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西漂"们的六百里上坟记 习俗与变革的角力
清明将至，不少人都会奔波回乡祭奠亲人。近年来，树葬、草坪葬、海葬等生态葬频频被提及，然而这样的移风易俗并没有很流行，人们还在习俗与变革的角力中挣扎。该如何摆脱这种困扰，让这个传统节日变得更“清明”呢？
清明将至，不少人都会不辞辛苦，奔波回乡，只为在这个传统的节日里，带上纸钱、鲜花等去祭奠祖先、追思亲人。这种传统习俗仿佛一根纽带，自然而牢固地将我们与先人的代继传承联系在一起。
然而，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时间空间的距离，让这场传统的祭奠变得困难。一如丧葬的习俗，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近年来，树葬、草坪葬、海葬等生态葬频频被提及，然而这样的移风易俗，并没有很快成风，人们还在习俗与变革的角力中挣扎。要摆脱这样的困扰，也许我们只需要思考如何将祭祀的内涵传承好，让这个传统节日变得更“清明”。
清明节快到了，每当想到过去八年都没有回乡祭扫，黄义内心的愧疚便越发沉重。在他看来，这么久没有去看望已逝的亲人，简直是一种无法饶恕的罪过。
48岁的黄义，供职于省内一家艺术机构，是个传统而忙碌的中年人，自25岁起，几乎每年他都会前往陕南的山里祭奠亲人——但这到2008年停下了，由于清明前后时常出差，加上孩子小，父母年迈，故而年年都因各种琐事而耽搁下来。对他而言，不能亲自在坟前祭扫、叩头，总觉得愧对已逝的亲人。
“以前孩子小、路远、工作忙，可今年再不去，就说不过去了……”黄义说，爷爷、奶奶的骨灰以及外公、外婆都埋在陕南大山里，而且就在两个月前，小姨夫又因病过世，所以今年无论如何也要回去一趟。
回乡的路途
近8个小时 从市、县、镇到村 路上风雨交加
“上个坟不容易！”黄义觉得很多“西漂”都可能会有这种感触。每到清明、除夕，看着一些人能就近前往墓园为逝者烧纸、祭扫，他便很是羡慕，“近的几十分钟就到了，远的也就一个多小时，而外地人，除了返乡，别无办法。”
由于家乡的习俗并不是在清明当天祭扫，上坟多选在清明前进行，还要看黄历，“日子不好了不行。”故而挑日子是动身前必做的一件事。
“当然能选个好日子最好了，不行的话，什么日子都行。”黄义说，前些年，每逢清明祭坟，七十多岁的母亲便会这样说。可实际上，他知道那是母亲希望他去，又没办法选日子的情形下的“妥协”罢了。今年既然决定了要去上坟，日子还是要选的，从母亲查过的日子看，29、30日太晚了，23、24、25三天，也只有25日（周五）最合适，于是他便把上坟定在了这一天。
黄义的老家在陕南丹凤县的庾家河山里，要经过蓝田、商洛、丹凤，然后进山，全程超过600里，为节省路上的时间，黄义只好让母亲在县城先买好冥币、纸钱，剪好清明吊子，这样到时候就不用再花时间去买、去做了。
3月25日清早6时30分起床后，本打算和妻子一起送孩子上学后再动身的黄义，临出门时突然决定赶往汽车站，因为很久未回去了，他怕车次跟不上。幸好城内汽车站半小时一班，到上午11时左右，他顺利到达了县城，在从县城母亲处取了祭扫用品后，他才得知，由于通往北山的湧峪段修路，所有去庾家河的班车只能绕道蔡川或留仙坪，原本按计划两三个小时后就能进山的路程变长，是否能在当天祭扫完毕，也成了未知数。
看到中午12时才有一班前往庾家河的班车，黄义有点着急。巧的是，正好西安的表弟打来电话，得知他要回去祭坟，便联系了他的一位亲戚，而这位亲戚又正好有朋友要从县城回镇上，他这才能搭上便车，一路穿山过岭，直奔祭坟的第一站——窑沟村。
一路上山路崎岖，道路窄，好在司机师傅驾车娴熟，很快便经商镇老君殿、鱼岭水库，来到了黄岗。谁知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冰雹来，雪籽样的冰雹打得车窗玻璃刷刷作响，路面上瞬间便积了薄薄一层，无奈车子只好慢下来，等到快到窑沟时，已近下午3时，眼看着冰雹渐稀，结果刚下了车，雨又下了起来。
对祖辈的祭奠
奶奶原谅去世的爷爷 总让他生出“人生易逝”的感触
又是冰雹又是雨，一下子让气温低至2~3℃。好在穿着羽绒服，黄义拿起母亲剪好的清明吊子和纸钱，便往祖父母的坟上走。坟在窑沟村对面的一条小沟里，8年未来，看到坟前树木已高，枝条橫生，他禁不住有些激动。
