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贫弱者播撒法治阳光
记者见到杨彦萍时,她正在办公室编写最新一期的“1+1”法律援助志愿者通讯。三门峡援藏律师第一人、武汉律师贴钱援藏普法、22名援疆律师驻地服务纪实……作为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项目部副主任,每一个志愿者的故事她都如数家珍。
5年前,杨彦萍作为法律援助志愿者,曾到四川和海南为当地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在3年的时间里,她每年办理近百件法律援助案件,开展普法讲座数十场,宣传法律知识的足迹遍布受援地几十个乡镇、几百个村落。
“法律援助事业就像太阳,让我们借光、发光,把律师的价值发挥出来。这是个做不完的事业,越做越有劲头儿。”阳光透过窗棂洒满整个屋子,也映照着杨彦萍脸上荡漾的那抹幸福微笑。
30多封信鼓励失足少年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汶川地震让志愿服务遍地开花,也点燃了杨彦萍心中当志愿者的热情。2010年7月,年过五旬的杨彦萍放弃专职律师的高收入机会,离开在武汉的家人,报名参加了“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成为四川省金堂县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名律师志愿者。
金堂是成都的一个郊县,杨彦萍到达当地时天下着小雨。与想象中的穷乡僻壤不同,斜风细雨中的金堂很漂亮。这个看起来并不贫困的地方为什么需要法律援助?杨彦萍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后来经仔细了解得知,当地有20多万农民工,每年法律援助需求量极大,律师资源匮乏。
杨彦萍很快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她不仅将热情倾注在法律咨询和法律宣讲中,还办理了大量农民工和未成年人案件。特别是其中几件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圆满的辩护结果,让“1+1”法律援助成为当地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回忆起在四川代理的几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很多孩子的遭遇都令杨彦萍心疼不已。比如,有一个孩子小时候遭父母遗弃后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爷爷去世后奶奶哭瞎了眼睛,他觉得仿佛天塌了下来。
辍学后,他去火锅店打工,年仅17岁就与同乡女孩同居生子,后来又受人引诱吸毒制毒。“很多未成年人犯罪是由社会和家庭因素造成的,需要进行社会成因调查,向法院争取从轻处理,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她说。
慈祥温婉的性格和乐于助人的口碑让杨彦萍赢得了很多孩子的信任。在代理过一个3名未成年人共同抢劫的案件后,杨彦萍援助对象的同案犯根据判决书上的地址给她写了一封信。信里口吻虽然稚嫩但文字流畅,饱含着一个孩子在迷茫无助中对她的信任。拿着这封沉甸甸的信,杨彦萍在深夜提笔写了一封回信,鼓励他多读书、多写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杨彦萍成为这个孩子口中的“杨妈妈”。他们之间的30多封通信,让孩子重燃生活热望,他的文章在监狱报纸上发表,由于表现突出还获得减刑。“作为女性律师,我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母性。代理未成年人案子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更需要爱和无私付出。”杨彦萍说。
凉棚下开起法治故事会
在四川金堂的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期满后,杨彦萍主动要求被派到更加偏远的地方做志愿者。2011年7月,她接受“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项目部的派遣,来到了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乐东总面积达2747平方公里,53万人口中没有一名专职律师,是名符其实的无律师县。
虽然早有心理预期,但当地人法治观念的淡薄程度还是让杨彦萍吃了一惊。有一个校车翻车案,司机无照驾驶、车辆超载且未经年检,全车32个孩子受伤后没有一人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有两个村子由于历史积怨长期械斗,只要见到对方村落的人就打;还有一个年近70岁的老妈妈腿疼,她的儿子女婿请来巫师做法事,在巫师教唆下竟将其母亲殴打焚烧致死。
杨彦萍到乐东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上街贴法治宣传画,唤醒当地人的法律意识。她和同事在街边摆起法治宣传台,上面放着宣传材料。刚开始时没有一个人上前来拿材料,她们就请村干部用黎族话告诉大家这是免费领取的。慢慢地大家围拢过来,询问什么是法律援助,律师是做什么的,杨彦萍就赶紧把相关知识和法律援助中心地址告诉他们。到乐东后第一个月,杨彦萍就把11个镇走了个遍。很快,法律援助中心由无人问津变为门庭若市,来咨询的人甚至在街面上排起了队。
除了发放普法材料,杨彦萍还在县里举办的干部培训班上、在中小学校的大操场上、在街边的凉棚下开起了“法治大讲堂”。杨彦萍的法治课并非千篇一律,而是根据不同对象讲不同的法。在党校,她给领导干部讲宪法,让他们明白作为父母官应该维护老百姓哪些权利;在村级干部培训班上,她讲环保法,告诉村干部要维护海南的蓝天白云和洁净空气;给村民普法,她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婚姻法,因为当地很多人摆了酒席就算做结婚,根本不领结婚证。
