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响历史警钟 共创世界和平

放眼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南京大屠杀毫无疑问是其中最黑暗的一页。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攻陷南京的日军对城内手无寸铁的平民、放下武器的军人等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多万中国同胞惨遭屠戮。

为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杀戮的死难者，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

一系列悼念活动先后举行

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一系列纪念活动先后举行：江苏省和南京市组织开展“勿忘国耻、圆梦中华”五大类21项悼念和文化教育活动，全国各地10家省市党报联合推出“国家公祭·10城联动”系列报道，全球17个国家及地区的华文媒体参访团在南京与史学专家举行座谈……

活动形式各有不同，其背后的理念却是高度一致的。对此，曾为被日本强抓并奴役的中国劳工义务打官司10多年并取得胜诉的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修刚感触尤深。“像南京大屠杀这样残忍的、反人类的罪行，应该在国家层面举行活动、缅怀遇难者，认识和平来之不易，让人民永远记住这段历史，让世界了解这段历史。”修刚说，举行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记住历史，以史为鉴，珍视和平，而不是为了记住仇恨；是为了彰显中国反对一切反人类罪行的立场，让人们认识到只有国家强大起来才有力量保障和平、促进和平发展，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破坏和平的行为。

正如近日由3361名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和幸存者共同起草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致联合国人权机构公开信”中写到的：“战争的硝烟早已过去，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本应抚平战争的伤痛，以更饱满的热忱拥抱新的生活。然而，多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总是不断挑战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南京大屠杀铁一般的事实。……他们的行径，对于遇难者遗属和幸存者而言，无异于二次伤害！是对我们人权的再次侮辱！不仅如此，他们的言行将会影响日本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正确的历史认知，进一步扩大中日两国人民历史认识的鸿沟，对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带来无穷后患。”

“我国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国家行为对众多死难者进行祭奠，意义重大。”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李秉刚表示，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制造了无数的大屠杀惨案，死难同胞达三千万人以上。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南京大屠杀首日作为公祭日，就是为了祭奠在这场战争中所有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告诫世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历史，努力创建和维护世界和平。

“缅怀遇难者，吸取历史教训，反对战争和暴行，张扬正义和平，开创美好未来，这是我们设立国家公祭日、举行悼念活动的出发点。”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正义和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以全人类的视角认识南京大屠杀

70余年来，公开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集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地方到国家的发展过程。以1994年12月13日为时间点，在此之前，多为自发的小规模悼念行为；在此之后，南京全城每年都大规模举行公开悼念活动；20年之后，这样的悼念活动以国家公祭日的形式成为国家法定行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认为，国家公祭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进行固化，对于凝聚中华民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力量、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与加害史实的言行具有重要意义。

“公祭上升到国家层面也反映了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张连红谈到，人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和关注，经历了从最初的揭露罪行到关注和平、从南京记忆到国家记忆、从中国记忆到世界记忆的发展过程。以往人们多侧重于揭露日方作为加害方所犯下的罪行，近年来，开始关注中国同胞作为受害方遭受的创伤，关注同胞之间以及西方和平人士开展的援救；以往南京大屠杀更多是作为南京的“地方记忆”，现在逐渐转变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记忆；以往提及南京大屠杀时，多是从中国出发、从中日关系的角度出发，事实上，更应该将其放在整个人类历史、文明史的层面和高度，与全世界人民形成共同话语，将南京大屠杀上升为世界记忆。

在国家视域下展开大屠杀史研究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也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让人们关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使研究成果更好地走向大众、走向国际；让史学工作者更深刻地认识到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意义，更加积极地思考在国家公祭视域下如何开展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在国家层面设立公祭日，可以说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并逐渐走向成熟的表现。”修刚表示，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暴行之一，不仅所有中国人，全世界的人们都应当了解这段历史。但在更为广阔的世界范围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以往在南京召开了很多国际会议，对深化南京大屠杀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资料也在国外出版，但是我们的研究力量、成果还不够，学术成果、文艺作品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传播与影响有限，我们的声音还比较微弱。”张连红认为，学界针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应上升到生命、人类、世界的高度，从人性的角度关注研究死难者、幸存者所受的身体和心理创伤，关注其日常生活；积极融入国际话语体系，开展国际对话，在世界上更多地发出声音，使南京大屠杀得到更多国际关注。

好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形成研究成果、扩大成果的国际影响。李秉刚曾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的两项课题，项目以国际合作方式开展，其成果形成了“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他认为，这是对某些重要的社会科学问题进行攻关并产生相应成果的一种较好方式，值得借鉴。在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中日战争史研究方面，微观上要将每一个重大事件、重要战役，百人以上规模的屠杀、惨案，涉及的关键人物等梳理清楚；宏观上，对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背景、过程，战后罪责认识与承担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修刚说，当初为中国劳工打官司抱定了三个渐进的目标：一是澄清历史事实，二是加害方须向受害方道歉、作出赔偿，三是在事件发生地建立纪念碑，记忆历史、警示和教育后代。这样的目标，同样可为南京大屠杀研究所思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