25年前，也就是在祖母1990年去世一年后，父母将爷爷奶奶的骨灰合葬在了这里。如今，十多年前他和姨夫栽种的两株松树都已长高，而两株杨树更是蓬蓬勃勃，有三丈多高，摸着松树，黄义说，当时树是姨夫一个人先栽的，人刚走，他就赶到了，觉得松树苗栽的位置有点靠前，便用手在稍后地方又重新刨出个坑移栽了，由于没有水，那时他也不敢确定是不是能活，只是默念这树活下去，等到第二年，树已经长得很旺。
尽管坟里埋的只是爷爷奶奶的骨灰，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于祖籍并不在当地的人而言，如不是有亲戚住在这里，黄义的父母也并不容易找到这么小片地方以安老人的亡灵。尽管墓碑简陋，周围冷清，但站在坟前，他还是感到无比温暖。他跪在泥土中，点火给爷爷奶奶“送钱”，叩头祭拜之后，又将清明吊子插在坟头，然后又清除了一些杂草和墓前的树枝，才鞠躬离开。
在黄义眼里，这坟就是爷爷、奶奶的最后归宿。他们都是河北人，由于两家是世交，早在两人还没见过面时，便由大人指腹为婚。成家后，因性格志趣不合，生活并不幸福，后来，爷爷去天津铁道部门工作，在铁路医院里又认识了一位护士，这位护士很开朗，也有文化，于是两人就生活了在一起；而奶奶则一个人守在名存实亡的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一度隐忍不发。
“奶奶非常善良，总是为别人着想，可到最后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黄义说，到后来，奶奶再也咽不下这口气，争吵便随之而来。由于矛盾越来越深，碍于影响，爷爷不得不脱离先前供职的铁道部某部门，而主动要求去大西北工作，谁知这一走就是三十余年，直到去世他与奶奶也未再见一面。
1961年“三反”刚开始时，在宁夏一机务段工作的黄义的爷爷因不愿将所管理的烟酒等商品向单位一位负责人“行好处”，被这位负责人以“渎职”之名，报请当地法院判处了7年有期徒刑。该案在1963年得到改判，可出狱后，爷爷又进入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才又回到了在陕南工作的父亲身边。两年后溘然长逝，享年76岁。
得知爷爷去世，远在河北的黄义的奶奶很伤感，写信说“他也是受了很多的苦……”后来，老人也来到陕南团聚，为了不让奶奶伤心，母亲就把原本放在家里的爷爷的骨灰盒另存他处，直到1990年老人也去世了，才将两人的骨灰合在了一处。黄义说，以前每当祭奠完爷爷奶奶，心里都会对人、对人生生出些平时没有过的感触，“感觉人生真的就是流水一样，稍纵即逝”。
对逝者的缅怀
辛劳了一辈子的姨夫 患癌后仍不停劳作
给爷爷奶奶上过坟，黄义又去给今年1月中旬去世的姨夫上坟。姨夫姓夏，之前患病多年，去年似乎情况转好，却令人意想不到的突然离世。
姨夫的坟面朝东北建在离大路不远的一个土坡上。在黄义记忆中，姨夫身材高大，结实，皮肤黝黑，眼窝深陷，总是微笑着，感觉非常温和。然而后来黄义才知道，姨夫性格坚毅，是个很有骨气的人。他年轻时因是从外地搬迁来的，常受周围村民排挤，由于忍不下，便带着妻子从十多里外的石门塬上搬到了窑沟来落户，在没有地的情况下，他一个人拼命开荒，开辟了一片庄稼地。
那些地大都在离村子很远的山上。由于白天还要忙其他的农活，夏天月明之夜，姨夫就会整宿在山上开荒、干活。在黄义看来，即便姨夫一辈子默默无闻，依然是有尊严的人，在姨夫身上，闪耀着一个男人坚毅自强的光辉。
“一辈子辛苦，眼看着儿女们都大了，该享福了，他却走了。”听着村民们的念叨，黄义只觉得一阵苍凉。是啊，这个勤劳的人即使从医院回来后，仍不听劝阻，不肯停下劳作。
十年前姨夫被查出患有食道癌后，曾被孩子们接到西安诊治，黄义也曾去看望过老人。对于他和姨夫之间的故事，他也一直感念于怀。“我记得有一次在山上，姨夫在挖地，我在旁边逗他的黑牛，结果牛冲了过来，幸亏他及时拉住，我才没从坡上滚下来。”
姨夫去世后，家里人去村附近请来了远近闻名的“阴阳先生”来给看阴宅地，在罗盘定位、选地之后，姨夫入土为安，有了人生的最后归宿。
对亲人的愧疚
给外公、外婆立碑的愿望 仍未实现
在窑沟上过坟后，时间已经不早。由于下一站要去的小石门村还有十多里路，黄义丝毫不敢停留，急匆匆地往小石门村赶。
