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学不能画“地”为牢
世纪之交，“地域化”的文学研究又开始兴盛，强调差异的地域文学是对全球化同质现象的消解和反驳，是文学史书写转向空间维度的表征，也是当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结果。在此风潮的引领下，各地纷纷出版专属的文学史，推出自己的作家群，文坛不断出现“晋军崛起”、“陕军东征”、豫军“中原突破”、“楚军方阵”等等，各省纷纷成为文学大省。
地域环境造就文学风貌并不新鲜，《诗经》、《离骚》开启了南北文风的路向，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曾界说南北书派之不同，近代的海派、京派都是文艺与地理联姻的有力证明，莫言、马尔克斯也是将地域文学推向极致，从而走向世界的范例。梁启超曾指出，唐代后，文人流动性的加剧使得划分地域文学天然固定的条件已趋消弭，这也警示了地域文学的复杂性和可变性。如今此起彼伏的“省军”暗战，以文学的方式开掘地域文化的特殊价值，然而，其短板也显而易见。绘制一张文学地图，将作家牢牢钉在自己的地盘上，这种依赖于作家籍贯和作品类型的简单划分不免存在偏颇。
首先，如果作家图谱以地域来绘制，很可能忽视活跃的文化交流、人的流动以及文学创作的交融性与复杂性，也忽视了作家的能动性。地域性经验是作家丰厚的写作源泉，但这种资源并非与生俱来的，需要作家的沉淀积累；同样，作家的身体走出家乡的地域限制之后，所获得的经验与资源也有赖于作家的自觉提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会不断冲击作家的原有思维和经验。比如贾平凹，对他来说，虽然故乡像风筝的线一样始终牵绕着他，但是从涉入文坛之后，他的生活积淀离不开西安乃至外省的各种见闻、经历，这使得他笔下的商州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是不断“增殖”的商州，这个商州贯注了作家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情怀，上升为一种审美对象而非实体的商州，是作家以文学的方式去挖掘地域文化之美，注重来自时代生活和世界文学的个人体验，从而成就自己写作路子的典范。类似于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梁鸿的梁庄、金宇澄的上海是实在的故事发生场域，也是作家的精神原乡，是一个杂糅了的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他们的成功在于既定位了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身份个性，又突破了具体的地域，将无形的版图和经验的吸取扩大至中国乃至世界。
其次，研究者们出于研究方便和文学策略对各地作家群（也包括评论家）的划分，是一种画圈行为，宣布某某作家属于某某文学阵地，于无意识间抹杀了部分作家群体，使他们隐而不显，成为主流话语之外的盲区；以籍贯确立作家的地域性也使一部分人的归属成为难题。粗略看来至少有五类：一是本省籍而人在外省的作家，如韩少功算是湘军还是琼军，两方争执恐怕会让当事人很难决断；二是人在本省，但是不断有身体或精神出走之举的作家，如擅长异域书写的陕西作家红柯，其作品若要按照地域划分，显然属于新疆文学更合适；三是外籍旅居在本省的作家群，这些作家如1949年涌入台湾地区的“外省人”一样，要花费更多的时力才能得到认可；四是写作题材是科幻、武侠、儿童文学之类而与本土关系不大的作家，如写出《流浪地球》而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特等奖的刘慈欣等；五是对本土文化持批判态度的文化人，在西方，这类人被所属地流放的不在少数，更谈不上认同。
围绕作者展开的文化资源抢夺战，究其根本，在于“文坛省军”现象背后隐藏着“文化大省”的政治命题。虽然以行政区域画圈是为了了解一地文学创作的窗口性举措，但也不排除是借助文学地理学研究，实行文化保护或捞取政绩。所以，以省市地划分作家的地域性，无论对个体的作家，还是抽象的作家群，既不公正，也不利于文学的整体研究和推动。
地域性与世界性矛盾吗？显然不，任何偏执一方的观点都是不堪一击的。文艺理论家贺绍俊曾有“从地域文学到文学社区”的论述，他倡导的“区域文化”，就是将政治地理、自然地理对文学的划分引向经济地理、文化地理、社会地理、精神地理。笔者所论的“去地域性”，意在不以作者籍贯划界，而以作品风格、文化传统和作者文化心理结构等为标准展开文学地理学研究，克服地域性的封闭性，加强其包容性，从文学的乡土情调中跳出，关注现代性因素的介入，接纳对本土地域具有反思、批判的文学思想。
对作家来说，需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文学来源于生活，从本质上来说，造就作家的不是地域，而是生活；二是要有意识地培养全球意识。小到讲述家族故事、本土经验，大到表达中国故事、民族经验，都是“地域性”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积累和精神原乡，从自己熟悉的人、事、地开始写起，以小地域的文化生机创造大视野，哪怕它只是属于一个乡镇、一个茶馆，但它承载的文化元素却会超出自己的边界，以一地之事写中国乃至世界的经验，也就是要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寻找一种超越地域的精神，原来的地域性反而会成为作家走向世界的优势。这才是真正的“去地域性”。
(原文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11日 A04版 评论)
链接： http://db.cssn.cn/sf/bwsf_wh/201408/t20140811_1285996.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