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

　　此文节选自《2015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会前刊》中《财经》记者专访李伟《“新常态”的增长逻辑》。

　　新年伊始，关于中国经济将出现“断崖式下跌”，甚至面临经济危机的忧患之词弥漫坊间。“两会”期间，接连降准、降息的节奏下，担忧情绪更是甚嚣尘上。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看来：“当前我国经济减速是趋势性、结构性的，但不会是断崖式的。因为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巨大，2.6亿农民工需要转变为市民，1亿城市棚户区住户需要新的家园，还有以亿计的贫困人口需要走上脱贫致富道路，这些都支撑着一定的增长速度，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

　　在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增长“大逻辑”下，中国经济将呈现出怎样的一幅新图景?今后几年将涌现哪些新的增长点?企业将面对哪些投资机会?在2015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召开之际，李伟就“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接受采访，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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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换挡不换势”

　　经过30多年的快速追赶、我国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追赶进程的后发优势是否已经“失势”?

　　李伟：后发优势仍然是我国保持较快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差距依然很大，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8，蕴藏着较大后发优势。比如，虽然新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但劳动力总量丰富、成本相对较低，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供给增加较快;物质型生产资源供应紧张，但资金、知识、管理经验均明显增加，供应链的效率和覆盖面具有较大优势;虽然市场空间有所缩小，但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更新投资、居民物质及文化消费提升等方面仍有较大的需求增长空间;制造业内部具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的潜力，拥有通过模仿创新和应用型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等等。

　　后发优势的存在，意味着我国具备实现挤压式增长的条件和空间，完全可能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

　　如何理解新常态下，后发优势衍生的新内涵?

　　李伟：进入新常态后，后发优势的内涵、供给和需求条件将发生变化，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等也将相应转变。从增长动力看，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从比较优势看，由主要依靠初级资源向更多依靠技术、资本、管理等高级资源转变;从政府角色看，由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注重培育、优化经济环境转变。

　　这些即将发生的变化，表明追赶进程将迈向更高阶段，既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变，也是从数量扩张型增长阶段向质量提升型增长阶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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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

　　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经济高增长时期被掩盖的风险可能会逐渐暴露出来，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也就搞不下去了。

　　李伟：是这样。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已积累了不少风险。比如，制造业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面临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不可避免会引发产业更替、企业劣汰、员工转岗。在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企业互联互保等方面都会潜伏着不少风险，“高杠杆、泡沫化”，最终都会向财政金融领域聚积。

　　同时，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发展初期当人们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提升，而且过去长期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而一旦社会稳定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放缓甚至中断。这些都是新常态下的必须面对、且需要妥善处理的风险和挑战。

　　你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具体需要防范和化解哪些风险?

　　李伟：首先需要研究应对的是财政风险。经济增速下降时，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幅度更大。所以未来一段时期，财政收入总体放缓是大势所趋。加之医疗、养老支出将持续增加，房地产市场阶段性调整带来土地收入大幅缩减等因素，都会加剧财政压力，甚至引发局部风险，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财力收支矛盾无疑将会加大。2015年，房地产市场阶段性调整带来的土地收入缩减，地方债务偿还相对集中，过剩产能逐步退出，以及维持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等，都会加剧财政压力，特别是地方基层财政压力。

　　其次是金融风险。包括防范地方金融机构风险，以及政府债务的化解。此外，要重视企业效益下降、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以及互保联保问题。这些均需开展针对性的决策咨询研究

　　再次是房地产市场风险。房地产市场总体下行趋势仍将继续，去库存任务依然艰巨，市场分化趋势加剧。同时，一些房地产企业扩张过快、市场销售不畅、融资能力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违约、资金链断裂等经营风险明显上升。如何防范风险、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亟待良策。

　　当然，也要警惕就业风险。新常态下，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是经济结构调整，部分传统过剩产业面临淘汰和转产，不少职工难免失业或转岗，因技能短期不适应新岗位、新业态需求，摩擦性失业会有所增加;二是由于与产业升级、岗位需求不匹配问题突出，大学生就业压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此外，由于二代农民工就业形态和报酬要求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有的土地对就业波动的缓冲作用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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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长新动力：科技创新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近期发表一篇文章《中国经济悄然发生“创新革命”》，文章认为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提到中国企业在新模式的创新，创新对生产力的影响才是一场革命。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充满创新机会的中心。创新如何成为新的增长动力?

　　李伟：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换挡与调整，但本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我认为，培育增长新动力的关键在于创新，除了要进行产品创新、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和工艺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外，核心是要进行科技创新。

　　全球正在孕育以3D打印、分布式能源、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必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数字机器人、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物联网、新材料等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大体上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有机会走在创新前列，甚至走在创新最前沿。应统筹配置创新资源，力争在这些新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李总理在政府报告提到《中国制造2025规划》，包括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新兴产业、生物能源、节能环保等。促进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具体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推动创新?

　　李伟：第一，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在新的技术领域，如增材制造、数字机器人、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物联网、新材料等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大体上在同一起跑线上，有机会走在创新的前列，甚至走在创新的最前沿。

　　第二，要着力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有利于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第三，要着力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有助于扩大既有市场，创造新的需求;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引导生产更好适应消费。

　　第四，要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新一轮技术革命既要充分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在创新过程中，也要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绝不能闭门造车，而要以更为开阔的胸怀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创新成果，扩大合作创新的内涵和形式。

　　第五，要加快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