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妈”该如何与全世界实现和解

　　去年，“大妈”(Dama)作为一个新词被录入牛津词典，人们突然发现，中国社会中又多了一个特定群体。在大众传媒上，“中国大妈”以广场舞的方式席卷国内外各大城市的广场;一大早排队抢购超市的廉价鸡蛋;出没于早晚高峰的公交车上，在上面择菜、抢座，与别人争吵……。当大妈被戴上固化的“脸谱”后，仿佛一下子跟世界对抗起来。(7月20日《现代快报》)

　　“中国大妈”本来是对一个社会群体的笼统称呼，并无褒贬之意，但是在媒体的报道，网络的炒作中，现在俨然成了一个贬义色彩浓厚的词语。具体到现实中，“中国大妈”做什么似乎都不对，怎么做似乎都是错。跳广场舞成了抢地盘，乘公交车成了抢座位，去超市购物成了捡便宜，随之而来的就是诸如“挤占公共资源”“扰乱公共秩序”等“高大上”的指责。

　　本来能够被社会，甚至是被国外主流媒体作为一个群体关注并引起世人侧目，彰显“群体力量”，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像当年“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群体被评选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一样。但“中国大妈”们还没有体会到任何的自豪感，就发现自己在这个社会的处境日益尴尬，好像站在了全世界的对立面上。

　　也许是尴尬得太久了，当媒体把麦克风递到“中国大妈”的手上，给了她们表达的机会，她们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早高峰挤公交，我们也有事儿;扎堆抢鸡蛋，因为鸡蛋既便宜又新鲜;跳广场舞，可以健身也可以和老朋友聊家常。我们怎么就做错了?听了“中国大妈”这种反击，你不能不说没有道理，但真正应该引起我们反思的，是“中国大妈”的自我描述为什么和社会对她们的印象相差如此之远?“中国大妈”到底该如何与全世界实现和解?

　　实现和解的关键就是互相理解，彼此体谅。当“中国大妈”为自己进行自辩的时候，她们同样需要自省，需要自律。你可以跳广场舞锻炼身体，但是不能因此而扰民，把音量放小点，在跳舞的时间选择上更合理一点，这是大妈们需要做的。乘坐公交车外出是每个人的权利，但如果仅仅是为了去公园锻炼身体，大可不必非要赶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和年轻人抢座位。当“中国大妈”完成了自我反省，实现了自我约束，她们与这个世界才有了和解的可能。

　　当然了，和解不是单方面的事情。早晨乘坐公交车，也许她们确实有自己的事情要坐，并非故意和年轻人抢座位;跳广场舞是她们为数不多的锻炼身体的方式之一，因为除此之外，政府和社会并没有给她们提供更好的锻炼身体的方式和场所;抢购超市廉价鸡蛋，既说明她们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也说明她们在经济上还不够宽裕。所以说，“中国大妈”能否与全世界实现和解，不但关系到社会对一个群体的评价，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而和解的关键，就是她们与我们彼此的宽容、理解与自律。

编辑:赵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