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筑梦释红楼——宝鸡几位红学研究者掠影
本报记者 王卉
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是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作品，它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红学研究因之早已成为海内外百家争鸣的红学。近几年，我市一些红学“粉丝”披沙拣金，颇有收获。在他们当中，有观点新颖大胆、论据严谨细致的学院派教授张乃良，有对红学痴迷几十年不曾间断、辛勤耕耘的农民作家祝喜堂，还有对诗词曲赋有着独到见解的老教师张生耀……他们的论著一经出版，便引起了红学爱好者的好评和追捧。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几位“痴心汉”——
教授张乃良与贾宝玉
宝鸡文理学院中文专业是学院里人文、历史底蕴最为深厚的专业。曾有毕业生感叹，上了几年学，印象最深的还是《红楼梦》研究的课程。而这位讲授红楼梦研究课程的正是张乃良教授。2002年宝文理开设《红楼梦》研究选修课，由张乃良任教，他把自己多年的研究、思考和心得与学生们分享，轻松活跃的课堂气氛，自由灵活的交流畅谈，让每学期的30多堂课堂堂爆满。
张乃良教授研究《红楼梦》至今已有十几年了，而他对《红楼梦》的喜爱却是从儿时就开始的。上初中的时候，他发现家里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本没有封面、已经被翻得很烂的《红楼梦》，繁体竖排，从那时起他认识了宝玉、黛玉……
上世纪80年代上了大学读中文系后，他开始认真地品味其中奥妙。时时翻阅，不能释手。毛泽东曾说：“《红楼梦》是一部好书，你不读五遍是没有发言权的。”在大学任教以后，随着对古典文学接触得越来越多，他思考得也越来越多。张乃良说：很多现代人依然不理解曹公书中之意，对宝玉误解很深，包括红学界对他都没有做出一个非常公正的评价。这样的误解使他开始深入地琢磨贾宝玉这个人物，他越琢磨越觉得这个人物不同凡响，大有深意。时间长了，就把自己的心得陆续写出来，发表在高校的学报上，6篇近4万字，成为系列。这一系列论文在学院内获得了很好的反响，特别是中文专业的师生们还根据他文章中的论点展开了多场讨论。但此时的张乃良对自己的文章并不满意，他感到对于人物的体会还是有些话没有说透彻，意犹未尽。2009年，他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开始了研究再深入、内容再扩充的写作。2011年秋季新学期伊始，他的论著《贾宝玉论》出版，后来获得省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引起学界关注。
作为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会员，张乃良对研究是非常严谨规范的，所有课题项目、研究成果必须言之有据。在《贾宝玉论》中，张乃良对贾宝玉的情缘予以一一解读：贾宝玉与秦可卿的孽缘、与妙玉的空缘、与袭人的俗缘、与晴雯的虚缘、与薛宝钗的尘缘、与林黛玉的天缘、与尤三姐的友缘，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举一反三，论据充分，让读者看过心悦诚服。此外，张乃良还大胆地将贾宝玉的人物形象与张生、柳梦梅、宋江、孙悟空、西门庆、杜少卿、孙子楚、“多余人”等文学人物进行比较，以突出贾宝玉形象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是书中的一大特色。
在张乃良看来，《红楼梦》实际上的主题是“死亡”，在曹雪芹笔下的冯渊之死、贾瑞之死、林如海之死、秦钟之死、贾敬之死……特别是在大观园中，尤三姐伏剑、尤二姐吞金、金钏投井、瑞珠碰柱、司棋撞墙、鸳鸯自缢、妙玉为尼、探春远嫁，包括黛玉魂归、晴雯夭亡，实际上皆是被逼迫致死。曹雪芹把每一次情节结构的高潮都与“死亡”紧密相连，借死亡来营造高潮，也借高潮更加清晰地突现“死亡”，他认为一段历史的终结、一种制度的崩溃、一个文化的解构才是曹雪芹要表达的更深层次的内容。
让张乃良着迷的，还有对红楼梦叙事方式的研究，他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镶嵌了中国文化的两极，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主流，而道家文化相当于地下河。荣国府呈现的是儒家文化的格局，讲礼制、尊卑、权威，荣国府最高统治者是老太太；宁国府则表现的是道家文化的格局，宁国府健在的最高的老祖宗贾敬虽然出现，但是看不到他的活动。道家文化讲生命的本能、欲望，所以关于欲望之事都是发生在宁国府的。例如，秦可卿和贾珍的暧昧，秦钟本来是非常纯朴的少年，来到宁国府不久便丧命了，贾瑞与王熙凤的相遇也是在宁国府的假山后，尤三姐和尤二姐也是宁国府的等等。这些都不得不说是作者的刻意安排。
在与外地几位红学研究者的交流探讨后，近期，张乃良又有了新的计划，他想把另外几个人物的研究再单独整理成书。他说，之前曾打算在学院里成立红楼梦研究小组，也还需要努力筹备。他说，《红楼梦》这个“迷宫”一旦走进去就不能自拔，而且越陷越深，直至把你吞没!
