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子弟多壮士 保家卫国慨而慷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这是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共祭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时，中共领袖毛泽东所撰写的祭文。在民族存亡绝续面临生死考验的历史关头，这番铿锵有力的誓词说出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声，发出了联合抗日、外御其侮的时代最强音。
三秦子弟多壮士 保家卫国慨而慷
1932年9月18日，孙蔚如为“九一八事变”一周年题词，原载《西北文化日报》。
包森在白草洼伏击战后留影，所骑战马即此战中缴获。
1941年，潼关驻军正在炮击黄河对岸的日军阵地。美国《LIFE》杂志记者卡尔和雪莱夫妇摄。
陈庄战役缴获的日本军旗和武器。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蚕食中国的危局，三秦儿女同全国人民一起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卢沟桥畔的枪声，更是激发了陕西军民的抗日激情。“七七”事变次日，陕籍将领赵寿山、孔从洲等就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缨参战，群众更是自发组织了抗日义勇军，要求奔赴前线。抗日战争期间，有近120万三秦儿女入伍参战。这百万三秦儿女，分别追随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陕军三十八军孙蔚如部、九十八军武士敏部、二十二军高双成部、一二八师王劲哉部、新编二十七师王竣部及中央军等各部，踏出潼关，征战四方，血洒疆场，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可泣可歌的战歌，用巨大的牺牲阻止了日军的前进，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
一
1933年5月，冯玉祥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大批陕西籍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如张慕陶、武止戈、许权中、王霖、谢子长、阎红彦、周益三、杨晓初等先后参与抗日同盟军的筹建及对日作战，并收复失地，是“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收复的失地。武止戈、强龙光等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较早的陕籍将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号召38军部队的共产党员站到第一线，在抗日战争中起模范作用。1937年8月，以共产党员许权中任旅长的529旅开赴抗日前线，在南怀化阵地，浴血奋战14昼夜，全旅3000多人，伤亡2000多人，其中共产党员阎揆要团原有党员200多名，战后只剩下60余名。
八路军主力出陕抗日后，边区成立八路军留守兵团。留守兵团警备六团，是陕北红军时期的老部队。从首任团长王兆相、政委张达志到各连排战士，绝大多数都是陕西人。抗日战争期间，警备六团先在黄河西岸负责河防，后渡河入晋，先后创造了阻击马站堡、伏击石板沟、两打厂汉营、夜袭红沙坝、王老沟奔袭战等辉煌战绩，让盘踞在晋北的日伪军吃尽了苦头。连当时的日伪报都对其中一些战斗情况进行了报道，并哀叹日军的伤亡。
同时，陕西籍的李达、张宗逊、包森等一些八路军将领充分发挥游击战的特点，参与和指挥了一些著名战役，成为抗战史上的传奇。如李达任太行军区司令指挥了道清战役、安阳战役等，这些战役灵活机动、声东击西，解放了大片国土，使太行根据地与新开辟的豫西根据地连成一片，连日本军方也不得不承认“太行军区的共军一向被称为该边区军区中的最精锐部队”。张宗逊指挥的陈庄歼灭战，设伏、阻援、诱敌、伏击巧妙配合，毙伤俘日伪军1200余人，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敌后的模范歼灭战之一，至今还为军事院校教员所称赞。包森指挥的白草洼伏击战创造了冀东抗日战场全歼整连日军的首例，成为冀东的经典战例。1942年2月，包森率部在遵化县指挥作战时，被子弹击中头部，光荣殉国。
二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是一支地道的陕军，在民族危亡时刻，毅然联合东北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后，十七路军被缩编为三十八军，下辖十七师和一七七师，赵寿山、李兴中任师长。
“七七事变”次日，正在庐山受训的十七师师长赵寿山和陕西警备二旅旅长孔从周等陕籍将领纷纷请缨抗日。7月下旬、8月中上旬，十七师、一七七师五二九旅和教导团，先后开赴华北前线。在保定，十七师战士们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日军坦克，用大刀和敌人搏斗。在娘子关，十七师与敌血战九昼夜，从陕出征时的一万多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几千人，受到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来电嘉奖。教导团扼守旧关数昼夜，伤亡1800多人，受到战区副司令长官赞扬，事迹被写进剧本。五二九旅在忻口战役正面防守14天，全旅伤亡达三分之二，指挥官卫立煌嘉奖道：“自许旅增援上去，忻口阵地转危为安。”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日军兵临黄河，刹时，西安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陕西省主席孙蔚如在西安各界集会上发表演说，表示自己决不生离西安，并发出“守土抗战”的通令，派遣部队在陕东河防地区，加强工事。
1938年5月，一七七师主力东渡黄河，攻占张营镇，乘胜收复晋南三角地带的13个县，使日军惊呼一七七师“骁勇善战，不可轻敌”。
6月，三十八军改编为三十一军团，孙蔚如任军团长。7月，孙蔚如辞去省政府主席职务，亲率三十八、九十六两军东渡黄河，进入中条山对日作战。11月，第三十一军团又改编为第四集团军。从1938年7月至1940年10月，陕军在此先后与10余万日军血战百余次，其中以“六六会战”、望原会战等最为激烈，先后粉碎了日军对中条山的11次“扫荡”，使日军西窥关中、南伺河洛的计划一再落空。第十七师师长耿志介也因“地处险境，接连收复数座县城”而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日军无奈地称中条山是他们侵华的“盲肠”。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称三十八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1940年的《扫荡报》曾这样评论：“敌人进攻中条山有十多次，每一次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这完全是我们坚守在中条山上的三十八军的共荣功绩。两年来，这群三秦健儿击退了日寇一次又一次的进犯。就好比一根铁柱子撑持着中条山，把我们当地阵地守卫得越加坚固而不可侵犯了。”在中条山坚持抗战近三年，陕西子弟兵有2.1万人牺牲在了中条山下、黄河岸边。
