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师与时间赛跑 县区遗散古籍保护状况堪忧
修复师梁晋保正在察看破损的书页。 记者 许梦婷摄
56岁的梁晋保，成为一名古籍修复师已经有24个年头。
时至今日，他已很难说清楚自己究竟修了多少书。从他手中经过的，有从宝鸡法门寺地宫挖掘出来的珍贵佛经《毗卢藏》，也有距今400多年明崇祯元年的《新制诸器图说》……在这个大众略显陌生、但事实上已经流传已久的行业中，修复师们正在用双手，抢救濒临消亡的古籍，让祖辈遗留的文化遗产重获新生。
不过，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中，人的速度显得尤为“渺小”。
每天追赶时间的修复师
与偌大的馆藏相比，参与修书的工作人员却很少，加上梁晋保和薛继民，总共也只有8人。而且一天也只能修8到10页，碰上破损严重的，一两天才修一页。
“你们是干啥的？”在梁晋保的从业生涯中，这样的问题从不少见。他笑称，一提古籍修复，大家都很陌生，不知道古籍是什么，也不知道修复是干啥。
所谓古籍，是指编纂、写印于1912年前的书籍。珍贵古籍又称为善本，主要指具有较高文物价值、资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古籍。不过，由于水火兵燹的破坏，古籍流传至今已是百不存一，而能保存下来的，也大多经历岁月侵蚀，损毁和自然老化也非常严重，亟待修复。“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破损的古书补好。”梁晋保说。
然而，在这轻描淡写的“补”字背后，所需要的工序却复杂精细。糨糊、喷壶、镊子、毛笔、小锤头……是修复师们最常用的“设备”；伏案工作则是最常见的状态。从拿到一本破损古籍开始，首先要进行核查，检查基本情况并加以记录，填写修复档案，“就像医生看病，你得观察有哪些毛病，记录下来才好对症下药。”
然后还要拆书给书页编号、纸张检测、配纸、制糨糊……等到真正开始修补书页的时候，修复师要将已经拆开的书页反面朝上，拿着毛笔在碗里蘸点糨糊，轻轻地涂抹在破损处，再用镊子贴上补纸，工序繁杂，且每一步骤都容不得丝毫闪失。
34岁的薛继民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专业，在省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也有近10年的时间，得益于过硬的绘画功底，他在业界已经小有名气，修起书来得心应手。但在此前的采访中，他也坦言，这份工作比较枯燥，不能有太多的创造性，需要周而复始的重复，每天一坐几个小时，眼睛易流泪，最疼痛的就是颈椎。
在梁晋保修复过的书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新制诸器图说》这本记载当年农具器械和农业发展状况的古籍，“纸薄得一碰就掉渣子，书页边缘也被胶水黏住了。修复时要将书浸泡之后，用挑针和竹签将书一页一页揭开，再将错位的图和文字重新拼接起来，太难修了！”
“没有定力和耐性，这个活儿不好干。”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杨居让评价说。据他介绍，目前陕西省图书馆馆藏古籍数量约为32万册，其中有大量受损古籍待修复。
与偌大的馆藏相比，参与修书的工作人员却很少，加上梁晋保和薛继民，总共也只有8人。而且一天也只能修8到10页，碰上破损严重的，一两天才修一页。
“这么多书，可能几代人都修不完”，是修复师们最大的感慨。
古籍是我们文化的根源
专家张燕说：“以地方志为例，这些书记载了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在研究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如果不保护好，可能出了这个地方就再没有相关资料了。”
修复之难、时间之久，曾令不少人产生质疑，花这么大力气修复古籍有什么意义？除了学术研究，能带来什么直接的经济效益吗？
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姜妮有些无奈：“的确不可能看到什么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但在这位年轻的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看来，“古籍保护的意义不能以此来衡量。”
“任何文化要有其根源，古籍就是根源，而且从它这个纸的载体来看，也已经算是文物了。虽然普通人对古籍接触不多，也不一定了解其中的内容，但要知道，这些古籍是不可再生的，也是不可逆的，一旦消亡就真的没有了，相关文化也就失去了源头。”姜妮说。
在杨居让看来，“保护古籍和保护文物的意义是一样的。”他解释说，鉴定古籍版本的时候有三项主要标准，第一就是其历史文物性，其次分别是文献资料性和艺术装帧性，“相当一部分古籍，已经被列入文物的范畴。”
据陕西省社科院古籍研究所所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主任吴敏霞介绍，陕西现在存藏的古籍大约有5万余种、160万余册，种类比较丰富，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始编于1978年，出版于1989年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共收录陕西存藏古籍善本895部，其中188部属于海内外孤本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其中以反映陕西地域特色的古籍文献数量多、价值高，对于研究陕西地方历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在陕西省图书馆，藏量与品位居全国之首的宋元刻本《碛砂藏》、明代孤本《襄阳郡志》、明万历刻本《海刚峰集》、清雍正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等都属于国内罕见的珍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碛砂藏》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当年康有为来西安讲学时就曾见到这部藏书，差点据为己有。”杨居让介绍说，这部经书横跨两个朝代，历时近百年才刻印而成。而《古今图书集成》则是乾隆皇帝赏赐给当朝军机大臣王杰之书，王杰也是清朝开国后百余年首位陕西籍状元，这套藏书是皇宫所藏之物，在书函外都包有黄绫，是区别于宫外藏书非常重要的标志。
“古籍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后的遗产，虽然没有文物那么立体，但它记载的内容很重要。”陕西省社科院文化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燕长期从事文化研究，在各地调研时，除了实地走访外，查阅当地文献资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以地方志为例，这些书记载了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在研究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如果不保护好，可能出了这个地方就再没有相关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