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气候大会，为了我们的孩子

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12月将在法国巴黎举行，届时能否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议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报驻巴黎记者近日独家专访了法国总统奥朗德任命的地球环境大使尼古拉·于洛先生。于洛先生曾是一名新闻记者，作为地球环境大使，他的工作主要是巴黎气候大会的对外协调和宣传工作。于洛表示，这是一份责任重大的工作，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现在的环境，还关系到我们的孩子们，“我们这代人所做的决定，必须为下一代负责。”

“我们希望通过巴黎气候大会告诉世界，推动低碳经济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不是一个大家互相推搡的包袱，而是世界各国为了保证地球文明的可持续性而做出的有责任感的决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又一个关键节点将在今年到来，法国地球环境大使尼古拉·于洛先生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们这代人所做的决定，必须为下代人负责，因为将来我们可能不在了，但我们的孩子们还需要在这个地球生存。”

于洛表示，去年11月12日，中国和美国在北京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根据该声明，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于洛评价说，中国作为一个有巨大经济增长潜力的新兴国家，做出这样的承诺“充满勇气和责任感”，为全球的发展中国家都做出了榜样。中美的联合声明向世界表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未来充满希望，并非“山穷水尽”。

在此之前，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谈判过程使人们一度认为气候变化谈判就是一场零和博弈。但是中国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中国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大国，可以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率先做出表率，这将产生很好的示范效应。于洛认为《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将为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提供良好的基础。

难点是筹措绿色气候基金

绿色气候基金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在2010年的坎昆大会上被最终确定。根据《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协议》的要求，发达国家要在2010年至2012年间出资300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在2013年至2020年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直到去年的利马大会期间，基金总额才勉强超过了100亿美元，与协议要求相去甚远。

于洛表示，“发展中国家质疑发达国家筹措资金的意愿，的确，目前绿色气候基金的筹措存在困难，我们想到的办法是开辟新的筹资渠道，因为现有的渠道筹资能力已经非常有限。我们希望更多的大型跨国企业能够加入到出资行列，为绿色气候基金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此外，我们还希望建立一种类似于碳交易领域的‘特别提款权’的体制，在碳交易领域设立一种‘虚拟记账单位’，通过分配给不同国家不同份额的‘碳排放权限’来对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体制目前还在研究阶段。”

于洛表示，无论是推动大型跨国企业为绿色气候基金出资，还是建立新的“碳交易体制”，都将面临很大的困难。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参与国国情不同，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也不同，但我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就是在保护地球环境方面，大家的利益永远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我们彼此紧密相连。

相互信任是大会成功基石

于洛表示，根据以往气候变化大会的失败教训，在大会开始前各参会国缺乏沟通，分歧严重，使得气候变化大会成为了“争吵的大会”、“相互指责和充满不信任的大会”。法国认为气候大会成功的基础是“互信”，因为气候大会的目的不是要通过“限制排放”的手段去伤害别的国家的经济，而是大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取得共识后拥有了“主动减少排放的意愿”。

以此为出发点，法方希望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开始前能与参会国保持沟通，减少误解。根据联合国的报告，目前各国的减排承诺还远远不够实现联合国的目标，即在1900年水平上全球气温升高不能超过2℃。“我们希望在巴黎大会召开前就致力于推动各国作出更多减排承诺，而不是把矛盾留到巴黎大会上去争吵，”于洛表示，“法国会以最诚恳和中立的态度去对待各与会国，力求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能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使之成为2020年以后全球减排计划的依据，最终实现巴黎气候大会成为人类历史里程碑的梦想。”

于洛向记者介绍，法国目前已经开通宣传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网站，向外界介绍大会的准备情况。法国政府还成立了一个由总统府、外交部、农业与环境部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其中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将担任该工作组的总负责人。其他部门各有分工，但不会直接代表法国去参与气候变化谈判，他们将把各方面的信息汇总到外交部，最终由法比尤斯出面负责与各国的具体协商和谈判。除了这些技术性问题，巴黎还预计将接待近万名气候大会与会者和来自1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这将给接待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但巴黎有着丰富的国际大型会议举办经验，将努力把大会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