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法十周年]中国农业机械化十年跨越
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2004年11月1日，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史上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正式实施。
对于中国农民和中国农业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此后十年，我国农业机械化提速换挡，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中国农机速度：农业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年均提高3个百分点，从2004年的34%提高到今年的60%以上；农机总动力每年新增上亿马力，农机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0%，从2004年的850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3570亿元，戴上“世界第一农机制造大国”桂冠。
奋力爬坡的中国现代农业，终于装上强劲的马达。农业机械的轰鸣声，响彻于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呼呼转动的轮子，开进了粮田、棉田、油菜地、甘蔗地、牧草场。
我国农业生产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了从传统生产方式向机械化生产方式为主导的历史性跨越；这是政策驱动、农民主动、部门推动、企业行动、市场拉动，形成合力的结果。
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和全局角度重视发展农业机械化。从2004年起连续多个中央1号文件，均涉及农业机械化发展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及其他有关重要文件中，相关表述越来越具体、要求越来越高、措施越来越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2010年7月，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
新世纪以来，党中央作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标志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工促农”阶段。2006年起彻底取消农业税，让农民群众生产投资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国农机购置年总投入，2013年跃升至近千亿元；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从2004年的7000万元增长到2014年的237.5亿元，累计1200亿元。这十年，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的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指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民对农机作业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农业对农机应用的要求越来越高，农业机械化在建设现代农业中的支撑作用越来越重要。
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机械化道路，经过几十年艰难跋涉、最近十余年的奋力冲刺，已步入坦途。业内专家一致的结论是，我国农业机械化总体上已经从初级阶段跨入了中级阶段，并加速向高级阶段迈进。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司长李伟国认为，实现“机械化农业”的梦想，曙光已现。
十年农机路，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粮食生产的可控程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农业机械化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
农业机械化勃兴的黄金十年，恰恰就是我国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十连增”的黄金十年。两个“黄金十年”的高度重叠，以及强农富农政策的含金量大增、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三农事业稳步推进等等，有着因果必然。粮食生产机械化的全线推进，大大提高粮食生产的可控程度，让中国人把自己的饭碗端得更牢。
《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将农业机械化作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措施，仅实施深耕深松作业一项，就可增产粮食50亿斤。专家经过试验测算，在同等生产条件下，水稻、小麦、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可实现增产、节种、减损的综合增产能力分别为53公斤/亩、37公斤/亩、72公斤/亩。
