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史料披露大屠杀惨案：让历史说话 用史实发言
(原标题：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更多档案史料披露大屠杀惨案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国际行动)
2017年12月5日,18种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图书在南京首发。图为12月5日拍摄的首发式上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图书。新华社记者韩瑜庆摄
南京之痛,民族之殇。
今天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国之名祭奠,不仅是为了“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更是为了“永矢弗谖,祈愿和平”。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设立国家公祭日近四年来,面对日本右翼势力频频否认南京大屠杀史的行径,越来越多的史学专家、国际友人、民间组织和普通群众将目光投入到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越来越多的人将心中默默的祭奠转化为具体行动,为共同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着默默的努力和贡献。
档案历史线索清晰记录完整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已经成为史学界、档案学界共同的行动。
2017年12月11日,由中国国家档案局耗时两年组织编辑的《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拉贝日记》(影印本)新书首发式在南京举行,该丛书数据库同步在网上推出。
1937年9月21日至1938年2月26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以日记、书信等形式记录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同时他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拉贝先生将这些材料汇编成6卷8册,共2000多页,命名为《敌机飞临南京》。
“安全区外已经没有一家店铺未遭洗劫。现在掠夺、强奸、谋杀和屠杀在安全区也开始出现了。
“通往下关的中山北路上横尸遍地,到处是遗弃的武器装备……挹江门被炮火打得千疮百孔,城门前到处是成堆的尸体。
“汽车每开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日本人现在开始清理城市,从山西路广场到军政部已经清理干净。尸体就被草草地抛在山沟里。”
约翰·拉贝在日记中客观记录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受难者的凄惨以及血雨腥风中不分国界、守望相助的人间真情。这一段段文字,亦是对日本右翼势力污蔑与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最有力回击。
据了解,《拉贝日记》曾经出版过短本。2017年初,约翰·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将《拉贝日记》影印本及高清电子版独家授权给中国国家档案局,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以影印方式出版的《拉贝日记》共6册,2000余页,未作任何删节。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认为,影印本的出版是研究约翰·拉贝的新起点,是南京大屠杀史实传播的新成果,是固化南京大屠杀记忆、维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有力举措。
在中国档案界,为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南京大屠杀档案这一承载着中华民族苦难和人类创伤记忆的珍贵档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七家单位携手对所藏南京大屠杀档案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数字化、编排。201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每件档案均有中文解说,并配有英、日译文。内容主要包括日方加害者的记录、美英等国第三方人士的记录和中方受害者的血泪控诉,历史线索清晰、记录完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马振犊说。
更多人参与大屠杀史研究
记者了解到,有关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也从最初的纯史学界专家为主,逐步向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学科拓展。
2017年12月5日,18种20余本涉及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暴行史、国家公祭等内容的图书进行了集中首发。这些图书不仅有学术专著、小说,还有报告文学、绘本等通俗读物。
其中,由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张宪文主编的《人类记忆:南京大屠杀实证》,从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以及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档案馆,精心挑选了中方、日方、第三方以及战后审判四个方面的日记、书信、官方文件等档案史料和历史图片近200件,采用以图证史、以档案史料传承记忆的叙事方式编纂而成。该书既可以作为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者的工具,也可以作为普通读者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的通俗读物。
有声绘本读物《烙印,南京1937》,则以时间为轴,串联了97个物件,每个物件的页码上都印有一个二维码,手机扫一扫,就可以听故事。音频由“众筹声音、讲述故事”行动的98位志愿者诵读,其中有著名主持人陈铎,有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有外国志愿者,有纪念馆的馆长,还有高校师生、法官、医生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爱好和平的人士。
今年已85岁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副馆长段月萍著有《永不忘却的记忆》,其中搜集了救助中国难民的约翰·拉贝、明妮·魏特琳以及最早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美国记者德丁等外国见证者相关研究性文章24篇。
《历史上的黑暗一页》则收集整理了南京大屠杀后,英国驻南京两任领事发往英国驻上海大使馆的电报、通信、报告等文件,还有英国炮艇“蜜蜂号”两任船长与美国炮艇“瓦胡号”两任船长逐日记载的观察报告与情报周报。
2017年12月10日,原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士兵武藤秋一的儿子田中信幸,将他父亲去世后留下来的战时日记影印件以及信件、照片、奖章、证书等原件共计300多件,捐赠给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
“这些资料讲述了父亲武藤秋一在侵华战争中的经历和见闻。”66岁的田中信幸在捐赠仪式上介绍,“就在1937年12月14日上午,第六师团的一个部队曾经到南京下关,武藤秋一就听战友说下关附近的长江江面,飘满了男女老少的尸体,不下四五万人。”
“这些资料应该让更多的日本年轻人去看、去了解,但日本现在没有这种土壤,与其让它们在角落里蒙尘,不如找一个地方,让人去看,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去了解这段历史,这是我的初衷。”田中信幸发自肺腑的话语,更说明了历史不容抹杀的人类共同良知,正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认可。
法学界参与研究步入新阶段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设立国家公祭日后,2016年3月由南京大学联合江苏省委宣传部、南京市委宣传部等成立了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作为江苏省重点高端智库之一,研究院还设立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慰安妇研究、和平学等六个研究中心,目前已经会聚中外学者80名。
2017年11月14日,该研究院联合法制日报社、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了“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纪念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公审南京大屠杀案战犯70周年座谈会”,国内法学界、历史学界、档案学界专家学者首次携手启动了有关“南京审判”的研究。
在史学研究中引入法学思维,得到了与会专家一致认可。
“虽然日本对战时暴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否定从未间断,但南京大屠杀作为日军战时最大暴行和日军暴行象征的国际社会共识并未动摇,其中的原因,除了日本有良知的学者及各国学者维护南京大屠杀史实等的努力外,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案的盖棺论定。”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认为。
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张宪文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认为,中国政府从1945年2月到1946年5月,相继在南京、上海、北平、广州、徐州、汉口、济南、沈阳、太原、河北等分别设立了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从法律上确立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盟以及受害国的战争胜利,是彰显正义、维护世界和平一个重要的标志。
“南京审判是以国际准则为依据,在中国本土上实行一次国际性的审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张宪文认为,南京审判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基本上惩治了日本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主要罪犯,其中判定南京大屠杀屠杀中国老百姓达30万人以上,是在充分证据基础上所作出的判定,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最有力的批判。
“南京审判在国际刑法发展中,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一种符号的记忆,实际上对战争罪、对战犯审判产生了重要影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新建议,对于二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还需要强化大量研究工作,包括南京军事法庭判决书,可以通过加强学理阐释和宣传,让其在国际刑事审判的援用中发挥出更大作用。
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曾在文章中写下:“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这不仅警醒了世人“绝不能忘记过去的苦难”,亦是对今天参与南京大屠杀史、抗日战争史相关史料整理、编纂和研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我们将加强青年研究人才的培养,目前已经和南京大学一起成立了博士后工作站,举办了青年学者论坛,为的是让更多年轻人参与。这是最大感受。”张建军说。
编辑:张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