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民众要求日本兑换军票 港媒：仍遥遥无期
1941年12月25日，英属香港守军无力抵抗进侵日军，总督楊慕琦(Sir Mark Aitchison Young)到尖沙咀半岛酒店签署投降书，香港从此沦陷。那时候林彦斌14岁。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8月14日报道，2015年8月，日军已经撤走了70年，香港主权已移交中国18年，林彦斌也已经88岁，住在九龙的一个公共屋邨里，也就是中国大陆所称的廉租房小区。
他收藏着一大叠钞票，但得物无所用——那是总面值约10万元的日本军票。
日军占领香港后，很快就宣布发行军票，并强迫香港市民兑换。林彦斌还记得，当时住在九龙的他随着父母到半岛酒店后方的中间道，与许多九龙市民静静地等着交出手上的港元，换成日本军票。
至于林彦斌的父母，他们在占领后眼见生意萧条，把家里经营的杂货店卖掉。两老总算熬过了战争，但直到他们离世的一刻，也没能看见积蓄换回港元——这就是林彦斌手上的10万日元军票。
这些手持军票的香港民众在1968年成立了香港索偿协会，一直持续要求日本兑换军票。索偿协会现任主席刘文对BBC中文网说，该会在册登记会员共涉及3500个家庭，所持军票总额达5.4亿日元。
虚构的军票
二战期间，日军在多个占领地发行军票，取代当地原有货币。
军票与一般货币有何分别？日本早稻田大学退休历史暨经济学家小林英夫教授的一篇文章指出，全称“军用手票”的军票“是随着军队作战的展开，为了方便调配物资或管理占领地市场而暂时使用的通货”。
林彦斌记得，当时日军以军票收兑了港元，便拿到澳门去购买军火等物资。当时澳门因葡萄牙与日本之间的协议而未被占领。
林彦斌向BBC中文网记者忆述了日军对于兑换军票的态度：“要是你不去兑换，给日军查到你身上有港元，或者是在你家中搜到了，马上杀头，没有说情的余地。”
据文献记载，这实际发生在占领后期——1943年6月1日，日占香港总督部正式禁止使用港元，违者以军法论处。在此之前，港币实际上与日本军票并行。
急剧的通胀
据小林英夫教授收录在1993年《香港军票与战后补偿》一书中的文章所说，在中国战区发行的各种“支那事变军票”为了要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法币对抗，采取了一系列币值稳定措施。
在香港发行的军票被历史文献归类为“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军票”的一种，其处境与中国军票有明显分别。小林教授指出，由于“英美势力一开始就被赶出这个地区”，币值稳定措施“完全没有”。
1945年6月19日，伦敦英国殖民地部专门开会讨论香港货币问题。会议记录指出，日本军票“并无透过‘无息负债证明书’的形式来作保证”。
就在日军侵华前不久，港英政府在1935年改革货币制度，放弃银园，改发港元。汇丰等发钞银行要向外汇基金提交一定数量英镑，换取“无息负债证明书”，方可发行港元钞票。这个安排在战后得到延续至今，只是支撑港元的货币在1983年换成了美元。
同年8月9日——美军向长崎投掷原子弹当天——汇丰银行在另一份抄送殖民地部的备忘录中说：“使用具备虚构价值的占领地货币(军票)，使日本人得以获取合法香港货币(港元)与货物，而自己却不费分文。”
然而，自从太平洋战争开打，日本自身物资短缺的问题也日趋严重，更波及到各占领地。日本当局继而急速加印军票。由此，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以倍数递增。
索赔之路
就在1945年6月19日的那次殖民地部会议上，与会官员认同一旦英方决定不兑换军票会让香港民众承受“一些艰苦与困难”，但同时认为要补偿这些人的苦难而又不去理会他们有否持有军票“并无务实的折衷办法”。
再者，会议认为，英方承认香港军票“几乎肯定”会变相让那些配合日军的人得益。
日本大藏省(今财务省)于当年9月16日宣布所有军票作废，夏悫少将组成的香港军政府其后宣布禁止军票流通，恢复港元的法定地位。像林彦斌一家这样的香港人顿时现金财产尽失。
战后流落民间的日本军票共达12亿。按照日本香港占领地总督部的最后兑换率，共值48亿港元。
香港索偿协会主席刘文对BBC中文网说，香港政权移交后，他们透过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向北京政府请求协助索赔，但是至今毫无结果。
1994年，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决定根据通胀等因素，向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籍日本兵赔偿拖欠军饷、军邮存款等“确定债务”，赔偿比率定于原面额的120倍。
香港索偿协会认同可以此案例作为对香港军票的赔偿基础。由此计算，协会代表家庭所持有的5.4亿日元军票将值65亿现代日元，也就是4.05亿港元(5.2亿美元；3.34亿元人民币)。
要是按此索赔成功，林彦斌手上的军票就能换得74.7万现代港元。只是老伯觉得，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很固执”，这让军票索赔者感到茫然，赔偿军票损失“未有了期”。
“最好是在我有生之年能兑换回来，我会非常非常开心。我也许会去日本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