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大法官：建议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

　　重庆万州2015年至今共有9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例其中7件与公交车有关

　　最高法大法官：建议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

　　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胡云腾近日提到，重庆公交坠江事件给社会带来重要启示，今后有必要完善制度、健全法律。他建议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当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案例研究院召开第十一期“案例大讲坛”，以“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等典型案例为样本，研讨对正在驾驶公交车的司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如何认定法律责任，如何预防、规制以及立法完善等问题。

　　以往类似案件绝大多数适用缓刑

　　重庆市万州区法院法官严学万透露，万州区2015年至2018年共有9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例，“其中与公交车相关的有7件，占比77%。7件案件中，案件当事人年龄段集中在40、50岁。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多为文盲或小学学历。7件案件均做了有罪判决，但绝大多数适用缓刑。”

　　至于为何适用缓刑，他解释说，考虑被告人普遍年纪偏大，属于中老年人，且文化程度、法制程度都很低。案发后认罪态度不错，均能积极赔偿损失，部分被告人还有自首行为。同时，上述案子危害后果不严重或不是特别严重，基本没有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也不大，最多为一万多元。故作出上述判决。

　　对于类似案件，如何区分治安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能否以抓方向盘或对驾驶员有干扰就能定罪？严学万建议，案件入罪标准、量刑档次、危害后果层次等都应进一步明确。

　　据悉，我国刑法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乘客抢夺方向盘如何定罪要细化

　　外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因公交司机与乘客之间的冲突引发交通事故的案件中，乘客是否必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对此，北京市丰台区法院法官胡洋认为，判断被告人行为的危险性时，不能只考察其行为带来的损害后果。

　　她说，发生交通事故当然体现了被告人行为的危害性，以及案发时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即使没有发生损害后果，也不代表案发时公共安全没有处在危险状态中。“要结合案发时公交车内的状况，比如乘客数量、车外环境、行驶速度等，综合判断被告人的行为是否使公共交通处于危险状态。”胡洋举例，如果道路交通正处于拥堵状态，所有车辆行驶非常缓慢，此时被告人拉拽方向盘就不能认为其行为危害到了公共安全。因此，“对于乘客抢夺、拉拽方向盘的行为不能一概而论，均按照这个罪行来论述。”

　　胡洋说，现实中有一些乘客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辱骂驾驶员，或其他车辆追逐、逼停公交车，都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驾驶员正常驾驶，但此种情况下公交车仍然在驾驶员的掌控之中，驾驶员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采取措施来应对，故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该审慎考虑。

　　不能仅靠“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胡云腾认为，在此类案件中，只依靠现有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名，对乘客定罪量刑，难以做到罪与刑相适应。

　　他建议，针对乘客此类行为可考虑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将“采用威胁、暴力方法侵犯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的人身权”、“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正常行驶等行为”纳入其中，量刑可参考危险驾驶罪。

　　此外，可规定在桥梁隧道、高速公路、人员密集区等实施上述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有上述两种行为且构成其他罪名的，依照处罚较重的定罪。对于擅离职守的司机，其行为可纳入危险驾驶罪。

　　据悉，我国刑法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四种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这四种情形包括，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胡云腾建议，可在上述四种情形之外增加一条。即，“以其他方法”。至于“其他方法”具体指什么，将来要有司法解释。如，长时间玩手机，或者跟乘客发生纠纷以后离开驾驶室去打架、骂架，就可按照该条进行处罚。

　　案例

　　为何多数此类案件都判了缓刑？

　　辽宁省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近日接连宣判3起拉拽公交司机案：汲传明等3名被告人的行为致使正在行驶中的公交车失控，司机或乘客受伤，一审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不等的刑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25日晚，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居民汲传明在沈阳市乘坐133路公交车时，因下车问题与司机张某发生争执。汲传明对张某进行拉拽，令其偏离驾驶室。最终公交车失控并撞向路边护栏。法院认为，汲传明在公交车行驶过程中拉拽驾车司机，导致车辆在公共道路上失控，司乘人员受伤，危及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此，对汲传明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最高法“案例大讲坛”研讨会当天，此案的主审法官沈阳高新区法院法官赵颖南也到了现场。

　　赵颖南介绍，对于此类案件，“我们主要从被告人拉扯司机力度、打击部位，司机受到干扰后整个人的状态，案发时的车上人数、车下道路的人车密集度、公交车车速以及危害后果，还有被告人案发后的认罪态度、赔偿情况，被害人的谅解情况综合进行量刑。”

　　她说，该法院从2014年至今共审理此类案件26件，全部定罪。其中有4件在出租车上发生的案件，22件发生在公交车上。这22件中有2件被判实体刑，被判刑者刑期均在三年六个月左右；剩余20件均判处了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到四年。

　　为何多达20件案件判处了缓刑？她解释说，根据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法院都是从被告人一贯的表现，其犯罪目的、动机，犯罪之后的态度去判断被告人是否符合条件，“判处缓刑的案件，我们认为均符合刑法规定的判处缓刑条件。”

　　判处缓刑前，沈阳高新区法院要求被告人必须对被害人进行全部赔偿，被害人对其行为要表示谅解，相关的书面材料根据法律规定向社区矫正部门送达，同时委托社区矫正部门对被告人要进行审前社会调查，给法院出具这些意见。对此，赵颖南说，“判处缓刑有利于被害人及时、全面地得到赔偿。2014年以来，除两起案件外被害人均得到赔偿，赔偿数额共计76.79万元。”

　　本组文/本报记者 孟亚旭

编辑: 石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