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城刘家洼遗址 填补陕西考古东周芮国历史空白

　　3月2日早上8时，在淅淅沥沥的雨中，陕西日报全媒体采访团一行驱车来到渭北平原，探访遗失在岁月长河中的刘家洼东周遗址。

　　初春的渭北田野，薄雾笼罩，草木枯黄尚未返青。在宁静的刘家洼村，震惊世人的古芮国大墓就位于被铁网围起来的一片黄土地下。从这里出土的大量文物向人们无声讲述着2700多年前的历史。

　　村庄里隐藏的千年古墓

　　陕西省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处于黄河与洛河之间的渭北黄土台塬带，是沟通关中乃至中原与北方的通道，是宗周与晋地交通来往的要道，也是秦晋春秋争锋之地。刘家洼墓地位于刘家洼村西北，分布于洛河支流长宁河上游的鲁家河两岸，而在其西北鲁家河约2公里处便是九沟西周墓地。

　　3月2日，采访团走进位于刘家洼东周遗址东北方向2公里处的良周村渭南考古基地，在位于办公楼二楼的文物陈列室里，一幅关于“周代芮国君主的称谓及其世系”的图表引起记者的注意，这个从商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春秋中期的小国见诸文献的机会寥寥，年代史多有空白；如今，随着刘家洼东周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的不断推进，一个湮没数千年的周代封国渐渐显露真容。

　　时间回到2016年11月25日。这一天，一起盗墓案打破了刘家洼这个小乡村的沉寂。接到紧急通知后，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的种建荣马不停蹄地赶往现场。“青铜礼器60余件，车马器、玉器、棺环、玛瑙珠……”当听到警察通报收缴的被盗文物情况后，有着多年考古经验的种建荣做出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个高等级的贵族墓地。在激动之余，他内心也有一丝担忧，由于盗坑已经回填，墓地被盗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抢救性挖掘前途未卜。

　　两个多月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渭南市及澄城县相关文博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勘探和抢救性发掘。考古队进驻了离被盗墓地不远的良周村。要挖掘首先要确定遗址的大致范围。“我们对遗址的边界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每20米钻一个点，这样采集样本，来初步探测地底下的情况。”种建荣说。

　　经过数月“探方式”的田野考察和勘探，考古团队终于厘清了整个遗址的大致范围——这是一个地跨鲁家河东西两塬，包括壕沟、城址区、居址区、墓地在内的面积达3平方公里的区域。“通过对采集的陶片和壕沟样本进行检测，遗址的时间也被确定在春秋早期到中期之间。”种建荣表示，但整个遗址的性质仍然难以确定。

　　与此同时，在确认的4处墓地、210余座墓葬中，两座带有很长墓道、南北向东西并排分布的“中”字形大墓(编号M1与M2)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关注，这两座墓主人的身份在当时被认为是判断墓地性质的关键。

　　“经过一年多的挖掘，大墓椁室里的随葬品才逐渐显露出来。”考古队队长孙战伟说，“两座大墓均遭严重盗扰，人骨不存，墓主葬式不明。”由于迟迟未能确定墓主人的身份，考古队员们的情绪慢慢低落下来。

　　就在整个考古工作看似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2018年8月18日，考古队领队种建荣在清理M2号墓里的文物时，吃惊地发现位于椁室东北角的建鼓柱帽上刻有铭文，后来经过解读，确定文字里面包含“芮公”这样的信息。“这一发现为芮国墓地性质的认定提供了最为关键的线索，进而为整个遗址挖掘工作指明了方向。”孙战伟说。很快，更多的证据接踵而至，在新出土的青铜器上，相继出现了“芮行人”“芮太子白”等铭文。

　　“刘家洼芮国墓地的性质确定后，自然就跟之前梁带村的芮国遗址联系在一起，这样通过年代的对比和文献上的记载，我们发现它是比梁带村晚一二十年的芮国后期的都邑遗址。”孙战伟说。

　　史书对芮国记载不多，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仅有四处提及。其余散见于如《春秋左传》《尚书》《竹书纪年》等史籍中，句短文涩，歧义颇多。此次文物的出土为了解这个神秘而久远的国度提供了诸多佐证。

　　“与梁带村芮国遗址的发掘相比，此次刘家洼的发掘填补了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也提供了周王室大臣采邑地向东周诸侯国发展演变的典型案例。” 种建荣说。

　　大量文物出土重现古芮国辉煌历史

　　从2017年2月至今，短短两年的时间，不到20个人的考古队栉风沐雨，默默地进行着细致的田野考察、勘探、挖掘和文物保护、清理等工作，只为还原古芮国最后的辉煌。

　　3月2日，记者来到考古现场，在挖掘面积达7700平方米的区域内，壕沟、城址区、居址区、墓地等轮廓都已划定。位于鲁家河右岸的城址内，采集到的陶鬲、盆、罐、豆、三足瓮等春秋陶器残片以及陶范残块诉说着芮国当年市井的繁华；大量灰坑和板瓦等建材堆积的居址区内，芮国贵族们居住的痕迹依稀可见。与这些当时人们的生活空间相对应的是分布在周围的墓地。

　　当沿着东1区的两座“中”字形(M1和M2)大墓深长的墓道而下时，超过12米深的墓室令人印象深刻。“两座大墓形制结构基本相同，总长、深度相当，墓道深长，椁室大小相若，均南北长7米，东西宽5米。”种建荣说，两墓均遭盗扰，出土随葬品多寡有别。

