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之心写华章 ——记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

2018年1月27日《人民日报》第1版

      1月8日，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西安交通大学主持的7个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数量，西安交大位居全国高校第二。
　　在交大人眼中，成绩源自学校一脉相承的“西迁精神”。上世纪50年代，中央决定将创立于上海的交通大学迁至西安。1959年起，同根同源的西安交大与上海交大分别独立。交通大学在册的737名教师中，迁到西安的就有537人。他们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用“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在三秦大地上浇筑起又一所一流大学。
　　时光荏苒，西迁精神历久弥新。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西安交大老教授的联名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走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西安交大不断擦亮西迁精神这块“金字招牌”。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张迈曾说，“要把这种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一支源源不断产出新成果的科研大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时代的贡献。”
　　大局为先，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西安交大的正门坐南朝北，门头上四个大字——交通大学，与上海交大校牌式样相同。历史无法隔断，二者同根同源。
　　1896年，交通大学以南洋公学之名创建于上海，有“东方麻省理工”之称。上世纪5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内外形势和新中国高等教育、工业建设布局等方面考虑，作出了交通大学迁往西安的决定。
　　“我是乘坐第一趟‘交大支援大西北专列’从上海来到西安的，火车就停在交大后门的徐家汇车站。”85岁的卢烈英教授说，“1956年8月10日那天，车站锣鼓喧天、彩旗飘扬，要登车的师生员工和家属有上千人，送行的也有几百人。”
　　这是一趟不需要车票的列车，登车人手中的红色乘车证上，赫然印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当年的青春年少，转眼已到耄耋之年。“要说西迁精神的内涵，我认为，首要的是胸怀大局、大公无私。”卢烈英说。
　　“1955年5月，彭康校长向全校公布迁校决议后，各方都积极响应，迅速行动，有的学生还提出了‘跑西安’庆贺西迁。”82岁的朱继洲教授回忆道，“我们都是重点工业大学的师生，深谙国情，并未感到太意外，很快就掂出其中的千钧分量。”
　　当时，上海到西安的火车路程全长1509公里。同学们在宿舍挂上绘制的地图或表格，每天统计跑完的路程，比赛看哪个班级先“到达”西安。每天清晨或下午，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同学在操场上奔跑。有人统计，全体同学实际跑的路程加起来有80455公里，相当于绕赤道两圈。
　　等待的一年，学生的心情也越来越激动。电制56班全体同学给时任校长彭康写了一封信：“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困难，和困难作斗争。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祖国每一块土地都是我们安家的地方。”
　　“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国家培养了我们，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这很光荣。”84岁的胡奈赛教授说。
　　激情奉献，麦田筑起新校园
　　还有两个多月，西安交大就要迎来建校122周年暨迁校62周年的校庆纪念日。如今的交大校园，四季风姿绰约，有春绿樱粉的温柔、夏长蝉鸣的悠远，也有秋凉梧桐的暖意、冬深雪漫的变幻。
　　漫步校园，静静矗立的饮水思源碑，提醒师生不忘爱国之信念、感恩之心怀；大气宏伟的钱学森图书馆，夜深仍亮着一盏盏灯……
　　63年前，这里还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
　　西安交大西迁纪念馆悬挂着两幅老照片，让人感慨不已。照片摄于1955年5月10日。一幅是彭康校长与5位教授身着朴素便装，行走在西安城外成熟在望的麦田中。另一幅是大家驻足田垄，面朝广袤的黄土地，擘画学校的未来。
　　“我们当时在田野考察，在麦田里边走边看。钟兆琳、朱麟五两位教授看了这块地方后，都高兴得跳了起来。”王则茂教授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面对如此开阔的平原沃野，再比较局促拥挤的上海徐家汇，大家都很满意。”
