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丨第七集：艰辛探索
1955年11月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各地视察。途经天津、德州、济南等16个城市，每到一地，毛泽东都与当地主要负责同志谈话，调查生产建设情况。
此前一个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在1956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给八大作准备，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的调查研究。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面对这样一个全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重要经验。
毛泽东在外地考察结束、回到北京后，又先后听取国务院35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总共持续了四十三天。
1956年2月14日，农历大年初三，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关于重工业的汇报，这是43天汇报的第一场。
就在这同一天，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开幕。会议期间，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对正在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要引起高度重视。
毛泽东说，苏联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在讨论有关苏共二十大的问题时，他强调，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听取汇报的间隙，毛泽东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室是古老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工业的最高水平。
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看得十分认真。有时还找来相关图书材料进一步了解情况。
1956年4月25日和5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要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比较系统的思路。毛泽东后来自己也认为：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探索是从多方面展开的。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判断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说，“现在我们在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这次会议在知识界“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一个“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很快兴起。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这个方针，并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双百”方针一提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作为一名亲历者，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曾经回忆道：“‘双百’方针的提出，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霖，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
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文艺界、学术界空前活跃，1956年一年举办的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50多次，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学术论文和报告超过2000篇，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涌现出一大批反映时代气息、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
“双百”方针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它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更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展繁荣文艺和学术的坚定信心。
1956年9月15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落成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
在开幕式上，毛泽东致开幕词。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不到3000字的开幕词，赢得了32次掌声。这掌声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自信与事业的兴旺。
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的胜利！”
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
在选举八届中央委员的时候，毛泽东专门讲到，中央委员会的结构要反映党的历史发展，现在转到搞建设，搞经济，中央委员会将来应该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和从工人中成长的干部。
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就在这个时候，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动乱。我国也涌现出大量新的矛盾。如何科学看待并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大考验。
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以当时东欧一些国家的事件为鉴戒，强调在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同时，必须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并决定准备开展全党整风。
经过长时间观察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重要事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
1957年2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对于已在全国处于执政地位的党来说，更重要的是以民主的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处理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使党的作风得到改进。
3天后，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进行座谈，表明共产党的真诚态度，欢迎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
毛泽东提出，希望通过整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对他们的反击是必要的，但由于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尽管这时在政治上开始出现“左”的偏差，但经济建设工作仍然贯彻了八大的方针，党和人民齐心协力，埋头苦干，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均大幅度超额完成。
各地的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反映了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也使许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得多的速度进行建设。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深刻教训。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
1958年10月，毛泽东又一次踏上南下旅途。他一路上走走停停，每到一处都要找当地干部谈话，了解情况。一方面，他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取得的成果感到兴奋；另一方面，他也觉察到，这场热火朝天的运动需要降降温。随后，中央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纠正“左”的错误。
为了探索经济建设规律，毛泽东多次提倡各级领导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自己在杭州组织了读书小组，从1959年底开始，用两个多月通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少奇、周恩来等也都组织了学习小组。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谈到，讲到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充分利用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写就《十年总结》一文。对新中国成立10年间的探索历程，毛泽东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强调要去调查它、研究它，从中找出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1961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这一年，中央领导同志全都深入基层第一线，摸清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留下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彩篇章。
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蹲点调查。刘少奇去了湖南的长沙和宁乡县，周恩来去了河北邯郸的武安、涉县，朱德前往四川、陕西、河南，陈云到了上海青浦县，邓小平到了北京郊区的顺义、怀柔县。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一直扩大到县级，共7000人参加被称为“七千人大会”。会上，代表们畅所欲言，针砭时弊，总结教训。
从这一年开始，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进入全面调整时期，开始逐步走出低谷。
1964年底到1965年初，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完整地、明确地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并确定了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成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宏伟蓝图和精神动力。
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长期的敌视、封锁和孤立，以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施加的巨大压力，严峻的外部环境对党在科学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与方针政策时产生了极大影响。
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
但是，由于“左”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积累发展，终于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延续十年的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挫折。党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纠正自己的错误，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
“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党和人民克服各种困难，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烈地震，造成24万人遇难、16万人重伤，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最大的一次灾难，给唐山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广大军民支持帮助下，唐山人民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在中华民族奋斗史上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习近平:“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建立的不朽功勋，将永远铭刻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丰碑上。
【大事记】
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4月，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1956年4月，多党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提出。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1957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959年10月，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盛大阅兵。
1961年1月，提出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1961年1月，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2年1月，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
1973年3月，大规模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
1975年2月，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推动经济建设正常化。
1976年7月，全国人民共同支援唐山大地震灾后重建。
编辑: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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