到达小石门村时已是下午。这个山坳处的小村得名于公路正对的小石门沟，据说沟口的两块天然巨石很像一扇门。村里从沟口、川道一直向沟里延伸，大约有上百户。
二十多年前，黄义曾随母亲来过这里，那时村里的人还很多，房子虽然还是明瓦房，但时过百年，已经有些破败了。这些年，由于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一些老人，故而显得十分萧条。
由于母亲在村里已无直系亲人，故而黄义最熟悉的，还是住在公路边的老表周伟强。老表以前也是在小石门村里住，后来因为川道交通便利，便和很多沟里的住户一样，搬了出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接手了表姐家里的代销店，北上西安，南下武汉，一度也曾把店经营得让四乡八邻眼热。近些年当地人减少，去年又有新的超市开张，他的生意才落了下来。
见到黄义，老表夫妇俩都很高兴，然而黄义却有些惭愧。因为早在八年前他来祭坟时，曾说要为外公外婆立碑，可是这么多年过去，愿望依然没能实现。闲谈几句，眼看时间不早，他便和表姐一起去给外公、外婆上坟。由于外公、外婆是相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去世的，当时经济条件差，葬后连个碑也没有立，因此这么多年过去，要想在山坡上找到他们的坟地，只能凭记忆。
“阳坡上葬的是你后来的外公，你外婆和你亲外公还在河那边……”表姐告诉黄义，因为亲外公身体不好，难以持家，故外婆后来不得不以当地通行的方式“招夫养夫”撑持家里，这样也才有了姓汪的外公入门。黄义的外婆叫史季兰，是距离小石门村十多里之外的吊棚沟人，虽没有文化，又裹着小脚，但为人勤恳、聪明，凭着一双巧手和肯吃苦的劲头，硬是在外公体弱多病、无法搭手的情况下，照顾了一家人的吃喝。后来，实在干不了庄稼地里的重体力活，才又招了一个。
黄义至今记得母亲说起过的外婆的往事，有一年，一个河南来卖布的骗子到了村里，骗了很多村民，但让外婆看穿了，硬拽着他的长褂在磨盘上转了好几个圈，让他灰溜溜地走了。在黄义心中，从没见过面的外婆一定也同母亲一样，是个有主见、有能力的女人。
好在外婆的坟朝西，坟上又长着株近两米高的苦李子树，时隔多年黄义还记得很清，烧过纸钱，他把清明吊子插好，这时表姐说：“再往后一点，有了清明吊子，外婆就能看得到他外孙来看她了……”
给外婆上完坟，他又给亲外公上了坟，随后，走过一条小溪上用几根滚木搭的小桥，又到对面地里上坟。看着点燃的纸钱焰火腾空、直至熄灭，黄义的身影也和山色融在了一起。
“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西安阎良的一个生态葬墓园宣传广告里的一句话，它在向客户诠释生命的真谛的同时，也传达着生态葬之自然美的精神理念。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生态葬，尽管生态葬在中国古时就有先贤的表率，近年来又经民间的倡导、政府的推动，但现实的情况却依然是不冷不热的一个尴尬状态。
先行的实践
一个树葬墓园的15年惨淡经营
又一个清明将至，渭北的荆山再次被绿色覆盖。来到阎良汉皇树葬墓园，接待华商报记者的是西安市阎良区殡葬管理所所长辛文森，他指着一片松柏成林的向阳坡地说：这就是树葬区，每一棵塔柏就是一个树葬位，不过现在用的还不多。
据介绍，这片占地约12亩的柏林，共栽植树葬塔柏2200多棵，从墓园里的树葬纪念墙上可以查悉，截止目前，以不立碑形式安葬在此的老人仅有11位，其中6位是3对夫妻，共占树葬塔柏8棵。
辛文森是2009年开始做殡葬管理工作的，他介绍，汉皇树葬墓园早在2001年就开始筹建，后来经变更、改扩建，2015年3月才最终建成现在的规模。据了解，最开始建这个树葬墓园的是一位姓李的私人老板，之所以建树葬墓园，是因为他“看准这个事一定有市场”。
2006年，汉皇树葬墓园收归政府管理，辛文森说，他来时阎良区正推行公益性公墓建设，因为树葬在当时还是个新事物，选择的人太少，就推出了一个树葬与墓碑结合的方式，他还把这种墓葬方式称作传统墓葬向生态葬的“过渡期”。
