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商都”西安源远流长（上） ——专访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刚
“秦中自古帝王都，陕西黄土埋皇上。大西安作为中国历史上十三朝文明古都，也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千年商都’。”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刚，长期从事经济史和商业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被誉为“陕商研究第一人”。
李刚告诉记者，从炎帝设市、周作丰镐以来，西安作为“天下商都”源远流长，商脉不曾断裂，数千年来演绎着“天下商都”的财富神话，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中国的财富中心并在工业革命前处于世界中心的位置。
-文/记者张潇受访者供图
陕西是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祥地
李刚教授的讲述从陕西是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祥地开始。他说，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畜牧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在西安半坡母系氏族社会遗址中，已经有了商品交换的痕迹。后来在西安临潼区的姜寨遗址，又发现了用猪的下颚骨作为财富象征的实物货币。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大帝率领中国先民进入了存在商品交换的社会。
黄帝族，号称有熊氏，活动在今天陕西武功漆水一带；炎帝族，号称神农氏，活动在今天陕西宝鸡磻溪一带。黄帝族与炎帝族结成联盟，在向南发展中汇聚了其他部族，逐渐融合成华夏民族，而在这个融合过程中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设市造廛”的则是炎帝。炎帝制耒耜、种五谷、教民稼穑，开辟了中华民族精耕农业的先河。随后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二次社会大分工，开始萌发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交换活动。为了便于交换，炎帝在部落的中心设立“墟场”，并约定在太阳照在头顶上的时候，让大家都到墟场上进行交换，这就是“神农设市”。陕西考古院的专家们，在宝鸡的常龙山炎帝遗址，发现了炎帝创造市场的遗迹，即“太阳市”，证明炎帝创造的“日中为市”是客观存在的。
当然，最初市场设在田野里，有“市朝生草”之说，人们在田野中“聚者为市”，交换很不固定，往返跑路，耽误时间，这不利于交换的发展。于是，人们开始把“市”搬到了“井”的旁边，有“因井成市”之语，并有了专主交换的“鄙旅之人”，就是最初的商人。这些都说明，陕西是最早产生中国市场和商人的地区。
周之丰镐 “八百年商都”
“把市场从田野搬进城中，出现‘城市’，是周代周人的创造。”李刚说，周人是黄帝的后裔，从天水移居陕西周塬后开始了争夺天下的努力；到公元前1046年，在周武王姬发率领下，灭商定都镐京(宗周)(今陕西西安西南)，即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并统治八百年之久的王朝。周朝“采邑分封，以蕃屏周”，将姬姓子孙分封到各地的采邑，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集权局面。西周的封邑是封君住的地方，为保证安全，筑城墙作为防御工事。据专家们的研究，周代有据可考的城邑就有585个，这些古代城邑在西周时分布于陕、晋、豫以及河北诸处。
有了城邑，周代开始在“城中设市”，将原先田野里的草市搬进城里，并且按照等级贵贱，形成“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形制，市场上的贸易品大到车辆小到日用器具，还有各类珍禽异兽牲畜鱼蟹，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统一的“千年商都”。
西周的都城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帝都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商城市，与西方的罗马城共为当时世界上两个耀眼的明星。丰镐城位于沣河两岸，丰京在西，镐京在东，一桥相通。《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里的“国”就是国都。它是一座方方九里之城。城每面有3个城门，即都城12门。有南北向的街道9条，东西向的街道9条，即九经九纬。经涂9轨，即每条街道的宽度为16米左右。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场在王宫北面，朝一夫，指市场东西、南北各长140米左右，面积达0.02平方千米左右。已经是面积巨广的“皇都大市”。
对这个全国最大市场的管理，由于周公创造性地形成了“工商食官”即国家管理工商业的非自由贸易管理制度而井井有条。在“工商食官”体制下，周朝形成了一整套比较系统严格的商都市场管理机制。
首先，对市场有严格规定，必须是一日三市，分朝市、大市和夕市。大率言之，东方燕齐之鱼盐、南方荆楚之金属木材、中原之丝麻纺织品，都可以在京都市场上买到。而且，都城的街市朝聚暮散，所谓“市朝则满，夕则虚”，市上面大到珠宝银楼，小到卖卜小贩，无不有之。市井之徒可在酒楼赌场中与朋辈饮食流连，酒色征逐，市场成为各色人等聚集的地方。除国都外，周代的市场范围广泛，次数频仍，品目繁多。无论城邑还是郊野，抑或交通要道，都设有固定的贸易市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周礼·地官·遗人》)许多贩夫贩妇如当天难以返回，则有路室、候馆，可供食宿。
周代管理市场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司市。每当市场交易开始，司市就在办公之地悬起旗帜，处理市场中的重要事务和重大争讼。司市属下设立管理官员掌管小治小讼，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他们有：质人、崖人、青师、贾师、司武虎、司稽、肆长、司门、司关，类似于今日之工商、税收、城管等具体职能部门。
