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统计局发布新常态下陕西消费转型升级发展路径研究报告

　　消费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幸福指数的直接体现。旺盛的消费需求既能促进产业升级市场繁荣，带动新产业的出现和成长，同时创造出新的劳动力，又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高速增长的最强动力不是消费，而是投资和净出口，国民消费动力不足、内需不振，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腿”。陕西作为内陆省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不足。

　　近年来，为了发挥消费需求在转方式、调结构中的作用，积极应对持续低迷的国际国内需求，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举措，但消费需求依然不振，消费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在经济步入新常态后，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任务变得越来越迫切，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让亿万群众的消费潜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而要想释放消费潜力，需要从消费动力问题、制约因素及政策制定等多角度深层次加以分析，探讨促进消费转型升级的新路径，积极探索陕西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一、消费动力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出口和投资相继乏力，想要对冲外需趋缓和投资回落的劣势，消化过剩产能，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释放国内市场潜力，让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一）消费的“短板效应”

　　从消费的经济贡献看，“短板效应”日益显著。2004～2013年期间，全国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由54.4%降至49.8%，而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由43%提高至47.8%；陕西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由57.6%降至43.9%，而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由50.3提高至68.8%。在消费需求中，全国居民消费占比由2004年的74.5%降至2013年的72.6%，同期政府消费占比则由25.5%提高至27.4%；陕西居民消费占比由2004年的75.5%降至2013年的70.4%，同期政府消费占比则由24.5%提高至29.6%。显见，投资对消费、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两大挤出效应表现明显，而陕西尤甚于全国。

　　（二）消费结构转型缓慢

　　从消费结构看，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变缓慢。从消费需求变化趋势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生存型的“衣食住行”类消费支出占比会不断下降，发展和享受型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与娱乐服务”类消费支出占比会持续上升。但我国生存型消费支出所占比重较高，而且呈现上升趋势。2004～2013年期间，我国城镇居民“衣食住行”类消费支出占比由69.2%提高至70.4%，发展和享受型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文教娱乐服务”类消费支出占比则由27.4%降至25.7%；陕西城镇居民“衣食住行”类消费支出占比由65.4%提高至68.8%，发展和享受型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文教娱乐服务”类消费支出占比则由31.3%降至27.5%。同期，农村居民两类消费支出占比也呈现出同样的变化趋势。

　　（三）城乡消费差距过大

　　从消费差异看，城乡差距不断扩大。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例达到了77.8%，而占据总人口比例45.2%的农村居民消费占居民总消费比例仅为22.2%，城乡居民消费占比也由2004年的2.7:1，增加至2013年的3.5:1；陕西城镇居民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例也达到了75.3%，而占据总人口比例47.4%的农村居民消费占居民总消费比例为24.7%，城乡居民消费占比也由2004年的2.4:1，增加至2013年的3.0:1。

　　二、消费障碍分析

　　（一）顶层制度不完善，制约了消费需求增长

　　1、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由于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明显低于GDP增长。2004～2013年期间，全国GDP年均增速15.4%，分别高于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12.3%和13.0%；陕西GDP年均增速20%，分别高于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12.9%和14.5%。

　　2、居民储蓄意愿较强。消费和储蓄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居民储蓄率过高必然会抑制消费，造成即期消费需求不足。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大。现阶段，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制度改革，使国家和企业用于福利方面的补贴逐年减少，个人承担的部分增大，从而使居民预期支出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增加储蓄成为大多数居民的必然选择。2004年～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意愿强烈，人民币储蓄余额年均增幅15.8%，陕西人民币储蓄余额年均增幅更是高达17.1%；收入增长缓慢加之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人口逐步老龄化导致消费倾向走低。2004～2013年期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76.2%降至66.9%，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维持在74%左右；陕西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83.2%降至73.0%，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86.7%升至88.0%。

　　3、收入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由于资源配置方式和分配制度改革，部分垄断行业的特殊地位和转轨中的制度缺陷等原因，造成城乡、行业、群体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和财富占有的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现象明显，更加制约了消费增长。2004～2013年期间，全国的基尼系数（国际上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即贫富差别的指标）呈“∩型”波动，2004年、2013年都是0.473，2008年最高达到0.491，均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2014年，陕西居民低收入组与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1:10.5。低收入者虽消费倾向高，但由于收入低而无法消费，形成高收入者有钱消费但需求已满足，低收入者虽想消费但又无钱消费的局面，从而造成整个社会消费需求的减少。另外，全省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居民消费率下降，其根本原因也是城镇中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从而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