从2008年起，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连续跨越700亿斤、800亿斤、900亿斤、1000亿斤、1100亿斤、1200亿斤六个大的台阶。每年增产百亿斤粮食，靠玉米挑大梁。而黑龙江省地处我国最北端，热量资源不足是农业生产主要制约因素。“增产靠什么？靠抢农时、争积温，靠大机械、大马力、高效率。”黑龙江省农机局局长郑联邦告诉记者。
十年前，黑龙江省玉米播种期拖得过长，机收水平仅有6.3%。玉米收获主要靠人工，种得多了农民嫌掰棒子太累，天气不好时玉米棒子可能砸在地里。而今，全省机收水平已跃升至64.3%，有耕整机、精量播种机、收获机、秸秆打捆机、灭茬机等各类大马力农机作为支撑，不断扩大的玉米种植面积才“种得下去，收得上来”。
湖南省水稻产量递增，得益于品种改良，也得益于“单改双”。水稻插秧机及工厂化育秧，为双季稻的恢复种植赢得了时间。水稻机插秧效率是人工插秧的20倍，亩均降低成本30元、增产50斤以上，且抗病虫害、抗倒伏性好。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曾衍德认为，农业机械能够抢农时、防灾害、增效益、夺丰收，在抗击干旱、洪涝、低温冻害等农业自然灾害、恢复灾后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机化的高速发展，使我们能更从容地掌控农业生产进程。
以2010年“三夏”为例，面对小麦成熟期延迟、集中、暴雨天气来袭等不利影响，我国小麦主产省投入1400多万台（套）农机具展开抢收抢种会战，抢晴天、战阴雨，开足马力、夜以继日，实现了快收快打、颗粒归仓、同步播种，创下了单日收获量超过2000万亩的新纪录，全国麦收时间比往年缩短4天。
依靠增加地、水、肥等生产要素投入，实现增产的空间越来越小，靠机械化挖潜仍是重要路径。近年在农业生产中广泛推行的机械化深松整地、播后镇压、统防统治等，增产作用显著。
机械化深耕深松作业技术，正被广大农民普遍接受，地处华北平原的河北省，下大力气推而广之。深州市仁忠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孙仁中是位种田“老把式”，2003年他家的玉米亩产是1300斤，后来几年降到1100斤。原因何在呢？拖拉机和人畜等年复一年的碾压、踩踏，加上长期施用化肥，造成土壤板结，严重制约了作物的根系发育，地越种越薄。
2010年老孙的合作社买了4台深松机，当年亩产就有所恢复，第二年平均亩产达到1480斤。今年虽然遭遇大旱，但由于深松作业后的土壤保墒性能较强、浇灌及时，加之“一喷三防”等技术应用得当，合作社的玉米地亩产超过1700斤。“深松让我们旱年也增产！”老孙的烦恼彻底解除了。
在黑龙江、吉林、山东等我国东北、华北及黄淮海地区省份，深松整地都得到了大力推广。深松作业能有效改良土壤，增强土壤蓄水保墒和抗旱防涝能力，增强农作物基础生产能力，深松后的地块小麦、玉米等作物普遍可增产10%左右。在黑龙江，秋整地使用深松机作业，可以使来年玉米、大豆亩均分别增产200斤、100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有力的手段。”这在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得到印证。
农忙时节潮水般的返乡大军已不见了；挺起腰杆种庄稼，让劳动者活得更有尊严
农事越千年，可堪回首。
一部农业耕作史，无疑就是生产方式演进、生产工具改进、耕作技术递进的历史，也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不断作出适应性调整的历史，更是代代农人“面朝黄土背朝天”艰辛求温饱的历史。
从“原始人类拼体力”到“人畜合力”，从石器时代、木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传统的农具农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作方式，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陪伴着传统农人度过了漫长的四季轮回。
只有农业机械化，才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
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湖北省大冶市谈桥村的老铁匠汪冬林，迅速“暴发”成“万元户”。他回忆说：“开头那几年，几乎一年四季炉火通红，日夜打锄头、铁锹，每年光锄头就能卖上千把。”从2005年开始，明显感到生意不好，锄头只卖出去了几十把，镰刀也只卖了10来把，农民种田大都用上了机械。
谈桥村恰恰建有一家“农耕文化馆”。富裕起来的村民发现很多传统农具正在消失，他们想为传统农耕文化留下点记忆，“汪铁匠制造”因此进了文化馆。
在不知不觉之中，中国农民告别了锄头、镰刀、扁担、耕牛，这传统的“农家四宝”。
“如果还用锄头镰刀，我这把年纪哪能种得了32亩地？”66岁的农民王能雄，与汪铁匠同属大冶市灵乡镇，他是当地散户里种植面积较大的。1981年田地承包到户后，老王家分到了5亩田，此外还帮别人家种10亩田。“那个时候年轻力壮，但要种15亩田，一家人真得拼命干啊！三伏天要割早稻种晚稻，比牛都辛苦，身上晒脱几层皮。”1996年，孩子们外出务工了，他把别人的10亩地退回去，只留了5亩责任田。
2000年开始，老王种田的欲望再次复苏。这一年他请别人用拖拉机来耕田，此后每年的春耕和秋耕，他只要给农机手打个电话，最大的难题就解决了。前年老王家的耕种面积扩大到32亩，自己买了拖拉机、收割机。他笑着对记者说：“做梦也没有想到，年纪越大，种的田越多，费的工夫却少了。”