农民作家祝喜堂与脂砚
金秋时节，农民作家祝喜堂出版了他红学研究的“姊妹篇”《曹雪芹与脂砚》和《〈石头记〉新论》，普通“草根”能够走进被人们视为高不可攀的红学殿堂，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研究成果本身的出版。
祝喜堂的家在岐山县凤鸣镇陵头村，村前宽阔的柏油马路通向不远的周公庙。站在汉槐蔽日、唐柏参天的周公庙向东南望去，他所在的村子宁静安
详。每天午后，邮递员都要来给他递送报刊和书籍，绿色布袋鼓囊囊的。祝喜堂每年订书、订报要花费2000多元，是县上有名的订阅大户。
祝喜堂常说《红楼梦》这部奇书是跟他心灵相通的朋友，让他痴迷其中30年，散尽千金终不悔。1998年，他的组诗《胡须·船夫·摇篮》获全国诗歌大赛优秀奖。领奖当天，同是获奖者的一位大学校长惊叹于身旁这位衣着简朴、面庞黝黑的诗人的才华，诚邀祝喜堂到学院教授文学。可他没过多久便辞去了这个月薪5000元的“美差”回到了家乡，因为在大学中备课、讲课使得他不能有更多的时间研读《红楼梦》。此后，他又拒绝了户县一家美术专业学校教授美术字的聘请，一天300元的报酬已经不算低了，他也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他写美术字的一手绝活，就这样埋没了，还是因为放不下他的“红楼梦”。
2000年初，还在西安教学的祝喜堂在一家书店，看到一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爱不释手，此书是这家书店的镇店之宝，店主故意刁难，以千元高价才肯相让，没想到祝喜堂却东拼西借筹够钱，店主无法，只得割爱。
祝喜堂说，他阅读文学作品，最看重作品的文学语言及其本质气象。因为语言在构成文学作品三大要素中名列首位，文学语言的优劣，是评判作品真假的第一标准，而《红楼梦》正是其中最好的。
祝喜堂最喜欢坐在自家院中繁茂的核桃树下，伴着欢快的鸟鸣，做一段品读“红楼”的“梦”。30年间，祝喜堂有关《红楼梦》的笔记做了厚厚的十本。每一本笔记就是一本书，其中整理出版成书的正是《曹雪芹与脂砚》和《〈石头记〉新论》这两本。他说，将笔记整理成书很容易，整理这两本用了3年时间，但做这十本笔记却用了他30年时间，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疑问都要查阅资料予以论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困难重重。
当祝喜堂研究曾引起红学界很大争议的“畸笏叟”时，从《庄子》中的“畸”字开始入手，而“笏”又是“砚”字的变形书法，通过“畸评”与“脂评”的对比，发现畸笏与脂砚不仅寓意相通，而且无论是用语或口气、文笔和写法，如出一人。又结合“壬午索书案”的时代大背景，最终他确认“畸笏叟”实为脂砚躲避清廷耳目，改换的笔名。
在祝喜堂的这两部心血之作中，他以脂评为重要的研究线索，既反驳了红学专家对评注者脂砚斋的男性身份猜想，又提出并论证了他对脂砚其人的身份的研究结论，也即“一芹一脂”共同著书，是亲密相伴的夫妻关系。祝喜堂说，脂砚与脂砚斋皆是《石头记》“重评”者的笔名。脂砚是曹雪芹的妻子和知己，是相伴“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看来皆是血”的评注人。他们共同遭遇不幸，共同“把笔悲伤说世途”。在石头记中，脂评共计2000多条，约有4万余字，正如脂砚所写的“滴泪为墨、研血为字”。
在《〈石头记〉新论》中，祝喜堂以万余字对脂砚的身世做了详细的论证。只要通读脂评，就能发现脂砚在四次整理、五次评注中，不仅在评注中自白——第二十二回的眉批中有“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矣，不怨夫!”她亲笔划去一个“斋”字的确凿证据，还有曹雪芹的众多诗友的诗中也有显身。他认为，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时，曹雪芹还健在，今天此书删去脂砚的评注，改名为《红楼梦》，这是后来人对《石头记》权益的侵犯，是违背作者意愿的，也把《红楼梦》引向了一个纯文艺故事。
祝喜堂说，在整个《石头记》中，语言如诗、色彩绚烂，比如，“喷火蒸霞”四字便把杏花写得鲜活；大量的使用民间语言，没有冗长乏味、苍白空洞的八股文风。在结构上，情节波澜，每一个章节至少有三个小环节，一个情节1500字左右，既有故事叙述，又给情节发展留下余地。人物的刻画上，小女子林黛玉从苏州回到贾府，什么都没有带，只有一袋书，顿觉她与众不同。李纨是小说中的悲剧形象，年纪轻轻守寡，人们都认为她心如死灰，实际上她作为大观园诗社的组织者，却写出了最富有生命活力的诗篇。祝喜堂对大观园的女子都充满了关怀的感情，每每读来总不免流下感动的泪。在祝喜堂的眼中，被众多专家都评为封建礼教卫道士的薛宝钗，在贾家败落，宝玉关入狱神庙时，她却甘愿做一个贫贱的农妇，显露了她身上坚韧的品格。尤其是对于王熙凤，祝喜堂认为她是因为政治环境影响才使其变坏，家道败落后，才是她真正的复活。
