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谈高层重视智库:2008年危机很多专家都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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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讨论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国家决策提供政策建议以来，智库建设已经是当前中国的一个热点。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最早也是从接触欧美智库开始的。著名的美国外交协会在中美建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卡耐基基金会，布鲁金斯研究会也曾经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在当前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时候，智库需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中国智库又有哪些问题呢?南都记者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朱旭峰教授。
智库天然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参与者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这一次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提出要加强智库的作用，特别是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是否说明目前智库的现状并不能符合要求?
朱旭峰：首要看智库和国家治理体系这两个概念，哪个是中央先提出来的。相比较而言，智库还是先于国家治理体系提出的概念。十七大报告就提出了“智库”概念，当时还叫思想库，要发挥思想库的作用。十八大也叫思想库，后来三中全会才改称智库，同时三中全会也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是否涉及对过去政策的修正呢?如果要从这方面看，一般提出新的概念和政策，都是意味着对过去的一些政策调整。如此重视智库作用，主要的背景还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的判断上，很多专家都出了错。这对于领导决策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麻烦，所以高层领导就觉得智囊这个体系需要加强。
南都：是否这类智库不能满足领导需求的问题还很多?
朱旭峰：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我前一阵开会，就听到很多直接意见。比如对于国际问题，有学者就指出，我们这么多人研究国际关系，真正对乌克兰熟悉的有几个人?领导人出访一些比较小的国家的时候，想了解一下该国的基本情况，但是很多时候都找不到相关专家给予有效信息。我们这么大国家，有那么多的专业的研究机构，大家都在研究美国问题，很多地方提供不了充分的信息。这其实也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局限，智库机构的局限。
南都：我们以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为目标，那么智库可以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怎么样的作用?
朱旭峰：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大的概念。我个人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并不是一个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其实是一个中性的词汇，是一个整合政治力量的词汇。其实依法治国也是如此，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偏倚，各方都能理解和支持。治理这个词就有两个含义，首先是加强社会的参与，社会参与国家的建设，这就是治理。这所谓的governance最早就是相对于governing而提出的。但是反过来还有一个概念，也是福山这些年一直在讲的，他过去强调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现在觉得这样讲过于武断了。政治最后的目标是实现好的治理，民主不民主和能否实现好的治理并没有直接逻辑联系。从政治设计角度看，民主不是最后的目标，最后的目标是实现好的治理，简单说就是善治，就是要有法治，有效率，有对社会福利的基本保障等等这些更为具体的标准。按照善治的要求，政府的治理就需要有更多的直接的指标。从社会参与角度看，专家参与是社会参与的重要一环。首先专家是社会的一部分，智库就更是社会组织了。在很多国家，智库是被当成N G O的一员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智库是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能提供有效的信息帮助政府更好地决策。所以智库和善治、良治本身就是天然的一个结合。如果说决策过程中有多个环节，那么智库是一个绕不开的环节。如果是纯粹的民主体制，事事都需要直接民主解决，那么就不需要智库了，大家都来投票，投出来是什么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决策就是投票的排序决定。如果完全独裁，掌权者自己一人说了算，也不需要智库。恰恰就是中间状态，又需要民众社会的参与，又需要能做出优化有效的决策，所以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智库专家需要时间积累和培养
南都：那么看起来中国智库并不能担负起来这个角色，是否说明中国智库目前发展方向有问题?
朱旭峰：你说的这些问题确实是问题，但首先我不觉得中国智库发展得不好，这里有个发展阶段的问题。中国智库目前才发展了几年?目前除了为数不多的智库有三十年以上的历史以外，大部分都是五年八年的。所以不能动辄就把中国智库和外国老牌智库做比较。我们经常说布鲁金斯，它已经快有一百年了。它在刚成立只有十年的时候，也未必会比现在中国智库的水准好。当时布鲁金斯就是一个小机构，研究范围也很窄。美国目前有两千多家智库，除了那几家大的智库，大部分也就是三五个人，今天有点钱，明天钱花光又没后继资金支持的话，也就散了。我们说中国智库不得力，不是说和外国智库比较，而是说随着公共政策越来越复杂，政策智力供给已经远远赶不上政策治理的需求，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智库最发达的国家。除了美国以外，世界其他国家的智库都不行。美国的智库我们可以学，但是也不能完全学。中国现在研究美国的人非常多，这其实也是中国当前的发展要求决定的。十年前中国的情况，和现在的中国完全是两回事。现在全球事务，中国都牵扯其中，中国必须要发声。这种必须要参与的要求之下，政府需要的智力支持就越来越多。过去我们可能感觉很多国际问题都是美国问题，对台问题是美国问题，中日关系就是中美关系，所以大家都去研究美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像中东问题，都是几方共同参与，每个国家都会提出自己的诉求，这样每个国家你都必须要研究。甚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小国出了问题，都会和中国牵扯上。利比亚这样一个距离中国似乎很遥远的国家，它出了问题，很快就牵扯到需要大规模撤侨。遇到这些问题，过去的专家就很难给予支持了。专家是需要培养的，需要训练的，需要时间积累的。不可能短时间就能培养一个相关问题的专家，所以供给赶不上需求是可以理解的。
南都：结合现实的需要，我们是否应该加强国别研究?
朱旭峰：不能简单地设定研究方向，智库研究的问题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乌克兰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这既是当地的地理历史，还涉及到很多人文，也牵涉到国际政治。所以呢，现在智库缺的不是要加强国别研究，而是要加强综合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的培养。其次，研究政策问题是需要甘于坐冷板凳的，国家需要去养这些甘于坐冷板凳的专家。这样万一有需求，就可以直接找出专家来，而且这些信息要非常全面，你知道哪里有这些人。但是问题是很少有这样对坐冷板凳学者的激励和支持，最后大家都去赶热点，哪里热就有钱，哪里有钱，学者生活就能改善。所以这样一套社会科学的人才培养体系，本身也存在着激励机制的问题。
南都：那么智库的基础研究能力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
朱旭峰：我以为首先是要培养专家学者的能力，这不仅仅是智库自己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个社会科学培养体系。作为专家，你如何去看待其他人的研究，如何建立自己的框架，如何表述自己的观点又能让外国人理解并认可，这些都属于总体的能力。这一点，任何一个学科都一样。其次，如果专家还希望有些政策影响，他们就需要除了纯学术研究以外的另一些特殊的能力。他们对一个问题能看得透看得全面。比如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问题到底是政治学问题还是社会学问题?根本无法归纳清楚。所以如果你要写一个关于农民工的政策建议，如果只是社会学视角，或者经济学视角，政治学视角，这些都不是好的政策研究。对于决策者而言，他们看问题就很直接。你光提社会压力，农民工如何如何苦，就不考虑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可能需要考虑的财政的压力和约束，这种建议对决策者来说是没有用的。所以政策建议就是一种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