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乡村青年教师成考试专业户 考上马上辞职

　　□县级教育部门将借调锻炼过的教师安排到各学校领导班子中，从而使行政命令进入学校更为顺畅

　　□尽管教学和管理骨干流失，但为了获得“关照”，乡校不得不暂时“忍痛割爱”，因为最后或多或少都会获得“隐性回报”

　　□在村落社会中，农村教育体系仅仅作为“人才抽水机”而存在，是整条教育生态链中价值位阶上的“最末端”

　　农村教育发展的核心因素是教师，只有拥有了一批稳定的教师队伍，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才会有成效。作为教育行政部门显然也很难阻挡教师向城性流动的洪流，因此一系列公共政策设计难以避免会在强制性调控的基础上，保留必要的向城性疏导特征。但在实践中，教育行政部门自身也面临重重困局，这些困局的缓解，最后又助推了乡校中农村教师的发展危机。

　　笔者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在展开全国大样本调研基础上，笔者深入中国西部农业县——四川芥县，开展为期半年的田野工作，反思底层社会中的乡村教师为何悬浮于乡土社会？

　　大量农村青年教师成了“考试专业户”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民办教师是农村教师的主体。其中，代课教师又占了大部分，尽管他们在身份上没有被纳入国家的编制体系之中，但是在教学性质上仍然隶属于国家行政化教师序列体系之内。因为这批教师文凭相对较低且教育教学水平不高，同时城乡二元的制度性区隔也使自由迁徙的农村教师主观意愿并不强烈，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在村落中的文化优势也使得他们各自在农村中的社会地位总体较高。

　　尽管农村教师身处国家行政序列中的最末环，但相对而言，教师队伍还算相对稳定。随着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升，质量问题被逐渐推到前台，通过公招和清退的方式解决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问题，同时通过公招、特岗、支教、交流等多种形式，大量引入毕业于正规大学的毕业生服务于农村学校。这种方式有利于快速实现“双高普九”，但这批在城市中接受正规化教育的农村教师，也具有了更多向农村外溢的选择空间，再加上工作环境、社会舆论、收入待遇以及农民分化等多重外在因素的刺激，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不足。

　　笔者对四川芥县的调研发现：大量农村青年教师仅仅将这个岗位看作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岗位”，他们对提升自己教育教学水平并不感兴趣，反而成为了寄居于乡村文化城堡中的“考试专业户”，只要能进城，各种考试他们都会去争相参加。

　　许多农村学校校长也向笔者抱怨。

　　四川芥县成镇九年一贯制学校M校长说：“我们培养一个老师，就走一个，城里的学校又不给我们培养费或者转校费，因此，我们农村学校越来越不愿意去培养教师，这样我们学校的老师反而相对稳定些。”

　　四川芥县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张进校长说：“现在这些青年老师很难管，上完课就抱着公务员考试的书看，一到周末就去城里考试，一考上就马上辞职；中年教师则将精力集中于参加城市学校的各种招聘，同时寻找各种关系借调到城里学校，再或者县教育局和乡政府到学校把骨干借调走了；那些中老年教师则普遍职业倦怠，等着退休。农村学校陷入到管理人才和教学人才青黄不接、人心散离的状态。”

　　县教育局行政工作主力是借调的教师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日常公共管理的重点是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这与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重心和财政拨付关系的结构性上移直接相关。然而，财权的上移意味着管理权力也从乡镇上移到县级政府，而县教育行政部门作为县级政府的直接业务部门，在这种教育管理重心上移的过程中承担了更多的事权，但事权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教育行政部门人员编制的相应增加。

　　以笔者所调研的四川芥县为例，该县教育局在编在岗的公务员行政编制人员仅仅为10人，其中包括教育局长1人、副局长3人、副局级调研员2人、财务科科长1人、督导办公室主任1人、人事科科长1人，成职幼教科科长1人。而该县目前共有58人在局机关从事工作，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教师编制，系从该县各类学校中借调而来，包括县政府总督学、基础教育科科长、局办公室主任、德育科科长、招生办公室主任等一批中上层干部。仅少数几位后勤人员，如司机、厨师属于合同制用工人员。这意味着在教育局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和行政执行的工作人员其实主要是隶属于各学校的教师。

　　四川省芥县教育局副局长A告诉笔者：“现在我们局里各个科室的常规性工作非常庞杂，同时还要应付随时安排的上级检查、学校检查以及各种达标工作检查，随时都要报送各种材料、总结、规划，参加各种各样会议，还要开展自己各科室的特色亮点工作，定期要做阶段性总结和汇报等。各个科室都非常焦疲地应付着这些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去做系统性和科学性的教育实地调研和观察，没有办法，人手不够，所以我们非常希望通过改革能够把各种分散化的问题集中起来，让我们工作简单一点。”

　　据这位副局长的测算，如果要基本顺畅地应付当前该县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保守估计至少需要70人。

　　从2007年至今，笔者曾调研过的江西、吉林、四川、重庆、河北、广西等省(自治区)市(州)县(区)教育行政部门中，也大量存在这种现象：

　　一方面，在中央精简机构和压缩编制的价值导引下，县级政府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另一方面，不断膨胀和事无巨细的教育公共事务，促使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不从本系统学校中借调大量教师来从事行政工作。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面对日益复杂的常规性工作以及其他各种临时性和突发性工作，面对行政人员编制不足的尴尬现实，不得不加快推进学校的集中化步骤：一方面，将分散的农村学校大规模撤并，在城镇中实行规模性集中，从而减少管理层级；另一方面，将从学校中借调锻炼过的教师安排到各学校领导班子中，从而使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命令进入学校更为顺畅，学校的行政工作也更符合教育行政部门的胃口。

