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臂乡村医生坚守岗位27年：骑报废过4辆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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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治村庄

　　李彦这个医生，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他只是中国100多万乡村医生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在江西抚州市广昌县山下村，作为村卫生室的“光杆司令”，他要照看的是全村老老少少1600多人的健康。

　　今年50岁的他，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坚守了27年。他话不多，只有看病时，才会拿出上衣口袋里的眼镜，眯着眼睛寻找最细微的征兆。

　　他的左袖空空荡荡，那是一次上山砍柴被蛇咬伤，为保住性命付出的代价。但这并不妨碍他用摩托车和药箱连接起整个村庄。他计算过，在这个村庄里，他骑过的摩托车报废了4辆，车轮驶过40余万公里。

　　他脑子里有一张完整的地图。网络地图上尚未标记出的乡间道路，深刻印在他脑子里，沿途哪户人家治过什么病他都一清二楚。如今，这张地图完成了一次27年来最大的更新——“短短3个月内，他为300多个老人进行各种健康物联检测服务达4000多项次”。这些健康数据被他上传到云端平台，成为一个医疗体系中微小却不容忽视的数据库。

　　按照当地官方的说法，这些数据“实现家庭成员之间远程的健康数据分享，实现健康档案、日常监测、健康关爱、专业体检、慢病筛查、评估干预、远程就医的全链条服务”。这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为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帽子勾勒的蓝图，也是各地关于改善乡村医疗状况的一次尝试。

　　2016年，当时的国家卫计委提出提高乡镇卫生院基本医疗能力，推进实现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村的目标。从那以后全国智慧医疗燃起了一把“火”，智慧医疗产品层出不穷，曾经纸质的健康档案被云端数据代替。

　　在这个巨大的网络中，李彦是最前端的“探头”。

　　1991年，李彦从中医函授大学毕业，本想自己开个诊所，但县卫生局来了人，劝他去村里做乡村医生。

　　在那之前，村里的卫生室只有两位年届六旬的“赤脚医生”，没上过学，“打吊瓶时血管都找不到”，开药也只认识十几种。面对这种现状，他一下就答应了。这一答应就是27年。

　　刚用上手机那会儿，他每天至少要接到20个求医电话。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说了几点到，绝不超过10分钟”。只要村民一个电话打来，不论凌晨几点，他都会起身披上衣服就走，“别人信任我，病情耽搁不得”。

　　石头和泥土铺就的山路晴天颠、雨天滑。一开始单手骑摩托掌握不了平衡，他算过，不计小磕小碰，大摔就有3次。第一次摔断了右手手腕骨；第二次摔断了一根肋骨；第三次连人带车掉进沟里，撞到脖子，昏迷了五六个小时，草药撒了一地，直到被路人救起。但“只要还能动，就把摩托车一扔，走路过去”。

　　刚把监测工作交给李彦的时候，没人想到他能做得这么认真。“当时去做培训时，老师都默默放弃他，毕竟他是残缺的。”当看到他的数据几乎覆盖了村里各个角落的重点监测老人时，他们和当地的卫计委才真正“看见”他。

　　要完成一轮检测，他骑着摩托车，一天走访10来户，也得转上半个月。除了带上检测仪器外，他还背上自己的老药箱，备着常见药，卡在座前，以备不时之需。因为打开过于频繁，药箱的扣锁都合不上了。

　　村里没有太多规矩，李彦直接推门进去。中风的老人神情木木，守着几条脏兮兮的被子等着他。李彦毫不在意地坐在床边，拉起老头枯枝一般的手臂检查血压、血氧。

　　一户人家两位老人耳背，一贯说话轻声细语的李彦不得不弯下腰，在老太耳边提高声音说：“给你们做个检查。”声音惊动了隔壁一位老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过来，撸起袖子就要检查。李彦记得，她在前年得过脑梗，现在已能自己走动。

　　村里的人们越来越看重健康问题，老人动不动打电话让他过去“看看”。一些腿脚还灵便的老人也会主动来卫生室要求检查，把相关数据发给子女。他的卫生室也配上了血糖仪、按摩器——之前就连血糖，都只能去县上检查。

　　但是，在这个波澜不惊的村庄里，变化来得十分缓慢。李彦曾经救治过一位突发脑出血的独居老人。去年的一天清晨，老人洗漱时突然倒下，四肢无法动弹，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呼救。邻居起床听到声音，马上想到打电话给李彦。他骑着摩托赶过去，一量血压很高，急忙说“我们乡镇一级处理不了，得赶快走”。第一时间打电话给120后，一直等到县医院救护车过来才离开。

　　“这种事经常发生。”李彦叹了口气说。村里老人更害怕外出就医，“他们害怕无家可归，如果超过80岁，宁可在家死去。”

　　广昌县卫计委副主任李智玲也有同样的担心，“村一级解决不了很多问题，很多农民看病都要到县一级。广昌县人口仅有20多万，门诊量却达到30万。”

编辑: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