1940年l0月，第四集团军调离中条山，担任黄河洛阳至郑州间的河防任务。1944年4月中旬，日军发动河南战役，第4集团军在巩县以东奋勇阻击，530团坚守虎牢关据点7昼夜，毙伤日军2500余名。在登汜阵地和韩城镇两次大战中，均予日军以重创。在驻守河南期间“水、旱、蝗、蹚”四害同时出现，饿殍遍野。孙蔚如、赵寿山号召部队官兵节约军粮赈灾救民，并自筹经费，买粮广设粥厂，活人无数。
三
同为陕军第十七路军血脉的九十八军、新编二十七师、王劲哉一二八师，继承了陕军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传统。“七七事变”后，先后奔赴抗日前线。
新编二十七师驻守中条山防线后，与日军作战数十次。1941年5月，在中条山会战中，师长王竣壮烈殉国，残部在副师长梁希贤的率领下南撤渡过黄河。梁自恨无颜面对家乡父老，投河自尽。
九十八军在中条山会战中坚守阵地。会战失败后，拒绝撤退，转战敌后。1942年9月，被日军包围，经数日激战，伤亡惨重，军长武士敏壮烈殉国。
王劲哉一二八师，原为第38军第17师第49旅，先后参与豫东会战和徐州会战，后占据沔阳、仙桃等鄂中六县独立开展抗日活动，多次重创日军。1943年，日军为发动鄂西会战，三路围攻一二八师，王劲哉受伤被俘，坚贞不屈。
陕北高原上的二十二军，原为陕军井岳秀部，后为二十二军，高双成任军长。抗战期间，二十二军始终扼守绥远伊盟和陕西府谷、神木河防，与进犯的日伪军作战数十次，予敌以沉重打击，阻止了日伪军对黄河防线的侵犯。
陕北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后为第十七军，先后参加过长城抗战，察哈尔井儿沟战役，平型关战役，中条山战役，多次重创日军。毛泽东曾致信高将军：“抗日之役，光荣历史国人同佩。”
二十八师源出陕军李纪才部，抗日战争期间主要担负黄河河防任务。董钊曾率部参加徐州会战，在郯城北涝沟与日军激战三天，挫败日军。
此外，“七七事变”后，陕西民众自发组织了一支“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后被政府授予“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张飞生为第一任司令;不久后，何文鼎任司令。主要从事修筑河防工事，后配合主力部队打游击。1940年4月赴绥远增援，在赵北口与日军激战三昼夜，受到傅作义称赞。
抗日战争初期，陕西平民县县长续俭募集百余名勇士，组成游击队渡河杀敌，足迹遍及黄河东岸山西永济至虞乡一带的广大乡镇，歼敌数百名，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忠勇可风”予以表彰。
四
在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陕西籍的关麟征、杜聿明、董钊、张耀明、刘玉章、胡琏、高吉人、张灵甫等也秉承了陕西人刚毅、不怕牺牲的精神，参与和指挥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些经典战役。
1933年3月，关麟征、杜聿明指挥25师参加长城古北口战役。在战斗中，关麟征被炸弹炸伤，浑身是血仍力战不退。终于击退了敌人、占领了高地。古北口战役被日军认为是“激战中的激战”。关麟征获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撰写社论《爱国男儿，血洒疆场》以贺其功。1938年三四月间，关麟征、张耀明率52军参加了台儿庄战役，给日军以重创。军事评论家称台儿庄战役中负责防守的孙连仲和负责攻击的关麟征为“孙钢头”和“关铁拳”。1938年夏，蒋介石在武汉珞珈山军官团讲话时称：“中国军队如都像五十二军那样战斗力强，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1939年9月、10月，关麟征15集团军指挥取得“湘北大捷”，成为黄埔将领中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第二人。抗日战争时期是关麟征一生戎马生涯的黄金时代，他曾自我评价说：“我的一生是打日本鬼子的一生。”
1938年10月，张灵甫率部奇袭张古山，在短兵相接中，身中7块弹片，鲜血直流仍继续指挥战斗，成为万家岭大捷中的关键战役。
1939年10月，杜聿明指挥的昆仑关战役，是中国军队对日军攻坚作战的首次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被誉为“钢军”的日军王牌第五师团。
1943年5月，胡琏坚守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死守石牌要地，与敌展开激烈的肉搏战，使战场上一时沉寂，并最终取得了被誉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石牌战役的胜利。在决战前，他给父亲、妻儿写的诀别书，至今读来还让人热泪盈眶。战后，胡琏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五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团结御辱的结果，更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开始。在整个抗战时期，除陕北的府谷等地短暂沦陷外，三秦儿女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防线，守住了家乡，保卫了全中国。作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曾经的陕西省主席、第四集团军司令陕西人孙蔚如任武汉战区受降主官，见证了那激动人心的一刻。
陕西，作为抗战的大后方，陕甘宁边区首府的所在地，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自抗战军兴，冀、鲁、晋、豫诸省相继沦陷，难民、军队、学生的大量拥入，陕西纳粮数及人均负担均超过全国其他省份。以1944年度粮食产量与捐纳食粮的比例计算，后方15省粮食产量中捐纳田赋者，尚不及百分之四，而陕西竟达百分之十以上。陕西兵员的征发人数和征发比例在全国各省份中也居于前列。在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3万多名青年参军抗日，占到延安县、市总人口的10%。在国民党统治区，人口937万人，征兵115.6万人，平均不到9人就有1人入伍参战。牺牲的陕西籍抗战英烈达数十万人。在关中一部县志中，仅抗战烈士名录就记载了满满十余页。
(随成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