汉皇树葬墓园里安葬采用的是可降解的骨灰坛装骨灰，深埋塔柏之下，半年后骨灰坛即分解，里面的骨灰与土壤融为一体，成为自然的一分子。墓园工作人员沈文说，尽管选择的人很少，但只要有客户来咨询，他们都会首推纯树葬，从去年至今，情况有所好转，根据他的经验，一般文化程度高的人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
华商报记者注意到，去年清明节时，在汉皇树葬墓园树葬的李清荣老人的事在媒体多有报道。老人是一名党员，临终前的愿望就是能用环保的方式将自己安葬，死后让自己回归自然。老人2014年10月份去世，2015年老人的儿子打听到汉皇树葬墓园，这才将老人的骨灰安葬在此。
强大的观念
生态葬在百度词条里的解释是：人的遗体火化后，通过不占地或少占地的方式处理骨灰，具有环保、节能和成本低等特点，目前的主要方式有树葬、草坪葬、花葬、海葬等。
“生态葬最早由一些环保人士提出，之后，政府相关部门倡导推动，但目前还很难被众人接受。”陕西省社会事务协会的齐荣说，虽然生态葬的形式早已有之，但提出“生态葬”这个概念也就是近十多年的事。而眼下的情况，有点像“剃头挑子一头热”。
事实上，有关生态安葬，一些地方已开始实践。南京市2014年开始对生态葬实施奖励政策，对选择“不留名、不留碑、不留灰”的生态安葬形式的，政府一次性给予每户1000元奖励，但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在于民众对于殡葬风俗的传统观念仍根深蒂固。
华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生态葬的改革，尽管采用的方式、推进的措施各异，但遇到的难题却一致，那就是传统的殡葬观念。铜川市去年在大同沟公墓内建成了一座骨灰塔，这也是一种生态葬的方式，里面设置了6000多个用于存放骨灰的格位，时间过去了一年多，至今还未有一例骨灰安放。
“真的很难，观念的力量太强大了。”铜川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主任程达勇对华商报记者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入土为安”，就觉得把亲人的骨灰往格位里一放这样太草率。传统的殡葬观念是阻碍生态葬推行最难攻克的力量。
这种阻碍的力量辛文森也屡屡遭遇。“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怕别人笑我给老人连个墓都修不起。’”2012年，在阎良区航空基地有一户人的祖坟要迁，他带着殡葬所的工作人员上门做工作，希望这家人将祖坟迁来树葬，半年多时间里来回跑了十多趟，每次只要一说起树葬，对方都会回应：这也太简单了，咱不能对不起先人啊。
齐荣说，厚葬传统由来已久，而树葬要的就是简化、节约，这几乎是对立的。她认为，在我国殡葬文化里“孝”字是核心，谁都不愿意因为“薄葬”被人指责埋不起父母。另外还有爱面子的心理，看到别人给父母建坟地、造豪华墓碑，就觉得自己不能比别人差，不然就感觉没面子。采访中，多数受访者表示对生态葬可以理解，但较难接受。一位在西安高新区就职的年轻人称，他不反对生态葬，但父母如果没这方面意愿，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为他们这样选择。
政府的作为
不是群众不接受，关键是咋做好服务
2012年，陕西省政府出台的《关于推行城乡殡葬改革和公益性公墓建设的意见》明确，要大力推行生态殡葬、绿色殡葬。其中，在公益墓地建设标准中指出，城市公益性公墓以骨灰堂（壁、墙）安放以及深埋、树葬、草坪葬等生态安葬为主要形式。其中骨灰存放格位和生态葬墓穴数量不得低于墓穴总量的50%。
华商报记者了解到，生态安葬目前在我省各地进展的程度不一。据省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14年，全省的生态安葬数量只占到当年安葬总数的6%左右。渭南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一直在积极倡导生态葬的安葬方式，但截至目前除了少数几个县在小规模试点外，大部分县区还未开展此项工作。
