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印记——看中国发展】购粮证的故事
作者：周俊生
说起城市居民家庭中使用的购粮证，它的记忆并不遥远。
购粮证，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非农业人口中使用，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这种制度之下，城市里每一个居民都按年龄划分，定量供应粮食。在上海，成年男性居民的定量是每月29市斤，重体力劳动者可酌量增加，女性居民则酌量减少，婴幼儿则根据不同的年龄段规定可供应的粮食。
与购粮证一起出现的，还有粮票，但居民要凭购粮证到粮食管理所领取粮票，也需要凭购粮证到粮店买粮。这样一来，购粮证成为了每个家庭的“命根子”。那时候哪家要是遗失了购粮证，那可比遗失钱物要严重得多，因为它意味着这个家庭将无法买到粮食。在那个时期，居民搬迁住房，除了要到搬出地和搬进地的派出所办理有关手续，另外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续便是到两地的粮管所办理相应手续。
这本小小的购粮证，维系着一个城市居民的喜怒哀乐，而它也隔开了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农民并不在粮食计划供应的范围内，进城以后因为没有购粮证和粮票，吃饭很成问题。柳青的小说《创业史》中有一段《梁生宝买稻种》曾经收入了中学课本，梁生宝进城买稻种时自带了干粮，课本上说他勤俭节约，其实在那个年代，梁生宝如果进城不带干粮，就只能挨饿。
我是一个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因为没有粮票和城市居民在购粮证支配之下的生活都有深切的体会。
在家乡读中学时，因为学校离家太远，需要在食堂吃饭。但学校买不到米，需要同学们自己带米交给食堂。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很多同学家里吃的都是南瓜、山芋类的干粮，学校不收，就只能自己带来充饥，下午的课饿得根本没有心思上。那个时候我们对城市居民所拥有的购粮证和粮票，是多么羡慕啊!
1981年到了上海，我第一次领到了一本购粮证。其时，国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展现了新的气象，但当时计划经济体制还没结束，仍必须用购粮证来保证居民的生活。当时，这本购粮证的功用已经不止购粮，还承担了其他日用品的发放，每个季度到粮管所领粮票时，除了粮票，还能领到其他花花绿绿的票证，如肉票、鱼票、鸡蛋票、豆制品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香烟票等等。每到年关，我总起几个大早，到菜场去买下这些物资，回乡过年时让家里人尝一些鲜。
我现在保存的这本购粮证，是80年代末期由当时的上海市粮食局统一换发的，原来那本频繁使用的购粮证已经破烂不堪，在换证时被回收了。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普遍家有余粮，纷纷将多余的粮食运进上海，在菜场的一角摆摊贩卖。其实农民进城贩卖，更看中的不是钱，而是城里人手里的各种票证，其中最欢迎的是香烟票，一张能够买几包香烟的烟票可以换到十个左右鸡蛋。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当时市场经济观念还没有普及，但这种“以物易票”的交易已经体现出了市场经济，实际上，它与几十年来改革开放进程是吻合的，这些小小的市场交易，隐藏了市场经济的萌芽，产生了对市场的推动作用。
随着市场物资越来越丰富，购粮证的作用也就渐渐丧失了。我家购粮证上的购粮记录，到了1992年1月戛然而止了。当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上海的粮食供应系统也开始了改革。遍布街头的粮店纷纷转行，随着粮票的终结，原有的粮食供应体制随之瓦解，粮食局这个重要的行政机构也改为了粮油公司，进入了市场竞争之中。
改革带给我们的是美好的生活：今天我们再也不用为买粮而昼夜排队，也不需要再担心丢失了购粮证而饿肚子;市场上供应的粮食种类多样，为我们带来了很多选择。
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聚焦保供给、保收入、保生态，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也增加了。人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在幸福中回想当年购粮证的种种，为自己见证了祖国越来越好而感到骄傲。(周俊生)
编辑: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