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日报：西迁精神 永远飘扬的旗帜
国务院于1955年4月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从黄浦江畔到黄土高原，交大人舍小家、为国家，义无反顾响应中央号召西迁。自1956年首批师生开赴西安，到1959年迁至西安的交通大学主体部分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交大西迁历时四年，迁校总人数达一万五千余人。
交通大学在迁校过程中及扎根西部办学近六十载岁月里，传承优良学风教风，发扬艰苦奋斗品格，践行弘扬“延安精神”，铸就了以“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为核心内涵的、交大和陕西高等教育界独有的“西迁精神”。
伟大的精神就像火种，西迁精神在一个甲子的征程中仍然历久弥新，成为感动人心、激励人心、鼓舞人心的嘹亮号角。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如何正确认识西迁精神、如何弘扬践行西迁精神、如何发扬光大西迁精神，是我们当下的重要命题。
弘扬西迁精神 建设“三个陕西”
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梁桂
交大西迁是当时党中央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考虑、从全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布局出发，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个抉择为新中国工业基础的奠定、研究基础的布局、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迁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继承、发扬，是高教战线的宝贵财富。半个多世纪来，西安交大的建设者们用自己辛勤的实践，在三秦大地上熔铸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交大人奋勇前进。它不仅是西安交大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传家宝，是全国广大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服务人民高尚情操的光辉写照，更是对延安精神与时俱进的继承和弘扬。交大人迅速响应国家号召西迁，义无反顾，满怀豪情就到了西安。西迁精神和延安精神根脉相连，祖国至上、献身祖国的精神和当时的延安精神完全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当下我们更要通过西迁精神引领学校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更好地服务国家民族，用西迁精神引领培养一批批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也对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五四”青年节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党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前进。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今日的西安交大，正站在双甲子校庆的新起点上，要率先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一流，对标定位，坚持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以开放的理念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科学分析自身所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要深化改革，不断激发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全力推动学校向前发展；要创新创造，当好陕西高校的排头示范兵，成为开拓创新的时代先锋。
西安交大迁校近60年来，为西部特别是陕西科技教育事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陕西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加快建设富裕陕西、和谐陕西、美丽陕西奋力拼搏。西安交大作为全国重点大学及全省高等教育的排头兵，在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施、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加快推进建设“三个陕西”的进程中，要切实发挥自身优势，更好地造福三秦大地。
交大人永恒的精神财富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张迈曾
交大人听党的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艰苦奋斗、建功立业。迁校60年来，学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以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一流人才为使命，成为我国重要的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培养基地，良好的教育质量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学校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积极瞄准国际学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在航空航天、能源动力、先进制造、电力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产生了一大批重大科学研究成果，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科学技术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60年过去，回眸足迹，西安交大艰苦奋斗铸就了可歌可泣的“西迁精神”。