　　4、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低。劳动者报酬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占GDP份额大小直接反映居民的消费能力。2004～2013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低且呈现出下降趋势，收入初次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趋势比较明显，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已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陕西也由2004年的40.3%下降到2013年的38.4%，而同期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0%～55%。

　　5、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特别是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主要公共服务支出比重会明显上升。2013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仅为31.9%，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和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约11和22个百分点；陕西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为40.0%，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与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差距较大。政府服务供应不足，说明在国民收入第二次分配时，居民所得极少，迫使居民用自身收入来支付本应由政府支出的开支，客观上挤占了居民消费，并从心理上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预期，消费者不得不压制当期消费，增加储蓄。

　　6、信贷制度不健全，挤占了消费空间。我国信贷制度发展滞后，消费信贷占GDP比重较小。目前，美国消费信贷约占GDP的25%，而我国仅为其一半左右。信贷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消费者只能依赖自身积累来满足“衣食住行”需要。这种自我积累型的消费模式，必然对居民当前消费支出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

　　7、三产发展依然滞后，影响消费升级。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进入小康，恩格尔系数下降，从商品消费到服务消费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我国服务业不发达，特别是金融、教育、咨询、医疗、家政等行业发展滞后。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7.6%，陕西仅为36.0%，而世界平均水平为68%，发达国家为72%，发展中国家为52%。有效供给不足，严重影响居民消费升级。

　　（二）刺激消费政策不持续，导向不尽合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成为扭转我国经济发展路径的契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消费”更多地承担起拉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艰巨任务。国家相继出台了家电下乡、汽车与农机下乡、节能产品惠民工程等补贴政策，虽然对拉动消费特别是农村市场的消费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这些政策措施大部分是在危机情况下的应急之举，缺乏可持续性。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消费需求的可持续增长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恒久动力，对于刺激消费增长来说，不仅需要各类短期政策，还要促进从经济模式转型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来考虑系统战略。另外，这些刺激政策主要针对耐用消费品，对快速消费品、金融服务、娱乐消费的拉动作用极为有限，因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三）有效供给不足，产品高度同质化

　　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平衡是消费需求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但在我国消费市场中，这一平衡不存在，而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无效供给过多和产品适销对路的有效供给不足却一直存在。一是收入分配多元化伴随消费结构多元化，企业生产不能适应各个层次的消费需求；二是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挤占了有效供给的市场空间；三是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低，无效供给多而有效供给少。加之长期以来，大规模的重复投资和低准入限制造成区域产业高度同构，产品同质化现象尤为明显，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

　　（四）流通顽疾根深蒂固，抑制消费潜力释放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起点又是归宿，流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纽带，更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当前，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我国的出口和投资放缓，消费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力量，而搞活流通能降低流通成本，促进消费潜力的释放。但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观念造成我国流通领域存在诸多痼疾：一是商业流通组织化程度低下。2013年，我国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企业销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6.0%，陕西占20.5%，而欧美发达国家约占60%以上，美国已达80%。二是流通效率低下。2013年，我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库存商品总额占全年销售比重为6.5%，陕西为4.8%，而发达国家仅为1.3%左右；三是流通总费用居高不下。2014年，我国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6.6%，陕西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5.5%，这不但远高于6.8%的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印度(13%)、巴西(11.6%)等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当的金砖国家。这些流通痼疾既扭曲了价格，也使一些符合消费需求的产品难以进入流通市场，不利于消费潜力的释放。

　　三、新常态下的消费需求及特点

　　（一）消费需求进入新阶段

　　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依次递进的层面，人们收入越高，所能达到的层次也越高，消费需求也就越旺盛。2004～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37.7%下降到3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47.2%下降到37.7%；陕西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10年基本持平，维持在36.0%左右，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42.4%下降到31.8%，达到国际公认的相对富裕标准。这表明居民生活水平在大幅提高，已经从早期的温饱需求、安全需求过渡到了更高的精神文化层面，广大居民可以通过“任性”消费来提高生活水平幸福指数，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消费行为转变引领消费新常态

　　全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消费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模仿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消费行为的转变，必然带来消费增速、结构、热点、动力和政策的相应变化。

　　新常态有别于过去30多年以耗费人口、资源、环境红利等获得的快速增长模式的旧常态，以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正在悄然转变，社会所积累的风险和矛盾正在逐步显现。稳增长(在目前的经济体量基础上适当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调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创新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成为新常态下的发展目标。

　　（三）新常态下的消费特点

　　1、增速进入到减速换挡期，消费长期保持中速增长，在三驾马车中增长最为稳定;