　　陕西省和西安市全力支持交大西迁，新校址敲定了——城墙东南角外，千年前唐朝兴庆宫遗址之上。
　　校园基建工程正式开始，工期很紧，基本是边设计边施工。为不耽误来年开学，交通大学把基建科全部搬到西安，工作人员就住在工地上的工棚里。工地上有2700名工人在劳动，最多的时候达4000多名。“我们是为西北工业基地兴建工业大学的！”建筑工人以战斗姿态投入交大的建设。
　　转眼就到了1956年秋，先后已有4000多位师生员工登上专列来到西安。9月10日，在西安人民大厦礼堂，学校隆重举行了在古城西安的第一个开学典礼。
　　学校虽已初具规模，可以保证基本的学习生活，但因为还在建设中，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乡野之中喧闹的大工地。
　　“学校还没有正门，时值初秋，沙坡村庄稼已收割完，坟堆纵横，尽是荒凉；校园的梧桐、樱花、草皮都需要从南方移植过来；食堂是暂由几个柱子支撑、外面裹着塑料布、临时搭建的小棚。”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卢烈英教授唏嘘不已。
　　去年逝世的刘燕鏕教授生前写过一篇文章：“漫步在西安郊区的原野上，随处都能看到一座座塑料大棚，总会回想起学校的草棚大礼堂，大概坐落在如今图书馆西北角对面的花园处。这幢建筑由好多粗壮的整根毛竹捆绑在一起搭建而成。”
　　由于建筑物资紧缺，学校总务部门想办法请来了南方的能工巧匠，运来南方的竹子，精心搭建了一座令师生和市民啧啧称奇的草棚大礼堂：地是黄泥地，顶是茅草盖，能同时容纳5000人开会，虽然冬冷夏热，但能遮风避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员工大会、文艺演出、放电影、开音乐会，都在这里举行。师生们对这段记忆印象深刻，草棚也成了迁校后艰苦奋斗精神的象征。
　　胡奈赛教授那时刚刚毕业留校任教。“说实话，我那时真没觉得有什么困难。老师们的困难就多了：上有老、下有小；师母们到西安外单位工作，交通不便，工作条件差；孩子上学离家远，医疗条件跟不上……”
　　当时，许多青年教师常年与爱人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褚家麟教授的爱人是上海建筑设计院的骨干，单位不同意她来西安，她在上海带着两个孩子与褚教授长期分居，两人先后病故于上海和西安。
　　1956年开学典礼的第二天，校园里响起《东方红》，“同学们早上好！交大广播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开始！”听着熟悉的音乐，同学们的心融化了。
　　87岁的陈瀚教授回忆起往事，没有一句抱怨。“秋天雨水特别多，校园在搞基建，沟沟坎坎，我摔过两次。走进教室一身泥污，脸上还留有一些泥巴，学生们笑了，我也乐了。当时大家并不感到苦，唯一的信念就是要把学校迁好，让交大这块牌子永远闪光。”
　　自强不息，内陆崛起一流大学
　　“迁校的困难是一时的，建校的过程更艰苦。现在说我们是西迁老教授也不假，但是担起教学科研大梁的真正主力是我们的老师。”胡奈赛教授念念不忘师恩。
　　西迁教授中，周惠久、陈学俊两位先生起了很重要的带头作用。前者是胡奈赛的老师，后者当年西迁时36岁，是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们于1980年第一批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
　　“我的老师周惠久先生，1909年出生，西迁时不到50岁，和夫人一起过来的。”胡奈赛翻开老教授当年编的教材《金属材料性能》封皮，首页是周先生的照片。周先生坐在校园的长椅上，身穿西服，戴着眼镜，淡定从容。这套书共有5册，对我国机械制造行业材料强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
　　“周先生‘文革’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宝鸡石油机械厂扫厕所。有一次回来他跟我讲，他在厂里扫地时听到隔壁有人说机器上有个吊环出问题了，不知道怎么修。他就赶紧进去跟工人讲，谁知被人家说‘靠边站，不要多管闲事’。但最后吊环还是按他的方法修好了，老师很开心。”说着说着，胡奈赛的眼圈红了。
　　邓曾杰教授回忆恩师：“周先生上课的时候，除了五六十位学生，校内有关教研室的教师，西安地区有关学校和单位的人员以及外地进修人员都来旁听。120个座位的大教室座无虚席，许多人带着凳子赶来，台阶上、窗台上都坐满了人。”
　　上世纪70年代，国内仿制的苏联、美国油井吊卡“傻大笨粗”，生产极为不便，周惠久教授带领教师学生深入宝鸡石油机械厂攻关，研制出的轻型吊卡重量仅为仿苏产品的45%、仿美产品的60%，而强度更佳，受到石油生产一线的欢迎。
　　比周教授小10岁的陈学俊教授，早年深造于美国普渡大学，是我国锅炉专业的创始人。他的夫人袁旦庆是电工学教研室副主任，1957年，夫妇二人带着4个孩子，注销上海户口，房子送给上海市房管局，随着第一趟西迁专列来到西安，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这里。
　　有人认为陈教授太吃亏，如果保留到现在，那两间在上海牯岭路的房子很值钱。老先生回答：“既然选择扎根西北黄土地，就不要再为房子牵累，钱是身外之物。”