作为中国大学精神的重要体现，“西迁精神”是交大人奉献报国、开拓创新的永恒精神财富，是交大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今天，大力弘扬“西迁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弘扬“西迁精神”要与弘扬“延安精神”紧密结合。“西迁精神”是西安交大继承和发扬爱国爱校、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汲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大学文化。要把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畏艰难、开拓创新的优秀品质，内化为交大师生自强不息、奋勇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弘扬“西迁精神”要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要让“西迁精神”发挥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作用，就要以“西迁精神”不断夯实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校风、教风、学风，融入师德、医德等职业道德建设中。
弘扬“西迁精神”要与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紧密结合。全校广大教师和党员干部要把爱国爱校、胸怀大局的革命精神传承下去，把无私奉献、勇挑重担的创业精神传承下去，把尽职敬业、艰苦奋斗的务实精神传承下去。教育和引导广大教师和党员干部坚守高尚的道德情操，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用实干实现自身价值，用实干助力学校发展，争做改革创新的拓荒牛、无私奉献的孺子牛、任劳任怨的老黄牛，不断推动学校事业取得更大发展。
弘扬“西迁精神”要与建设“四有”教师紧密结合。引导教师牢记“四有”标准，用高尚师德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贡献。
弘扬“西迁精神”要与高扬爱国主义伟大旗帜紧密结合。西安交大第12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全校要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乐观主义旗帜。要热爱祖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融入集体，深刻理解集体的伟大价值，在集体中获取前进的力量；勇于担当，树立在继承前人基础上超越前人的雄心壮志，担当社会责任，解决困难问题；乐观向上，用包容的心态，乐观的心情来感悟人性光辉，激励前行意志。
国家的发展目标就是西安交大的责任担当，把西安交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是党和国家的坚定意志，也是百年交大肩负的历史责任。西安交大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要求，坚持“扎根西部、服务国家、世界一流”的办学定位，牢记使命、攻坚克难，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好服务、作出更大的贡献。
也应青史有诗篇
——从交大西迁看中国大学精神的培育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韩鹏杰
精神是大象无形的，如春风，看不见形状却无处不在，着春风处即可化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这句流传很广的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完整的说法应是：大学者非大楼仪器课题之谓也，精神之谓也！而凝结为一个大学、一个国家大学精神的，更重要的是特殊的历史。换句话说，特殊的历史和凝成的文化，比大师更大师。
中国大学，无论怎样强调兼收并蓄，都应该有中国大学独特的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在两所大学身上体现的最集中、最明确，这就是西迁的西南联大、西安交大。因为这两所大学，最深刻地诠释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民族气质，这种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上凝结的大学文化，最深刻地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信念、自强担当、超越的伟大精神。
这精神如水，承中华文明之源。饮其流者怀其源，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大西北，来到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来到延安所在省，是一种历练也是一种熏陶，是一种文明血脉的直系传承。只有在中华文明发源地和大摇篮中培育过的学校，才会有最深厚的民族精神，不是吗？
这精神如歌，“风云双甲子弦歌三世纪！”这样的大学，我坚信，在这个伟大的国度中，将会弦歌不辍；也将一直为世界之光，直到永远。
对西南联大，王力先生说：“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教青史有专篇。”越是在艰苦的环境，越是激发出伟大的精神和创造力。
对西安交大，我则坚定认为：也“应教青史有专篇”。不是为了西安交大，更为了中国的大学，为了中国的未来。
西迁，在中国历史上就曾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和惊天动地的伟业。
历史上的秦文化并非单纯的游牧文化，秦人是从海边迁到中国的西部，与戎狄为伍争锋，开放的海洋精神和在西部边陲长年征战中磨练出来的顽强不屈、艰苦奋斗的精神意志，才有了秦人统一天下的伟业。
红军的长征也是西迁——两万五千里的铁流，从江西到陕北，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这话没错！但试想，倘若没有陕北根据地，没有陕北文化的交融，能熔铸成一种伟大的精神、创造一个新中国吗？延安精神，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又一笔宝贵的财富。所以，提到西迁，不仅要看到西迁者的贡献，更要看到文化的交融熔铸成的新的文化、新的灵魂。