　　在渭南考古基地的文物陈列室，所有出土的文物都静静地躺在架子上。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被盗严重的M1号墓残留各类随葬品总计240件(组)，包括彩绘木俑、铜簋、2组10号墓件编磬、2套残存9件编钟等重要文物；M2号墓保存状况相对较好，出土各类文物400件(组)，主要有7件鼎、1件簋、2套编钟编磬及钟虡、磬架，4件建鼓、1件陶埙及疑似木质琴瑟类乐器。特别是西侧长达5.3米的编钟架保存较好，上面用嵌蚌饰的木雕漆绘图案清晰可见，而下伏圆雕兽形虡座也甚为壮观，另外惹人注意的还有1件长2米、宽1.3米，四角为铜构件的三栏床榻遗存。

　　除此之外，M2号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金器和车马件，尤其是有的金器是首次出土，比如长约1.4米的金制权杖头，上面饰有精美的蟠螭纹图案，是国内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金制权杖头。

　　M3号墓是紧邻M2号墓的另一座竖穴土坑大墓。参与刘家洼发掘工作的技工刘峰向记者介绍说，M3号墓的独特之处在于椁室四壁上共有9个壁龛，每龛都发现了一具骸骨，下肢甚屈，身上见朱砂，经现场勘查分析应为年轻女性殉葬。M3号墓虽然被盗，仍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器物，有2件铸有“芮公”字样的铜鼎、五镈九钮的编钟、大量的车马器及罕见木格漆绘墙围与1件漆器。在该墓未发现任何兵器，故推测墓主人可能为M2号墓芮公的夫人。

　　金玉之璀璨，漆木之艳丽……一件件精美文物的出土，在让人感叹古人构思之奇妙、技艺之超群的同时，更将人引向芮国历史的深处。

　　揭示芮国后期民族、文化融合的图景

　　“考古不是挖宝，而是要借助着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材料去了解过去那个遥远的时代。”孙战伟说，“借助这些陶片，我们能够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

　　刘家洼的发掘填补了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那么，芮国遗址出土的文物到底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怎样的历史图景？

　　“钟鸣鼎食”既是周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写照，也是等级和身份的象征，而将音乐、饮食和礼仪联系起来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对此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 从刘家洼墓地里挖出的七鼎来看，显然与芮国国君的诸侯级别相当。

　　西周春秋时期诸侯级墓葬的乐器组合，基本都是青铜编钟、石编磬一套。而刘家洼“中”字形大墓出土的乐器组合均为编钟、编磬各两套，同时还发现有多件建鼓、铜钲、陶埙等，充分展示出芮国贵族对音乐的喜好。竖穴土坑大墓为五镈九钮编钟配组方式，成为目前所知春秋早期墓葬出土乐悬制度中的最高级别，为我国古代乐器发展史和音乐考古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五镈九钮的乐器配置，与同时期诸侯的一套乐器随葬相比颇为独特，显示了芮国贵族对音乐的喜好和痴迷，但在争霸称雄的春秋时代却显得另类。”种建荣说。

　　在刘家洼东周遗址中，多见玉器。“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芮国贵族对于玉的喜爱可见一斑。而大墓出土的金首权杖、青铜鍑、铁矛等，部分中、小型墓所出螺旋状金耳环、金手镯等饰物，充溢着浓厚的北方草原文化气息。这种不同文化传统、族系背景的居民共用同一墓地的现象，揭示了芮国后期民族、文化融合的真实图景，呈现出地缘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研究周代社会组织、人群结构的重要材料。

　　M2号墓所出土的三栏床榻，四角加有青铜角饰，将中国使用床榻的历史提前到春秋早期。

　　雕纹钟、磬架，漆木几案、豆、盒等，是研究春秋时期髹漆工艺技术发展水平的珍贵资料。众多金器、铁器，更成为认识我国古代黄金及冶铁业发展的重要信息。

　　“刘家洼东周遗址北边的黄龙山脚下有魏长城遗址，北边2公里处是西周时期的九沟墓地，东北3公里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良周秦汉宫殿遗址。而从历史上看，它是勾连北方以及关中与中原的重要通道，在东周时期处于周戎之间、秦晋之交，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伴随着周王室的东迁，关中东部地区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周王室在当地的分封模式也更加模糊。刘家洼东周遗址的发掘为厘清这段历史提供了大量考古依据。”种建荣说，“随着墓地性质、遗址大致轮廓、分布格局的大致确定，未来将重点探究墓地和居址以及与周边其他遗址的关系。”

　　3月4日，在澄城县举行的刘家洼东周遗址项目论证会上，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著名院校的考古专家们在听取了种建荣的报告后一致认为，刘家洼墓地的发现上接梁带村芮国墓地，为研究东周时期关中东部诸侯国的存灭情况、与北方其他民族的交流、政治格局变迁、人群流动和地方管理模式提供了绝佳的资料。

　　故国韶光，沧海桑田。刘家洼东周遗址，虽已揭开面纱但仍神秘而久远。这段历史虽在黄土下尘封已久，却依旧鲜活而温热……那一件件被曾经的主人抚摸过、欣赏过、佩带过的物件，似乎都带着当年的气息，向我们叙述着那鲜活的过往；一件件精美的文物，正在无声诉说着那神秘的古芮国的故事。

　　刘家洼东周遗址正借助考古学家的双手，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愈来愈清晰的春秋时代的辉煌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