　　2、服务消费的占比和增速大幅提升，商品与服务消费的结构优化，服务消费占比达到小康甚至富裕的发展阶段;

　　3、科技创新、信息消费引领消费的增长，与互联网有关的消费，成为最大的消费亮点;

　　4、消费去政策化特点明显，消费增长机制得到巩固，收入水平提升与人口数量增长是消费的主要驱动力;

　　5、消费文化发生重大转折，理性务实的大众消费成为主流，过度消费、炫耀消费逐渐淡出。

　　（四）消费需求成为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力量

　　新常态下消费的地位也会随之出现新变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稳定增长仍是第一要务。由于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复苏动力不足，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同时，在经济下行区间，投资增速下滑最为明显，消费增速虽然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下行，但是稳定性最好。要实现稳中求进的发展目标，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速，实现经济有质量的增长，必须稳住投资，倚重消费。而且，消费需求规模最大，与民生关系最直接，也是调结构、惠民生的最重要力量。因此，在新常态下，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所在。

　　四、消费转型升级路径

　　近年来，为提振内需，国家相继出台了一揽子刺激消费、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如降低税收，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大公共财政向民生的倾斜力度，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拓展居民投资渠道等。目前，消费市场也存在诸多有利因素，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养老家政健康、信息、旅游休闲、绿色、住房、教育文化体育等消费需求日益增加，消费新热点正在快速形成，将对消费稳定增长形成一定的支撑作用，我国经济正在初步形成消费驱动模式。同时，随着国家新一轮深化改革，发展重点开始向居民消费、服务业转移，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改革的红利正逐步释放，这将进一步激发市场潜力。

　　（一）提高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

　　想要让消费持续“热起来”，不能仅仅依靠短期政策“刺激”，长期来看需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税收体制改革，提高居民收入。陕西作为内陆省份，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其经济相对落后，居民收入相对较低，而居民收入偏低是制约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增加消费需求的直接手段。一是继续提高全省城镇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包括：适当提高社会保障线水平，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待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二是切实增加全省农民收入。包括：简政放权，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引导农民调整种养殖结构，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鼓励农民劳务输出，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等。三是运用积极的政策调节收入。如通过调整所得税的起征点，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房产税等，调节过高收入；通过财政政策增加对中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等。四是提高就业率。通过多种途径，如为下岗职工提供免费培训，提供就业信息，提供多种公共就业岗位等，切实解决下岗与失业问题。因此，全省要建立全面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增加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进而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二）优化供给结构，扩大有效供给

　　调整和优化供给结构是扩大需求的内在要求。针对目前市场消费热点不断转化，消费结构多层化的新特点，全省企业要认真调查研究，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居民消费升级的要求，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居民的消费升级，表现为由追求数量到质量，由一般产品转化为追求名牌，追求新产品。企业要根据消费需求的新变化，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完善和创新产品设计，增加花色品种，提高质量和档次，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刺激消费需求不断增长。

　　（三）增加公共支出，发挥推动作用

　　政府消费支出作为消费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当前陕西政府消费始终处于一个较低的支出水平，因此提升政府消费的数量和质量是十分必要的。要防止因为地区经济不发达的原因而把政策及政府支出过多地放到GDP规模扩张和投资上，要优化和调整政府的支出结构，强化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和力度。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保、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尤其是健全教育、卫生保障机制，使教育、医疗资源向农村倾斜，提高农村的教育和医疗水平，充分发挥政府消费的双重职能和作用，这样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促进陕西城乡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四）加快新农村建设，挖掘农村消费潜力

　　陕西农村人口众多，消费市场方兴未艾，大有可为，因此要制定鼓励政策，培育和引导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二要坚持贯彻对农民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三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和农村生态环境；四要用足用好国家惠农政策，大力发展建立农超对接和鲜活农产品基地，提高农村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五要优化农村的消费环境，着重引进“万村千乡”工程商业网点、大型便利店和超市数量，方便农民消费，降低农村商品物流配送成本，提高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六要改善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引导农村居民超前消费和乐于消费，拓展农村消费领域，充分有效的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