这也就是我想表达的：提到西安交大的精神，不仅要提西迁，更要浓笔重墨的说“扎根”——扎根大西北六十年，海洋文化和西北华夏文明的交融，历练出一所国际性大学，熔铸出了一种开放、自强、超越的大学精神，这才是这所大学的真正价值。
六十年前，那么多交大的师生员工，放弃上海的优越条件，登上西去的列车，在西安东郊的一片麦田上，用青春和汗水建设了一所闻名的高等学府——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
西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无论从哪个角度，交大西迁都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她带来了海洋的气息，先进的文化，堪称是在黄沙弥漫的中国西部的一片绿洲。
长征的红军扎根延安，和延安文化一起孕育出延安精神，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
交大，六十年前西迁陕西，扎根西安，六十年了啊！一代代交大人筚路蓝缕、弦歌不辍，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以其奋斗的历史和贡献，也应该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丰碑，也应青史有诗篇！
想想都为交大骄傲，为自己是交大人骄傲。她在中国，是太有独特气质的一所大学，太有独特价值的一所大学，最能代表中国大学精神和气质的一所大学。爱这所大学，就是爱中国的教育事业；爱护这所大学，就是爱护中国的大学精神！
关于交大西迁的几个问题
西安交通大学副秘书长、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贾箭鸣
交大西迁是1955年3、4月间启动的。60年后看交大西迁，有几个基本方面：
一是交大西迁出自中央决定 。1955年3月30日，国务院二办收到高教部上报中央《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加强内地高校的任务，其中就有交大由上海迁往西安，交大的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陈毅、陈云、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周恩来7位中央领导人审阅了这个报告。4月7日晚，高教部将这一精神电话通知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彭康。后来国务院又召开全国文教会议，正式提出了交大西迁任务。文教会议文件经毛泽东批示下发全党。
决定交大迁校有两大因素：第一，国家要加快工业化，但上海形势紧张，高校的作用难以发挥，而上海又是全国高校最集中的一个城市；第二，“一五”建设已经启动，西安成为机械电力工业基地，进入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大建设时期，但是西安高教力量薄弱，工科尤甚，整个西北也只有一所设在咸阳的西北工学院。
交大的情况是这样：新中国高教重点发展工业和师范教育，1952年起，一批综合大学如清华、浙大等改办工科，老牌工科大学只有交大、天大和哈工大。院系调整后工科大学实力最强的3所：交大、清华和哈工大，教授交大最多。迁校当然首选交大，要在西安第一个建万人大学，要发展原子能等尖端专业。因此，迁校在当时的交大师生看来是受重视的体现，是很光荣的。
交大由整体搬迁西安到一校分设西安、上海两地，同样是出于中央后来的精神，这也是由国家建设大局决定的。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因为形势缓和，国家急于建设，内地管长远，沿海有效率，既然打不起来就先建起来。重新启动沿海建设给上海的任务很重，上海希望交大迁校后帮他们再建一所机电大学，高教部在1956年下半年后开展这项工作，这就给迁校带来影响。在1957年发生迁校争论后，周总理提出了一校分设两地的意见，后来经过讨论，决定大部分迁西安，新兴专业设在西安，交大的西安部分朝理工大学的方向发展，小部分设在上海，其中有老的机电底子，也有内地无法发展的造船、运输起重等专业学科。
正是由于交大的重要性，总理在1957年5、6月间拿出很多时间来处理交大迁校问题，并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就交大迁校及未来发展发表长篇讲话。这在周恩来年谱中有记载，也是任何一所大学所没有的经历。
1957年8月到1959年8月，整整两年间，交大是分为西安、上海两个部分的，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并不符合当时的国情。7月30日高教部向国务院提交两校分设报告得到批准。9月彭康任命为西安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司法部副部长谢邦治任命为上海交大同一职务。10月1日在西安国庆节大游行中第一次打出了西安交大校牌。
二是高教部、陕西省、上海市合力促成交大成功西迁。 交大迁校是高教部根据全国教育发展实际提出的，实际上也具体指挥了交大迁校。高教部长杨秀峰来学校多次，特别是1957年6、7月间他连续在交大工作61天，忙起来常常彻夜不眠。他在上海座谈、谈话共计86次，在西安也多达76次，往往一天中就要安排几次，而当时他已经是60岁的人了。杨秀峰历来是主张全迁的。
陕西省为交大迁校付出巨大努力，地要多少给多少，要哪里给哪里，一切特事特办。这样，5月看地方，10月就建房子。1956年迁校后，连给外宾吃的大米都先紧交大用，菠菜到广州去运。为解决交大调爱人、子弟就业，把自己的人先调出来。所以总理讲，省上和市里给交大照顾够多了，别的单位都要眼红了。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市委第一书记、省委宣传部长都来学校与学生座谈，市里开人代会的一致呼声是把交大留住，情景十分感人。
上海从陈毅主政时就赞成交大西迁，柯庆施上任后一如既往支持，为西迁开专列，敲锣打鼓欢送。但也有压力。中央要求加强沿海建设，上海很着急，要求新建机电学院，但对交大西迁仍是无保留支持。1957年迁校发生争论，柯庆施多次表态支持西迁，并亲自到学校与教师交流。正如杨秀峰所说：“上海市委考虑支援内地，中央考虑，要照顾上海。”将支援内地和照顾上海紧密结合起来，既立足于长远，高度重视大西北建设，又充分发挥沿海优势和潜力，就成为一校两地新迁校方案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完全符合中央和国务院要求的。