　　耄耋之年，两位白发教授常常在傍晚结伴而行，散步于校园绿篱花径中，所到之处都是师生亲切的问候。2013年，袁旦庆先生以95岁高龄故去。2017年7月4日，最后一位西迁教授陈学俊先生逝世，享年99岁。
　　据统计，1956年交大在册的737名教师中，迁到西安的有537人，占教师总数的70%多，其中包括教授25人、副教授23人、讲师141人。他们把自己的理想、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默默耕耘在三秦大地。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所有师生的努力奋斗下，学校迎来发展的辉煌。”胡奈赛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安交大相继成为国家重点建设单位，首批进入“211”工程、“985”工程的高校。2017年9月，西安交大入选国家一流大学A类建设名单，8个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西迁的年轻学人也成长起来，挑起大梁，先后有11人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青年专家称号。
　　2016年西迁50周年之际，学校研究总结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到这16个字凝结的无数激情、热血、奋斗和青春芳华。
　　弘扬传统，为新时代作出新贡献
　　西安交大校园西南角，是落成不久的西迁广场。广场上一幅幅迁校浮雕，引人遐想，上海火车站送别时的不舍、西安迎接时的热烈……西迁，仿佛就在昨天。
　　每到夜晚，26束灯光就会点亮广场，紧接着浮雕上的八个脚印亮起，如西行的脚步，一步一步迈向前方，提醒着师生，西迁精神要代代传承。
　　80后教授刘文凤，西安交大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她发现了锆钛酸钡钙的强压电效应，为无铅材料实际应用提供了一种可能，已获一项国际专利、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刘文凤说：“我家在天津，但觉得西部更需要我，自己施展才华的空间也更大。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听陈学俊院士、彭康校长等老一辈西迁教授的故事，耳濡目染，慢慢培养出一种归属感。”
　　“彭康校长带领学校西迁以后，成立了核物理、计算机、自动化、半导体等7个新专业，都是非常重要、急需的专业。”81岁的鲍家元教授说，“我是计算机系的，对新专业的作用感受最深，整个西北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与我们密不可分。现在更能深刻体会中央做交大西迁决定的良苦用心，不仅仅是精神，也把科学技术的种子播撒在西北大地。”
　　迁校以来，西安交大累计培养25万名大学生，1/3以上工作在西部；培养出的33位院士，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这一切，为西部工业发展奠定了高等教育基础。
　　“我们这些老交大人也常常思考西迁为什么能够成功。”胡奈赛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笔记本，“蒋大宗教授说是因为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无比信赖、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以及领导对群众的爱护和尊重。我觉得分析得特别好，就记在随身带的本子上，随时讲给同学们听。”
　　15位耄耋之年的老教授学习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之后，有了给总书记写信的想法，想给总书记讲讲心里话。“我们觉得时候到了。报告里面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实现当时我们迁校的初心，就必须继续解决好这个问题。”卢烈英说，“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新时代交大人要有新作为！”
　　在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的渭河之边，一个庞大的建筑群正在拔地而起，上百座塔吊，近万名建设者正在打造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2020年全面投入使用后，这里将成为世界级科技中心，国家级科技成果研发转换平台，也将成为我国第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
　　“未来这里将集聚不少于3万人的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吸引至少5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在此设立研发中心、技术创新联盟。”西安交大校长王树国表示，西安交大将永远把党和国家的发展作为奋斗指南，在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作出交大特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