其次，是对进入市场的商品种类和质量有极其严格的规定。《礼记》“王制”篇记就有细致的规定，对入市产品的质量、品种、规格都做了苛细的规定和要求，保证了消费者的正当利益，维护了市场交易的正常持续，它无疑促进了周代经济的发展。所以，《史记·货殖列传》中云：“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农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周颂·载芟》描写帝京附近的农业生产是“如粢如粱”，“如坻如京”，“千斯仓”，“万斯箱”。《周颂·丰年》描写京畿的丰收景象是“丰年多黍余，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意思是说，在丰年里，谷物车载斗量，道路旁边有高耸的粮仓，储备着亿万粮食，人们酿成美酒，欢庆丰收。虽然有文学化色彩，但却反映了丰镐“八百年商都”的繁荣景象。
周代末年，“礼崩乐坏”，以秦“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国变法改制拉开了中国战国征逐统一的序幕。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民得卖买”，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经济基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又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帝国，并立都陕西咸阳，使咸阳成为“一世商都”。
咸阳是块风水宝地，具有立都的独特地理优势。司马迁总结说：“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固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而且，咸阳居于关中中心，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也便于秦王朝政令通达，威慑四方。咸阳在渭河之旁，而渭河是贯穿全境的交通大动脉。这条大河在咸阳以西走渭北、咸阳以东走渭南，使咸阳自古就是关中最重要的交通渡口，平时可以运送货物，战时可以运送军队，“顺流而下，以控关东”。这一系列便利的地缘生态优势，使咸阳成为秦国都城的不二之选。
从秦孝公十二年秦王朝开始营造咸阳，商鞅在城内营筑冀阙，后来秦始皇每灭一国，就在咸阳原上依照原来的宫室模样进行重造，整个咸阳城“离宫别馆，亭台楼阁，连绵复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成为拥有人口60万并包括丽邑与云阳两个卫星城市在内、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都。
秦朝立都咸阳后，实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秦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权度量、同货币，曾对中国数千年历史发生重大影响。在经济方面，举全国之力，兴修郑国渠水利工程；郑国渠修成后，渭北的农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关中成为当时全国最富饶的粮仓。秦都官仓储存的粮食，栎阳(今陕西临潼东北，秦故都)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一积。直到秦末刘邦入关时，这里依然仓粟多，积存大量粮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才说：“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秦王朝还拆关塞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沟通全国的驰道，一条向东通燕齐，一条向南达吴楚。在北方还修筑了从云阳达九原的“直道”，新修了从咸阳到成都的“栈道”。这些道路的修筑，对加强全国市场的联系，为市场联络成网准备了条件。为保证秦帝国庞大官府和咸阳60万人的生活所需，需要发达的商贸系统。秦在咸阳城内设“咸阳市”，为商贩贸易的最大固定市场，还设有直市、平市、奴市、军市等专业市场。市场的基本面貌是“修整里阓，市张列肆”。这里“阓”是市垣上的门，市里有四通之街，街中有各家肆铺。
而且，秦对国外商人采取了“轻税”政策，以广招徕，使各地贩运更频繁。宰相李斯曾说，秦“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羽，树灵鼍之旗，此数宝者，秦不一生焉”。就是说，这些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从市场交换中得来的。
伴随着咸阳商都的发展，秦商也获得了第一次发展的机会，形成秦商发展的初潮。一大批自由的独立商人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跨州越县，服牛格马，经商于各个诸侯国之间，与诸侯分廷而抗礼。其中，国师吕不韦、陇上巨富王宗汉、蜀地女商人巴清、咸阳富商任氏、边地巨富乌氏倮，就是著名的代表。
秦代咸阳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这要从咸阳桥说起。2012年，在西安渭河南岸河滩陆续发现2组5座桥梁遗址。据专家考证，此桥为秦都之“咸阳桥”，号称“秦中第一桥”，它是秦都沟通世界的交通大通道。
秦建国以后，工农业生产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蚕桑丝织的发展，使关中成为全国丝织的三大产地之一。《汉书·食货志》记载：“冬，妇人相从夜绩……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大体说来，宋以前关中和山东、巴蜀是三个蚕桑主要生产基地。
蚕桑丝织业的发展，为丝绸贸易提供了物质条件，“蚩蚩之氓，抱布贸丝”，秦都的商贸活动很活跃。特别是公元前226年，秦国所属陇上有一个叫乌氏倮的商人，用自己的牲畜到关中购买了一批丝绸，以“进献”的方式，献给他们部族首领的“戎王”。而戎王则用这些丝绸与盘踞在河西走廊的塞人和大月氏人，也就是波斯人进行交换，换取他们从中亚、西亚和罗马人手中得到的黄金。不久，秦始皇视察上郡时，当地官员将乌氏倮贸丝转辗成富的事迹，报告给了秦始皇。秦始皇帝以其雄才大略看到了这一贸易通道对秦帝国所具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重大意义。于是，将乌氏倮从一介平民册封为贵族，可以定期到咸阳觐见皇帝，肯定了乌氏裸发现丝路贸易的历史功勋。在秦始皇的推动下，一条被后人称之为“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就被纳入了秦汉国家的发展战略，成为连接欧亚大陆的主要贸易通道；到公元前139年，张骞通西域后，这条贸易通道更为畅通。
因此，咸阳桥是秦都走向世界的标志和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从此后，“咸阳桥”就成为人们挥泪把盏、送别商旅游客踏上西域的“第一桥”。咸阳知县李采繁写诗赞曰：“万倾波涛日向东，中流尽鹢往来通。道连四国关山远，域达诸边气势雄。”就反映了咸阳连接西域国际化商都的历史地位。
编辑:王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