三是彭康所带领的交大队伍为党和国家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交大西迁有几个特点：
动作很快。 接到电话通知就进行部署，一个月之内请示了高教部，联系上陕西和西安领导机关，并选择新校址。彭康带领几大教授来到西安实地考察时，正好是他接到电话通知的一个月。紧接着学校又做了迁校决定。基建方面10月动工，次年6月就可以住人，8月就可以迁来上课了。
组织严密。 彭康总览全局，行政上由唯一的副校长陈石英负责，党内由唯一的副书记邓旭初负责。苏庄调来任副校长后，整整4年全面负责西安方面的工作。西安分党委接受上海市委和西安市委双重领导。新校园建设和搬迁是由总务长任梦林负责完成的。
迁校、日常工作两不误。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学校科研起步，任务很重；同时学苏联，建专业，办新专业；本科改为5年制，研究生招生扩大，教学质量还要保证。又要建校、迁校，又要提高质量，这就是当时所面临的任务。
抓好后勤保障。 迁校中的后勤保障好像一部精密的仪器，几乎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迁徙前什么都想到了，迁徙中感到很顺利，到达后是一团温暖。加上调爱人解决得好，食堂、医务所、幼儿园都有，中小学也很快办起来了，上海的服务业进了校，“西安有个小上海”，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人们的紧张心理。
正确处理矛盾。 矛盾的焦点集中在1957年4至7月间，由大鸣大放引起，与党的指导思想相关，也与全社会氛围相呼应，加上迁校本身的一些问题，非常复杂。彭康和苏庄带着大家分别在上海、西安两地做工作，加上高教部和地方党委支持，化解了矛盾，保证了西迁新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调动积极因素。 交通大学饱经沧桑，但内迁西安却要算它有史以来所经受过的一场最严峻考验。因为它不是短暂的支援，而是永久的扎根；它不同于战争年代临时性的迁徙，而是为了建设和发展去开创大业。积极因素调动不起来、巩固不起来，迁校就难以成功。而这所有的积极因素归结到一点，就是建功立业、成就事业。
交通大学师生的大部分迁到了西安。1956年底交通大学在册教师737人中，迁来西安占教师总数七成。1954级、1955级学生80%以上，1956级新生全部入住西安新校园。74%的图书资料，大部分仪器设备，全部历史档案，相继运抵西安。
最值得一提的是，以彭康为标志，交通大学的主要领导力量转移到了西安。1955年1月学校首届党员大会选举出的党委委员14人中，有10人迁往西安工作。迁校中学校党委常委共有7位，其中6位迁往西安工作。
四是正确认识交大西迁的历史地位和对未来的影响。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交大迁校重要决定，周恩来亲自处理迁校中遇到的矛盾，陈毅副总理说：迁校对不对，十年后看结果。
在此期间西安交大成为首批16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1959）。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邓小平当年是对迁校报告圈阅过的，胡耀邦1965年任职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时来交大讲过话，习仲勋两度来过交大。
在此期间西安交大与北大、清华等10所高校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单位（1984）。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在担任总书记期间，1989、1993、2002年三度来校，离任后2009年还来过一次。他写给沈尚贤的题词“举家西迁高风尚”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曾庆红出面解决部分西迁教职工住房问题。
在此期间西安交大首批进入“211”（1996）、“985”（1999）工程，成为“985”第一层次建设的2+7高校之一。
教育部的评价：
在1955年中央决定交大西迁后，高教部长杨秀峰曾再三表示：“交通大学到西安，将担负起在上海不能担负的任务”，“中央是把重大任务交给交大”。
时隔25年，1981年4月，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在西安交大发表讲话指出：“交通大学的迁校，是我国在调整高等教育战略布局方面一个成功范例”。
再过25年，2006年4月9日，教育部在西安交大召开迁校50周年纪念座谈会，周济部长发表题为《继承弘扬西迁精神，为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的长篇讲话，其中指出：“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战略比作一盘棋的话，交大西迁则是党中央在这盘棋局中摆下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棋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重心进一步向中西部转移，当年这着棋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早已充分显现了，而且会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交大西迁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十分重要的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正是交大的西迁，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改变了西部没有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面貌。西安交大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引领和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
虽然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与未来相连接。可以想见，在今天的新丝绸之路建设中，在西部大开发之际，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西安交大必将承担起更加重要的使命与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