虽然有众多专家的研究成果，但祝喜堂没有放弃继续研究。其中，1762年发生的壬午索书案，红学界并无定论，这也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胤礽血案、弘皙逆案，此两大案均与秦可卿性命相关、与曹雪芹的命运沉浮有关，他对此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祝喜堂说，在他30年的读书笔记中，目前仅有五分之一出版，剩余大部分笔记的面世仍是他最大的心愿。
老教师张生耀与红楼诗词
去年，姜谭联中退休教师张生耀出版了《红楼梦诗词鉴赏》一书，不仅填补了我市红学诗词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也引发红学爱好者对《红楼梦》诗词的关注，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
张生耀是渭滨教育界德高望重的语文教师，儒雅谦恭、待人温厚。从1961年起教书，直到2000年退休，张生耀一直教语文，《红楼梦》的很多经典章
节都被收入教科书，《黛玉葬花》《林黛玉进贾府》《香菱学诗》《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每个学期的备课、讲授，让他对《红楼梦》有了特殊的感情，很多篇章他都能倒背如流。
起初的研究，仅是因为教学需要，当好老师不容易，需要有深厚的知识积淀，张生耀常说，教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就应该有一桶水。那时，《光明日报》副刊曾有《文学遗产》栏目，刊登过许多有关《红楼梦》深入解析的文章，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还有杂志《文史哲》也常刊有蔡义江、胡文彬等红学专家的研究论文。所以，张生耀对与教学相关的篇章做了大量的笔记。上世纪80年代，他还被借调到 陕西 教育学院，给各市参加集中培训的教师们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作为白话文的代表，更是讲解重点，此时他积累了很多资料。
人常说，读懂了《红楼梦》诗词，就算读懂了《红楼梦》大半。当代红学研究中，诗词研究这方面的资料还很不足，很多读者望诗生畏，对其中的诗词联对略去不读，只看情节，这让张生耀深觉遗憾。2000年退休后，他在朋友的建议下，以十几本教案为基础，对《红楼梦》的诗词开始研究。在他的《红楼梦诗词鉴赏》中，每出一联一诗，必有背景说明、注音注释、句意今译、艺术鉴赏和分析评价，他处处为读者设想，浩繁复杂的译句通义、评论分析这些工作，让他付出了更多的心血。每晚8点直到深夜12点，是他的工作时间，体重的迅速下降，让他越发清癯，这也让家人担心不已。在收入第七十八回的《芙蓉女儿诔》时，因为这篇最能体现曹雪芹的不世文才，也是所有诗文辞赋中最长的一篇，曹雪芹飞扬的文采、真挚的感情让张生耀深陷其中，连续一周的整理，不知疲倦。长时间用眼过度，导致他双眼黄斑变性，右眼差点失明。
曾经有人质疑，现代社会发展已经如此先进，再回头研究封建社会的文化有多大的意义。张生耀却不这样认为，他说，有了新旧对比才能看出差别，就像他每年都要做的教案，每年都要根据教材情况增加新内容、去掉不合时宜的旧观点。何况文化是一个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他还说，从语言学来说，《红楼梦》对中国语言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现在我们常用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没吃过猪肉也看见过猪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等成语、俗语都来自《红楼梦》，很多人却不知道，更是低估了它的意义。如今，他完成这本《红楼梦诗词鉴赏》也算是对他多年教学研究的最好总结。
纵观以上我市几位红学研究者，无不是多年求真务实、严谨治学、默默耕耘才收获了今日累累硕果的“痴心汉”，他们以各自的视角和观点，为读者展现出《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不同层面的光辉，拓展了广大读者对作品的解读深度和研究视野，体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堪称我市广大红学研究者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