阎良区是西安市开展生态葬较为成功的一个区县。除了汉皇树葬墓园，在荆山公益墓园里，草坪葬的墓位已达3500多个。华商报记者在这里看到，一个草坪葬占地不到1平方米，每个墓位上树着一块不大的木质墓碑，上面只简单地写明逝者的名字。
“除了积极宣传和倡导生态葬，我们还限定树葬、草坪葬的价位，让群众看到实惠。”阎良区民政局副局长林学华介绍，阎良区在全省率先建成了城乡一体化的公益性公墓，葬式改革也是新一轮殡葬改革的目标之一，为了鼓励农村人口火化进入公墓安葬，按每例2000元标准给予补助。
林学华表示，政府的推动力量在推广生态葬上不可或缺。要改变老百姓的传统殡葬观念是难，但还没有难到做不下去的程度，关键是看相应的服务能不能跟上。他介绍，除了把公墓建得漂亮，还要在后期管理上做到让老百姓放心。为了取得更多人的理解和响应，他们还用车免费把人拉到墓园实地参观。2013年，民政部在下发的关于做好清明节工作的通知中表示，将探索把骨灰生态葬法等纳入政府基本服务项目范畴，这意味着生态葬将有望由政府来买单。“就像火化倡导了多年，现在已为大多数农村人理解和接受一样，生态葬只要坚持政府倡导，社会参与，局面也将会打开。”渭南市民政局一位负责人表示。
清明习俗与变革的角力
生态葬节约土地节省费用
除了树葬、草坪葬等常见的方式，生态葬还有太空葬、烟花葬、气球葬等，在欧美一些国家常用的烟花葬，就是将死者的骨灰混入烟花中，之后由大炮或其他发射器射向夜空，在夜空绽放。生者在璀璨的烟花中，送逝者最后一程。
生态葬的提出与越来越紧缺的土地资源有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每年全国死亡人口大约为890万人，按城市每个公墓占地1.5平方米（含绿化面积）、农村每个墓地4平方米计算，一年仅墓地安葬的死亡人口就约占土地2500万平方米。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不断上涨的安葬费用。据一项测算，城市居民购买一座普通的经营性墓穴平均约需0.8万元（含公墓管理维护费），加上遗体火化及其它支出，办一次丧事约支出1.3万元。而农村的丧葬支出也呈上升趋势，平均办理一次丧事的费用支出大约0.8万元。
“生态葬无论从节约土地资源，还是降低安葬费用上，都有明显的优势。”辛文森介绍，汉皇树葬墓园的一个树葬墓穴，加上墓材、种树以及人工费用，总共算下来也就是2900元，而一个草坪葬的墓位费用就更便宜。他举例说，阎良北屯村实施整体迁坟，原来600多座坟墓占地约40亩，迁到墓园采用树葬后只用了2亩多地。
政府民间协力推动生态葬
采访中，多数殡葬管理者都提及生态葬的制度设计。“生态理念并不是空穴来风，它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持才可以转化为现实行动。”一位民政工作者表示，除了生态葬的现实功用，政府还应在墓地节约控制标准、管理服务内容等方面进行制度完善。
今年2月24日，民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明确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价值导向，鼓励和引导人们采用树葬、海葬、格位存放等生态葬方式。意见明确将全面实行奖补激励政策，到十三五末，较大幅度提高节地生态安葬比例。
华商报记者也关注到近几年呈上升趋势的生态葬的做法。2009年起，北京市推出“零百千万”殡葬惠民工程，免费为逝者提供骨灰撒海服务，并负担两位家属参与或见证海撒全程交通费。到2013年3月的三年多里，骨灰海撒数量以每年1000份的速度增长，而此前每年最多不到200份。
除了政府的推动，我们还看到一些民间的力量在涌动。2014年，西安市户外运动协会倡议发起“天人长安，回归自然”的生态葬，目前已有2000多人积极响应，希望加入到生态葬行列中来。这种生态葬是将逝者的骨灰抛洒或埋在大山、森林、戈壁、沙漠等大自然之中，不占用一寸土地。
在汉皇树葬墓园的纪念墙上，偌大的墙面还只有寥寥几个名字，更多的还是那些等待填上名字的空格。问及何时这些空格里能填满名字，辛文森略显踌躇，他又向华商报记者提及“过渡期”，“希望过渡期不要太长，但这个东西也不能强塞给老百姓，只要是好东西，相信迟早会被理解和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