“杨律师把枯燥的法条讲活了,孩子们听课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乐东县黄流中学的一位老师说,杨彦萍到学校讲课时,4000多学生坐在大操场上,听得津津有味、鸦雀无声。讲完课后,孩子们会围到她身边各种问题问个不停。而给村民们讲课时,杨彦萍选择了街边阴凉处的一个棚子,搬个板凳、手里抓块毛巾坐在乡亲们中间,一讲就是一中午。
服务志愿者传递接力棒
杨彦萍与法律援助结缘,并非从“1+1”法律援助项目开始。1997年,本来从事电子工业行业的杨彦萍辞去公职加入律师队伍,成为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做律师后,对于一些经济贫困的当事人,她经常给予费用减免和经济帮助。
2004年,杨彦萍加入湖北律协未成年人保护协会。在此期间,她为遭受性侵害女童争取到省内最高民事赔偿;连续4年为校园受伤儿童提供义务援助,最终帮助其获得大额赔偿;与湖北少管所两名少年女犯结对帮教,两人均提前出狱;她还参加湖北妇联12338妇女维权热线值班,通过调解妥善解决因工致残女童的索赔纠纷,义务代理受家暴致残妇女的离婚案件。
2013年,56岁的杨彦萍被安排到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秘书处项目部,负责“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项目管理工作。收集各地志愿工作情况,在QQ群里回答律师疑问,协调新志愿者食宿......杨彦萍每天的日程都排得很满,有时要工作到晚上10点。而她做志愿者时的故事,则吸引着更多优秀律师加入到法律援助项目中来。
“来这里工作是一片新天地,其实我现在还是志愿者,只不过是在后方服务。我曾经做过志愿者,和他们心贴得更近,志愿者的事迹也不断激励着我更加努力工作。”杨彦萍说。
辍学后,他去火锅店打工,年仅17岁就与同乡女孩同居生子,后来又受人引诱吸毒制毒。“很多未成年人犯罪是由社会和家庭因素造成的,需要进行社会成因调查,向法院争取从轻处理,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她说。
代理过一起3名未成年人共同抢劫案件后,杨彦萍援助对象的同案犯根据判决书上的地址给她写了一封信,饱含一个孩子在迷茫无助中对她的信任。拿着这封沉甸甸的信,杨彦萍深夜提笔写了一封回信,鼓励他多读书、多写作。两年多时间里,杨彦萍成为这个孩子口中的“杨妈妈”。他们之间的30多封通信,让孩子重燃生活希望,由于表现突出获得减刑。“代理未成年人案子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更需要爱和无私付出。”杨彦萍说。
凉棚下开起法治故事会
在四川金堂的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期满后,杨彦萍主动要求被派到更加偏远的地方。2011年7月,她接受“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项目部的派遣,来到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乐东总面积达2747平方公里,53万人口中没有一名专职律师。
虽然早有心理预期,但当地人法治观念的淡薄程度还是让杨彦萍吃了一惊。有一起校车翻车案,司机无照驾驶,车辆超载且未经年检,全车32名孩子受伤后没有一人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有两个村子由于历史积怨长期械斗,只要见到对方村落的人就打;还有一名年近70岁的老妈妈腿疼,她的儿子女婿请来巫师做法事,竟将母亲殴打焚烧致死。
杨彦萍到乐东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和同事在街边摆起法治宣传台。刚开始没有一个人上前拿材料,她们就请村干部用黎族话告诉大家这是免费领取的。慢慢地大家围拢过来,询问什么是法律援助,律师是做什么的,杨彦萍就赶紧把相关知识和法律援助中心地址告诉他们。到乐东后第一个月,杨彦萍走遍了11个镇。很快,法律援助中心由无人问津变为门庭若市,来咨询的人甚至排起了队。
杨彦萍还在县里举办的干部培训班上、在中小学校的大操场上、在街边的凉棚下开起“法治大讲堂”。在党校,她给领导干部讲宪法,让他们明白作为父母官应该维护老百姓哪些权利;在村级干部培训班上,她讲环保法,告诉村干部要维护海南的蓝天白云和洁净空气;给村民普法,她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婚姻法,因为当地很多人摆了酒席就算做结婚,根本不领结婚证。
乐东县黄流中学的一位老师说,杨彦萍讲课时,4000多学生坐在大操场上,鸦雀无声,听得津津有味。讲完课后,孩子们围到她身边各种问题问个不停。
服务志愿者传递接力棒
杨彦萍与法律援助结缘,并非从“1+1”法律援助项目开始。1997年,本来从事电子工业行业的杨彦萍辞去公职加入律师队伍,成为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经常给予困难当事人费用减免和经济帮助。
2004年,杨彦萍加入湖北律协未成年人保护协会,为遭受性侵害女童争取到省内最高民事赔偿;连续4年为校园受伤儿童提供义务援助,帮助其获得大额赔偿;与湖北少管所两名少年女犯结对帮教,两人均提前出狱;她还参加湖北妇联12338妇女维权热线值班,通过调解妥善解决因工致残女童的索赔纠纷,义务代理受家暴致残妇女的离婚案件。
2013年,56岁的杨彦萍被安排到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秘书处项目部,负责“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项目管理工作。收集各地志愿工作情况,在QQ群里回答律师疑问,协调新志愿者食宿……杨彦萍每天的日程都排得很满,有时要工作到晚上10点。而她做志愿者时的故事,则吸引着更多优秀律师加入到法律援助项目中来。
“来这里工作是一片新天地,其实我现在还是志愿者,只不过是在后方服务。我曾经做过志愿者,和他们心贴得更近,志愿者的事迹也不断激励着我更加努力工作。”杨彦萍说。(李想)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