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县委副书记冤案”警示依法反腐

　　人们经常见到一种情况，就是一旦某人被纪委或检察机关宣布立案调查，此人就立即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甚至会有媒体提前将其定位为腐败分子。

　　今年6月，贵州道真县委原副书记熊祖模被遵义市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此前，他被当地检察机关认定受贿和滥用职权，并因此被一审数罪并罚判刑11年，二审后，贵州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此案的证据不足问题、逼供诱供问题和证人虚假证言问题从而得以暴露，最终，检察机关撤诉并根据法律规定决定不起诉。

　　虽然熊祖模从法律上恢复了无罪的自由身，但吊诡的是，在法律结论做出后，他去找上级遵义市委和市纪委要求恢复名誉和工作，但直到今天，有关部门还是没有落实。

　　遵义市委对熊祖模重新安排工作的拖延，比起当初熊祖模被抓后的迅速丑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述报道说，一审宣判后，尽管此案还在上诉期尚未有定论，遵义市和道真县两级党委政府和有关官员，都急不可待地将熊祖模迅速作为反面典型进行宣讲。 

　　纵观熊祖模自被调查以来的三年跌宕人生，可以发现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反腐工作的诸多问题。

　　包括，在反腐调查阶段，当地纪委、检察院混合办案，规避了法律对办案程序、时限要求、强制措施、羁押地点等多方面的制约制度，从而使调查对象的人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还有，一旦某人涉嫌腐败，当法律程序没走完，甚至刚被调查，该人即被假定有罪，法律所强调的无罪推定原则在反腐领域落空。人们经常见到一种情况，就是一旦某人被纪委或检察机关宣布立案调查，此人就立即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甚至会有媒体提前将其定位为腐败分子。

　　第三，在反腐败侦查过程中，虽然直接的肉体刑讯逼供现象不常发生，但实际上，以连续审讯、精神逼供、诱供和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等现象还不时出现。在某些办案人员的眼里，一旦某个官员被抓，就已然被钉上耻辱柱，对其使用任何侦查手段都不为过。

　　第四，公众心理中对腐败的痛恨，加剧了反腐过程中有罪推定现象的普遍性，这种有罪推定甚至还被赋予了某种程度的正当性。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就加快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全面部署，决定提出，要严格规范执法，坚持依法严格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但通过熊祖模的案件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要做到依法反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推动反腐的法治化，不是替贪官说话，而是替任何一个可能被调查的人进行合法权利的预保护，也是为整个社会逐渐融入真正全面的法治文明而行动。有关机关和人员需要明白的是，在强大的公权力调查程序中，每个被调查的对象，都尤其需要公权力严格依法办事。这种依法反腐，不仅是反腐本身的公平正义所需，更是为全社会的法治文明进步创造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