　　（五）培育消费新热点，促进消费结构转型

　　随着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逐步提高，居民消费也发生一系列变化：从生存性消费向享受性和发展性消费改变。这预示着陕西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升级，而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必将带动相关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带动省内经济增长，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因此，要扩大省内消费，必须要积极培育消费热点、促进消费结构转型。一是对迅猛发展的红色旅游、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度假旅游以及各种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等闲暇服务消费，应加大投资力度，降低服务性消费成本，提高服务消费水平，鼓励和吸引居民扩大服务消费。并通过准确可靠的服务消费信息系统和服务平台，让消费者能及时便捷地获得旅游、文化、体育、教育培训、电影电视、网络信息等服务消费，以服务消费挖掘和培养新的消费亮点、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二是有意识地培育和引领居民在文化、住房、汽车、教育等方面消费，形成有效、持续的消费热点。文化消费可带动图书出版业、电子信息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住房消费不仅有助于带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且有助于推动建材、装饰装潢、家具、家电等商品的销售；汽车消费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对高科技行业起到的推动作用较大，从而引导和带动消费快速增长。

　　（六）发展电商实体，完善产业体系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电子商务发展势头迅猛，一方面，网络购物已经成为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重要的消费习惯，另一方面，网络商品的低价格成为工薪阶层等收入水平中等或偏低消费者的首选，电子商务已经大大冲击了传统消费市场。全省居民消费外流，从而影响消费需求在省内的实现。

　　全省要充分利用习近平总书记“陕西是西北地区重要省份，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节点”的优势，建设西部电子商务中心，把推动电子商务发展作为促进全省消费的重要抓手。一是在积极引进淘宝、天猫、京东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度高、成长性好的电子商务龙头企业的同时，推动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积极支持发展潜力大的中小电子商务企业加快发展，在全省培育一批电子商务品牌企业；二是加快建立集商品贸易、平台建设、物流配送、融资支持、实训孵化等多功能、多业态、特色化、专业化为一体的现代电子商务产业园，吸引电子商务平台企业、专业网商、服务机构和传统企业电子商务公司等向园区集聚；三是扶持发展集推广、交易、物流、支付和信息服务于一体的、具有鲜明特色的行业电商服务平台；四是支持面向全省消费类、服务类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发展；五是鼓励企业自建网络销售平台。全省要抢占“一带一路”电子商务新高地，增强电子商务对消费品市场的提升和带动作用，建设基于电子商务的新型流通业态。

　　（七）完善社保制度，提高消费倾向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落实各项改革的重要保障，也是促进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陕西要进一步加大民生投入力度，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健全失业保险、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加大投入，为居民建立更为安全、规范、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在社会保障逐步完善的前提下，要加强引导，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使广大居民形成更加乐观的未来预期，增强其即期消费需求。

　　（八）发展信贷消费，促进消费升级

　　积极推行和鼓励信贷消费，使部分收入稳定、具有偿还能力的居民利用消费信贷提前消费，有利于促进消费需求，同时带动生产的相应发展，促进消费升级。在买方市场出现的情况下，开展信贷消费，可以扩大即期市场销售。陕西部分中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水平已开始向更高档次升级，住房、汽车、出国旅游等大额度消费已纳入消费计划，正是加快发展信贷消费的大好时机。目前，陕西消费信贷虽有所发展，但仍处于初期阶段。因此，一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信贷消费立法，改善信贷消费环境，尽早建立个人信用网络；二要进一步规范评估、登记、担保、公证等信贷中介机构行为，降低收费标准；三要扩大助学贷款规模；四要有针对性地制订新型消费热点的信贷政策，延长还款年限，扩大信贷范围，降低首付比例，扩大信贷消费能力。从中长期来看，买方市场格局仍将维持，只有通过信贷消费的形成才能有效刺激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的升级换代。

　　（九）完善消费体制，刺激消费需求

　　消费体制是指由消费领域中各种消费关系、消费权益、消费者组织、消费结构、消费教育、消费信用、消费安全，以及运行机制、调控手段等组成的有机体的总称，积极的消费体制是刺激消费增长的重要保证。近年来，陕西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总量迈入“万亿元俱乐部”，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水平大幅提高，消费需求逐步增强，消费潜能和发展空间巨大，除了要通过积极的消费体制鼓励和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外，还要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在规范的基础上开办旅游、社区服务、体育和非基本医疗保健等事业，加强农村的电、水、路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都是推动消费的重要措施。

　　（十）重建消费环境，提高消费意愿

　　构建安全放心、文明健康、公平公正、诚信友好的社会消费环境，为消费者营造想消费、敢消费的消费氛围。当前的重点是要抓住“衣食住行”等与广大消费者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领域，完善消费市场的信息系统和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加大对产品质量和价格的监管力度，特别是要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从源头上治理污染，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真搞好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安全监管，保证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同时，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严厉打击虚假广告、制假售假、商业欺诈、不正当竞争等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营造和维护公平、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促进安全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