注意到，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一直在提“制度建设”，既有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等基本制度的完善和补充，也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要于法周延、于事简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新提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深层次问题，一方面也是执政党与时俱进、完善自身的需要。

　　在新中国第65个生日到来前一周，60岁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刘铁男受审。这位“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高官只是十八大以来“落马”的近50位省部级高官中的一个。“七一”中共建党纪念日前夜，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被查；“八一”建军节前夕，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查。对腐败零容忍成为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也成为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突破口。而从治标到治本，制度建设更成为中国新时期深化各领域改革绕不过的热词。

　　“今天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四大考验：长期执政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比起战争时期、封闭时期、计划经济时期等以往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所面临的问题都更加复杂。”胡鞍钢表示，最终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还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推进现代化建设还要依靠人民和执政党的齐心协力，任重道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