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了的爱情诗

　　彦：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台湾的乡土派诗人“返复现象”？

　　郑：现在台湾的吴晟，他写的诗就有早期艾青的乡土味的感觉，或是受艾青影响的其他诗人的乡土感觉。这个完全是他本身的一种变化，而刚好也是一种交叉。

　　彦：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新诗还在兜圈子，并没有前进？

　　郑：文学也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在这个形式上是兜圈子。台湾的现代诗，从纪弦他们到现在，已经发展到相当的一个地步，因为内地没有经过一段时间，所以一些探索中的年轻人重复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启步时期，像顾城等人的诗，就是这样。

　　因为多少年来台湾受现代诗的影响，新一代诗人启步的正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艾青所启步的。

　　不是整个台湾的诗人都这样，一部分还在走他们自己的道路。

　　彦：您年轻时涉猎过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诗，您对那时的新诗有什么意见？

　　郑：我很年轻时就觉得中国的新诗有许多的缺憾，除了少数几个诗人之外，读新诗得不到满足。语言上面缺憾是严重的，因为使用语言的能力不够，平凡化了诗的艺术成就，还有意象比较呆滞、受制，不够活跃。

　　在抗战时，大家写抗战诗，诗流于口号，因为语言的不成功，我觉得许多的感情，不是很深沉的，多是一种很激动的泛情。

　　以上这个访问虽然是多年前做的，但是现在读来，仍然很有参考价值。

　　今年六月二十五日，郑愁予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了“郑愁予谈现代诗”公开讲座，谈到他的诗歌创作历程，可以与上面的访问互为补充。

　　郑氏特别提到他写的第一首诗歌《矿工》的背景。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写诗，写于一九四八年的处女作是《矿工》。

　　当时他就读于英国教会在北平办的名校，成绩好的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升读燕京大学。

　　学校实行的是英国人的教育方法，非常严格，学生平日不能离开学校，只能在星期六晚上，当家长的信送到学校，门房把你的名牌翻过来，你才能回家去，翌日便要回到学校，他就是这样度过了两年。

　　暑假的时候，郑氏和同学一起去放地炮，他看见矿工的小孩在煤矿门口玩，等待父亲出来，回去后便写了第一首诗《矿工》，第二天参加北京大学的暑期文艺营时交给老师。

　　郑氏常自称：“我是抗战的儿童”。他第一本诗集便是抗战的产品，那是他十六岁自费出版的《草鞋与筏子》。

　　多年后，郑氏在台湾一个音乐会回忆时说：“草鞋是我们战士抗战的时候，没有皮靴穿；过河时没有船，就当地砍竹子，编成筏子过河，所以我用这个意象写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可见我心里顾念的是民族、国家、命运。”

　　此后郑氏又说：“我抒情的层次逐渐地增加了，但和一般写作的人相反的是，我不是从个人走向公众，而是从公众走向自己。后来都收在《草鞋与筏子》诗集里，带到台湾之后烧掉了。那些纸页烧掉了，却在写诗的历程上得到某种新生，重写之后，复活了的面貌就是所谓的爱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