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化概念新在哪里？

　　赵建军，1961年4月生，四川省古蔺县人。哲学博士，中央党校哲学部（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科技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哲学评审组专家、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林业局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创新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绿色化”概念，并将其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列。我们想知道，如何理解绿色化的内涵？绿色化与其他四化的关系是什么？绿色化是否需要单独的指标体系？绿色化的提出将有怎样实质性的作用？

　　对话人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赵建军

　　采访人　中国环境报记者黄婷婷

　　如何理解绿色化？

　　■绿色化是经济新常态的方向、目标，也是状态、结果、评价的标准。

　　中国环境报：绿色化的内涵是什么？与绿色发展、生态化等概念相比，绿色化的提出有何意义？

　　赵建军：绿色原本是一种色彩，是自然界的一种本真的状态，在这里应该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绿色化的绿色代表一种精神、价值、文化、追求、目标和状态。

　　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绿色化就是把绿色的理念、价值观，内化为人的绿色素养，外化为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外化为企业的绿色发展模式、绿色产业、绿色产品；外化为政府部门的绿色管理、绿色治理、绿色教育方式。

　　联合国在2008年曾提出过绿色新政的概念。“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行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绿色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式之一。我新近出版的《绿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提到，绿色发展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可以说，绿色发展是绿色化在发展模式上的体现，强调经济活动和结果的绿色化。绿色化是比绿色发展更高的概念，赋予生态文明建设新的内涵，体现了一种精神境界和价值观。

　　绿色化的提出符合当前中国的发展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绿色化与新常态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绿色化的提出可以给地方政府充足的时间调结构、转方式。绿色化是经济新常态的方向、目标，也是状态、结果、评价的标准。

　　中国环境报：绿色化不能停留在理念层面，它的提出将有怎样实质性的作用？

　　赵建军：理念是实践的先导，没有先进的理念，就不会有先进的行动。绿色化可以引领中国的绿色发展道路，因为绿色化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修正与补充，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创新性认识。先进理念具有动员作用、规范作用和激励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领导干部政绩观的转变上，体现在企业的绿色转型上，也将体现在每个人的行为范式中。绿色化的实现，最终需要整个社会的巨大努力。

　　绿色化与四化是什么关系？

　　■绿色化是一种引领，它决定着其他四化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中国环境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您认为绿色化与四化在层次上是否是完全并列的关系？绿色化在五化中的位置和作用是什么？

　　赵建军：绿色化是魂，它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是相互交融的关系，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都必须向着绿色化的方向发展。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把绿色化与四化共同提出，按照我的理解，层次上应该不是并列的，绿色化规制着其他四化的方向。绿色化是一种引领，决定着其他四化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我们追求的是绿色新型工业化、绿色城镇化、绿色信息化和绿色农业现代化。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一样，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过程，绿色化在五化中也要起到这样的作用。

　　中国环境报：如果在一定阶段、一些方面绿色化与其他四化存在矛盾，应该怎么办？比如一些地方工业结构仍然偏重，绿色化并不容易实现。

　　赵建军：当前，传统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还占一定的比重，实现绿色化还需要一个过程。在实践过程当中，推进和实现绿色化，还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

　　我国区域差异较大，每个地区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矛盾不同，这就导致地方领导的注意力不同，决策也不尽相同。但需要注意的是，每个地方都要追求生态文明，都要守住环境底线。东部地区要追求创新型产业发展，补齐小康社会的短板。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要注意拒绝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提高环境门槛。

　　中国环境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都有一定的指标体系，您认为绿色化是否需要建立一个单独的体系和标准？

　　赵建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涵盖的是不同的产业领域，我们只要把绿色化融合进去，再在社会领域赋予更多的绿色化要求，就可以达到绿色化的目标。绿色化不需要再单列一个指标体系，应该在四化中体现绿色的理念。

　　四化的发展过程要体现绿色化的特征，都靠绿色科技、绿色生产方式去实现。而这四化的最终发展目标又是绿色化。

　　中国环境报：如果没有单独的体系和标准，如何对绿色化进行评价？

　　赵建军：如前所述，绿色化与四化是相互交融的。四化发展的结果是不是人民期待的结果，是靠绿色化去衡量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的是绿色城镇、绿色农村、绿色工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要设置绿色指标，实现绿色转型。如果这四化能达到绿色要求，绿色化也就实现了。

　　绿色化是否有足够体制机制支持？

　　■在探索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进行完善。

　　中国环境报：走绿色化道路，需要体制机制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提出着力破解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您认为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方面近两年有哪些好的实践？又有哪些不足？

　　赵建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求，主要体现为三大体系建设：源头严防制度体系（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等）；过程严管制度体系（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等）；后果严惩制度体系（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等）。

　　这两年来，在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方面，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地方探索，都有很多好的实践。

　　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就是在体制机制建设迈出的一大步。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环境监管和执法有了牙齿，各地查处了一批违法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新《环境保护法》生效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实施按日计罚案共15件，个案最高罚款数额为190万元，罚款数额达723万元；实施查封、扣押案共136件；实施限产、停产案共122件；移送行政拘留共107起。

　　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体现了铁腕治污的良好态势，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具有里程碑的作用。这能让普通群众感受到政府治理污染的决心，感受到蓝天白云有希望。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还可以带动其他制度方面的落实。处罚力度加大，有利于推进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谁污染、谁付费”原则尽快落实，有利于第三方治理机构成长、壮大。

　　地方在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方面也进行了很多尝试。例如，福建省作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取消了34个县的GDP考核。这将推进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例如，深圳市推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核算体系和负债表。今年1月，盐田区还提出了更为直观的“城市GEP”概念，为蓝天、绿地、青山、秀水这些无价之宝估出了身价，宣布推进干部离任GEP审计。

　　例如，贵阳市在原环境保护局、林业绿化局（市园林管理局）、两湖一库管理局基础上整合组建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并将文明办、发改委、工信委、住建局、城管局、水利局等部门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职责划转并入。这是对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一种贯彻，是对“山水林田湖”综合管理的一种尝试。

　　地方对体制机制的探索不一定都是成功和成熟的，但探索本身是有意义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本身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就是要在这些探索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进行完善。

　　对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目录，还有一些方面有待推进。

　　例如，生态功能区战略实施还不充分。对于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的划定和坚守非常重要，这才能守住生态红线。生态补偿机制也没有有效实施，现在对做出贡献、牺牲发展的地区应该加大扶持力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快研究制定生态补偿相关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