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日本侵华“笔部队”真相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一场文化战争也打响了。一支由日本作家组成的“笔部队”，成为战争谎言的炮制者。在他们的歪曲下，侵略者的杀戮、奸淫、掠夺，是那么“英勇无畏”，甚至充满“脉脉温情”;正遭受巨大苦痛的中国大地，在他们的鼓吹中却到处莺歌燕舞、一派祥和。
日前，青年军旅作家王龙撰写的长篇纪实作品《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侵华文学第一人”火野苇平、战犯作家林房雄、“陆军班头号功臣”林芙美子等九名日本“笔部队”骨干作家“协力”侵华的历史真相逐一展现在人们面前。
荒谬的粉饰
“敌方确实顽强，枪声始终不绝。一抹黄色的半轮圆月，浮现在半空之中。水国里不绝地传出蛙声。在战场上听见蛙声，分外觉得寂寞……”这是火野苇平的小说《麦与士兵》描写的场景。
《刺刀书写的谎言》书影。 资料照片
“当精妙的艺术面具戴在侵略者头上时，就会呈现出一种奇妙的罂粟花般迷幻的场景。”王龙说，作为“侵华文学第一人”，火野苇平的笔下经常出现这样触景生情、韵味无穷的描写，而侵略战场的恐怖杀戮氛围也就随之得到淡化。
当时的日本文学评论界竟然认为，《麦与士兵》是“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的“伟大作品”，甚至在表现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上，已经超过了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此后，火野苇平又创作了《花与士兵》《土与士兵》，连同《麦与士兵》一起被称为《士兵三部曲》，发行量达到300万册。《士兵三部曲》还很快有了两种中译本，在沦陷的北平、上海以及伪满政权中心长春公开发行。1939年，回到日本的火野苇平，被奉为“国民英雄”，四处演讲，而很多受到他影响的日本青年，自愿投入侵华战场——那个可以实现英雄梦想的“神圣之地”。
与之类似，在藤田实彦的《战车战记》中，日本战车所向披靡，屡屡创下“丰功伟绩”;在石川达三的《武汉作战》中，日本侵略军成了和平的使者，侵华战争成为制造和平的“圣战”……
“这批侵略战争催生的文学畸形儿，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他们进一步蒙蔽了不明真相的日本民众，煽动成千上万的日本军人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充当法西斯的炮灰，更加剧延长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灾难和痛苦。”在王龙看来，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笔部队”写下了当代日本文学史最为耻辱的一页。
泯灭的良知
川端康成，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位曾拼命想逃离政治的知名作家，在战争期间他怂恿一家出版社编辑出版《英灵遗文集》，主张把那些在侵略战争中毙命的日军士兵“遗文”整理出版，并称之为“日本精神的结晶”。在川端康成看来，“这种殉忠精神的纯洁性是庄严悠远的，而且是悲愿极致的，所有这些英灵的遗文，就是这种日本魂经过战争而净化了、闪光了”。
火野苇平《土与士兵》被改编成电影的海报。 资料照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日本文学史上的‘暗谷’时代。明治以来建立起的日本近代文学，几乎被法西斯狂潮摧残殆尽。”通过广泛搜集史料，王龙发现，随着战争的大规模推进，“笔部队”阵容也不断扩大，一大批日本作家、记者开赴前线进行“笔征”。日本各大文学刊物也沦为宣传战争的竞赛场，争先恐后开辟特写专栏，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摇旗呐喊。
更有一批作家，曾经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对政客、财阀进行过尖锐的批判，此时却由于各种原因纷纷转向，成为“笔部队”的骨干。牛岛春子早年曾受左翼思潮影响，投身工人运动，川端康成有过两次“满洲之行”，没有立即成为军国主义的急先锋，但随着战争的深入，他们手中那些为贫苦民众奋力疾呼的笔，却成为粉饰战争、为侵略辩护的工具。
未完成的反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火野苇平随即写成小说《悲伤的士兵》。在小说中，主人公忘不了“8月15日的痛哭”，也难以认可“战败和屈辱的现实”。火野苇平扬言：“我在内心深处可以骄傲的是，在战争期间我就是以真实之心来从事写作的。”
但是，无论如何申辩，“笔部队”作家难辞其咎。战后，日本国内开始追究作家的战争协作责任，一批作家被禁止发表任何政治言论，禁止在权威刊物上发表文章。然而，仅仅经历了短暂的停滞，林房雄、尾崎士郎、火野苇平、石川达三等“笔部队”成员，就又开始了创作活动。
“在确信日本政府不会积极追求他们的责任后，他们又开始招摇过市，亮相登场。石川达三甚至公然叫嚣：‘我不后悔，假定日本再打一次战争，我仍然极有可能再一次重复同样的错误。’”王龙认为，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文化界对“笔部队”作家的追究和处分，不过是象征性的，而这些象征性的处分仅在几年后就被全部撤销，这是林房雄等人不愿真正反省，继续歪曲侵略战争历史的根本原因。
“战后的日本作家，更乐于描写战争给日本国民所带来的灾难，表现日本战后艰难困苦的生活。当代日本文学对于侵略战争更是选择了‘集体失忆’。”王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