　　由此可见，“借调”事实上成为了基层教师职务升迁、单位(学校)变更的重要渠道：一方面，与县城学校教师相比，农村学校教师有更强烈的主观借调意愿，以实现职务升迁和单位变更；另一方面，因为行政成本更低，区县教育局更愿意从农村学校中借调教师。但教学和管理骨干的流失，对本就人才稀缺的乡校发展和农家子弟成长的影响更大，但为了获得“关照”，乡校又不得不暂时“忍痛割爱”，因为最后都会或多或少获得“隐性回报”。

　　另外，在事权风险增大但人手又不够的普遍大趋势下，区县教育局更愿意推行教师制度改革，把教师从“学校人”变为“系统人”。这为借调教师提供了更为便捷和成本更低的制度性合法空间。

　　候鸟式工作生活：住在县城，工作在乡镇

　　农村学校在被加剧从村落社区中抽离出来的同时，承担教化农家子弟重任的教师也愈来愈远离农村，除了他们所服务的部分学校暂且位居于乡镇之外，他们与村落乡土社会毫无关系。

　　笔者对四川省芥县和重庆市D区的田野调研中，发现两县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教学点和村小全部被撤销，以前位于乡镇中的小学和初中合并变成了九年一贯制学校。在笔者所调研的9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中，除了管理学生日常住宿的几位德育处老师和生活老师暂时住在本乡镇，其他所有老师都住在县城，每天早上统一乘坐学校租赁的车辆到位于乡镇中的学校工作，下午又统一坐车回县城。

　　笔者调研的很多县都实施了农村教师周转房政策，周转房主要建于县城和乡镇之中的校园内。这种农村教师集中居住政策确实稳定了教师队伍，解决了居住难题，但也同时进一步将农村教师与外在的村落社会相隔离，农村教师的生活圈自我内化与封闭化。

　　四川芥县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4位年轻老师(其中一位是服务期满留在该校工作的年轻特岗教师)告诉笔者：

　　“学校里年纪大点的老师基本在县城都有房子，就我们年轻老师没有房子，比较麻烦。现在学生越来越少，有空出来的学生宿舍，我们在这些宿舍里临时住一下，当然都希望住在县城里。

　　我们当然希望上面领导(教育局)给老师修建的周转房建在发达一点的地方，最好是县城，这样生活也方便一点。虽然我们都来自农村，但毕竟都在城镇读的高中、大学，早就习惯城镇生活了。尽管目前我们在农村学校工作，但不想在农村住，父母在村里都觉得没有面子，更不要说我们自己在同学和朋友面前的感觉了。”

　　这种候鸟迁徙式的日常工作生活方式使农村教师不得不逐渐远离农村，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内部复杂的变迁与转型，他们更难以理解内化于村落社会中不断变更与翻新的地方性知识与乡土生态，而他们的言行、服饰、礼仪与观念也因在县城的长期生活而愈来愈被城市文化同质化。

　　农村教师不足 撤点并校成必然

　　作为某国家级课题组成员，笔者对江西、重庆等9省20个区县调研数据发现：在本次5285个总体有效样本数中，发生过事实性流动的高达3366个，占总有效样本量的63.69%，在样本量为2274个的农村教师中，有1556个教师具有潜在外部流动意愿，占样本量的68.43%，其中有87.76%的农村教师想流出农村实现外部性流动，而乡镇中学教师的潜在外流比例最高，为76.51%。农村教师群体中事实性流失率和潜在性流失率都偏高。

　　在另一项笔者参加的定量调查中(2087份有效样本)发现：教师第一学历为本科者，有外流意向比例高达83.9%，大专为81.52%，而第一学历为中师(中专)、高中者比例则分别为71.27%和43.16%。可见，农村教师的潜在外流率与学历水平总体成正比例分布。

　　在村屯、乡镇、县城教师中，乡镇中学教师通过继续教育方式实现学历提升幅度是最大的，同时也是潜在流动率最高的，农村教师从第一学历通过继续教育的方式得以提升之后，从潜在流动意向转化为事实流动的比例也更高。

　　笔者调研中发现，部分区县教育局组织的教师招聘就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县管校用体制下以区县教育局为主体所组织的教师招聘，很多地方采取的措施即是将新招入的大学毕业生全部直接安排到农村学校，两年以后，才有资格参加由区县教育局统一安排下的县城学校对农村学校教师的内部招聘，这批被散落到农村学校中的大学毕业生才有机会进入县城学校工作。在上升过程中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当然不仅仅是同样来自农村学校任教多年教师的竞争，还包括遭遇各种排斥性的内部潜规则。

　　这种对年轻新入职教师强制性的安排与上升渠道必要性的疏通，正是教育行政部门面对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不足而不得不采取的疏导措施。但要系统性地解决这种难题，教育行政部门难免会选择大规模地撤并农村学校，进而通过在县城举办大规模学校的方式来解决此类难题，因此“文字上移”具有非常现实的紧迫性。

　　农村教育几乎完全被城市教育所牵引，而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被代表”的尴尬话语地位使农村义务教育只能被动全盘接受城市教育的文化平移与观念嵌入，致使农村教育在这种不断的权利剥夺中，被剥离于农村社区的日常生活空间之外。在村落社会中，农村教育体系仅仅作为“人才抽水机”而存在，是整条教育生态链中价值位阶上的“最末端”。

　　可见，当前中国农村教师岗位严重缺乏吸引力，农村教师队伍非常不稳定，农村教师事实性外流和潜在性外流的比例都过高，农村教育发展堪忧。

　　(文中县及县以下地名、人名均为化名。感谢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和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田野工作中所提供的帮助，感谢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邬志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刘怡然与作者的多次讨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