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应当自觉地对社会承担义务和责任

魏：我注意到，您提起80年代的作家总是很有感情，是因为自己也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吗？

莫：首先是因为我是从那个年代里走过来的。这是先决条件。如果不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对那个年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感触。

魏：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许多经历过80年代的人都认为那是一个美好而难忘的时代。

莫：这不奇怪，因为那确实是个好时代。一方面，几十年来压在人们身上、让人们几乎透不过气儿来的“极左”的那一套刚刚被结束。人们觉得生活中的天一下子晴朗了。举个例子，那时候人们开始悄悄地烫发了。此前别说烫发，连裤腿宽一点儿还是窄一点儿都要受批判。女性也开始悄悄地穿高跟鞋了，当然刚开始是穿半高跟，还不敢穿全高跟的鞋。是尝试着穿，过渡着穿。我记得80年代初，有一次我在宝鸡市人民街上看见一对热恋中的男女青年手牵着手走路，后面跟了一大堆人指指戳戳，因为此前这种男女手牵着手的行为相当于流氓。这只是生活上的细节，政治上文学上就更不得了。此前你说错一句话，写错一句话，甚至根本就没有说错没有写错，只要别人认为你错了，你就很可能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那种高压控制，是无所不在的，也是非常可怕和残酷的。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四人帮”被打倒了，开始让你品尝到生活的自由，艺术创作的自由，甚至说话的自由了——当时生活一下子换了个新天地。几乎所有的人都充满希望，都为此而激动。至少从我能够记事开始，无论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都远远比不上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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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80年代是我们共和国最好的年代，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和从前相比，80年代无论精神还是物质上都自由了，开放了，丰富了，活跃了。和后来的时期相比，80年代虽然自由了，开放了，丰富了，活跃了，但自由和开放而导致出现的一些负面东西还没有出来，至少没有泛滥。这种境界是很难得的。

魏：自由和开放会导致负面的东西出现吗？

莫：从理论上似乎不会。自由了，也就允许你对各种事物批评了，这不就形成了社会监督吗？形成了社会监督还会出现负面的东西吗？即使出现不也会被监督批评回去了吗？所以直到今天，许多人一提起社会的负面内容，就认为是改革不彻底，要通过继续改革来纠正。我不那么乐观。民主了、自由了，负面的东西就会被民主掉、自由掉，这只是理论上的。但实际生活远比理论复杂得多。我看到的事实是：人们自由了，可以享受生活了，可以跳舞打麻将了，于是赌博就多了起来，卖淫嫖娼就开始了。以赌博为例，开始是小赌，但是如果不设线加以阻挡，它就自发地扩大，自发地蔓延。我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央视中午播放的《今日说法》中的犯罪案件，十桩案子中，至少五件都与赌博有关。这造成了多么大的社会危害。包括其他方面，个人的私生活不应当被干涉，这应当是天经地义的吧。但是官员的该不该干涉呢？就算官员的应该干涉，那私人企业主或者手里有点儿钱人的该不该干涉呢？按理说私生活不受干涉，这原本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社会进步的结果，是官员们、富豪们、甚至根本不是官员或者富豪，而只是在某件事情上有点儿小权力或者有点儿小地位的，都开始养情人、包二奶。至少养情人、包二奶的概率大大上升。这又形成了逆流。所以社会的进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话扯远了，还是说80年代。80年代处于一个既有活力，又有健康气氛的年代。所以是个好时代。不是说80年代就没有问题。坦率地说，80年代经济上远不如今天，精神上能够享受到的自由程度，包括舆论监督、民主气氛等等，同样远不如今天。但人们对生活总是依据着彼时彼地的特有条件和特有环境来感受的，也以彼时彼地为基础来感受发生着的一切的。那时人们刚从“文革”中走出，对政治上残酷的高压，也包括经济上的极端贫穷太有体会了。说句实话，尽管80年代是个好年代，但如果让今天的人们回到80年代，他同样会觉得太落后了。可是话说回来，今天什么都进步了，又似乎什么都退步了，人们普遍不满意，有牢骚，原因何在？确实值得深思。

魏：有学者认为80年代是“自我意识”和“形式自律性”为特征的，那时候市场介入文学比较少，许多作家都怀抱着文学理想，甚至视写作如生命。在这种氛围中，作家的感受肯定是比较好的。这或许是许多和您一样年纪的作家盛赞80年代的原因。

莫：有可能。这个问题我没有细想过。只是凭着一种感觉说。

魏：从80年代到如今，整整三十多年，您一直没停笔。如果现在让您停笔，您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莫：会很失落。

魏：是由于停笔了，那些无形中享受到的荣誉和地位都不复存在了吗？

莫：这倒不是。从70年代末我写作获得最初的成功之后，我一直是低头写作，也一直默默地生活。没有什么大荣誉大光环的起落，也就不会由于这方面造成失落。对我来说，失落在于：一件事情你经年累月地干，就形成了一种习惯。你的生活，你的兴趣，甚至你的寄托都不由自主地都在这上面了。在这种情况下，不让你写作，你会觉得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呢？

魏：叔本华有一个钟摆理论，认为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这二者之间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当人需要为生存而劳作时，整天忙得要死，是痛苦的；当人的基本需求已经满足，已经不需要去付出劳作时，整天无所事事，人又会感到无聊。

莫：对的，生活的辩证法就在于：没有绝对的、恒定的、纯粹的享受方式，人们对现状总是会不满足。整天让你吃好的就算是享受生活吗？整天让你去旅游就算是享受生活吗？如果这样，为什么旅游出外一个月，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呢？假设整整让你半年时间都在外面旅游，恐怕那时候真正的享受就成了回到家中。我的理解是，有事情干，就是一种享受。能够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更是一种享受。如果再深入一些，那么一个真正的作家，总是应当对社会承担着某种义务或者责任。当他把自己的写作当成一门事业，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和许许多多人都有关系的，那他做这样一件事情时，就不仅会有成就感，更会有享受感。那是一种境界和精神的享受。

魏：您每次完成一部作品后，是什么感觉？

莫：感觉太好了。其实一个作家全部的努力就是为了一部新作品的诞生。当看到自己写的一个个文字终于变成铅字，印成崭新的书籍，那种感觉好像双手捧到了一个新诞生的生命。你会捧着自己的新书，翻来覆去地看，总也看不够。

魏：这种欣喜是您独有的感觉，还是作家们普遍都有的？

莫：我没有问过其他作家。但我相信这是普遍的感觉。我举两个例子。90年代初王安忆来西安，陪她一起来的有《家庭》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林华。林华告诉我，王安忆最喜欢读自己的书。翻来覆去地看。这一点我特别理解。我自己的一本新书出来后，我会好几天都把兴趣放在翻阅它上面。晚上睡觉前翻着看，早上起床后还翻着看。其实内容都快背下来了，但还是要看，总也看不够。这确实就是自己的孩子。第二个例子是陈忠实的。1993年陈忠实的《白鹿原》出版了。刚好我要去北京出差。他托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帮他把样书捎回来。我记得很清楚，从北京回到西安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书已经捎回来了，明天给他送到作协去。他立即表态说，不用送，他马上来取。那天他是坐出租车来的。确实是急不可耐，是求书若渴。我不知道他拿到书后是否会反复地看，但那份急切的心情恐怕是所有作家都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