老王还说，以前到了农忙时节，孩子们都要回家帮忙，来回折腾很不容易，还影响务工收入。现在不用了，家里外面两头省心。
那些年，苦战“三夏”、鏖战“三秋”，因为季节性劳动力短缺，大批农民工不得不潮水般涌动在返乡路上，不得不选择候鸟式的“两栖”劳作方式，现在也在不知不觉之中“退潮”了、转变了。
据农业部统计，目前我国小麦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93%，也就是说，小麦生产环节九成以上的农活是由农机代替人工完成的。在北方主要小麦产区，由于联合收获机逐步替代劳动力，做到了“人不回、田不荒、粮食安全进粮仓”。
十年前，由于种植、收获尤其是插秧环节机械化水平低，南方许多农民不愿种植水稻：“人工种水稻太辛苦，一个青壮年劳力一天只能插秧一亩半，插完还腰酸背疼直不起身。”而随着机插秧的推广，改种其他作物的农民又纷纷回归水稻。
十年前，我国玉米机收水平接近于零，生产效率低下。玉米茎秆高而坚硬，人工掰棒子脸上、手上拉血口子是家常便饭，加上天热出汗，身上沾满玉米缨子，奇痒难忍。而今天，玉米机收水平已超过一半，机械收获一亩玉米仅需五六分钟，种植玉米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我国玉米种植面积超越小麦，成为对粮食增产贡献最大的作物品种。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的机械化水平大大提升，改变了无数普通农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农民的腰杆挺起来了，不再需要“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而是“穿着皮鞋下田，轻松体面赚钱”。面对极端天气时，他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从容淡定。为劳动者减负，让劳动者从容，体现的是一种尊严；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可以更加从容地创业打拼，去拓展新的增收空间。
全国农民的务工收入十年快速递增，已经超过人均年收入的一半，也与农机化“黄金十年”高度契合。劳动力转移不可逆转，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不可逆转。
千里转战的“麦客”，架设起小农户与大生产的桥梁；5300万农机手代表着新型职业农民的形象风貌
随风起伏的麦浪中，再难见挥汗如雨的麦农；取而代之的，是联合收割机驾驶室里行色从容的农机手。
在农业生产十年丰收金黄色的底版上，跃动着无数“麦客”千里驰骋、神采奕奕的身影。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中坚力量，他们既是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受益者，也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
河南省固始县保田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默，在跨区作业领域算得上名人。这位精明干练的巾帼领机手所带的农机手团队，从2005年的几十人发展到2008年后的上千人。每逢农忙，他们浩浩荡荡地转战南北，从湖北到河南，到河北，到内蒙古，甚至到广东、福建、海南、黑龙江等10多个省份，每年跨区作业面积都超过百万亩，每台收割机平均年收入达10万元。
对于农机手来说，农机不仅是生产工具，而且是致富工具。较早参与到跨区收割作业的“麦客”，大多赚得了一笔不菲的辛苦费，当年购机当年收回成本，有“收割机相当于印钞机”之说。即便如此，机收作业因为高效快速，仍然比雇请人工收获的成本低廉，这就是市场主导。
对于农机行业的管理者、推动者来说，要盘算的远远不是经济效益账，更要考虑如何有利于确保粮食安全，如何促进农机化健康发展，如何拓展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渠道，如何提高包括农机手在内的职业农民素质，等等。
李伟国说，我国农民户均耕地只有7.6亩，在中部和东部地区，户均土地更少。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发展农业机械化，必须解决好机械化大生产与农户小地块之间的矛盾。“农机跨区作业为解决这个难题找到了有效途径。”
据调查，目前活跃在农村的5300多万农机手，大多是有相对较高文化素质和较好身体素质的中青年农民，其中的农机大户和农机服务组织负责人懂农艺技术、会操作机械、善经营管理，是新型职业农民的代表。
“从2000~2011年，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乡村农机从业人员增加了近1800万人；乡村农机从业人员占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了10.1个百分点。我国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如今从事第一产业的生产者，5个人里面有1个是农机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白人朴说。
专家估算，机械化的快速推进，让近3/4的农业劳动力离开土地，彻底改变了“9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谁来种地”的隐忧。
跨区作业还满足了农民不断扩展的机械化需求，让先进的机械工具发挥出更大效用。尤其在经过近十年的高速发展后，跨区作业范围已从小麦机收扩大到小麦机播、机耕，到水稻机收、水稻机插、玉米机收、马铃薯机收、秸秆还田、植保等诸多环节，催生了一批农机专业户、农机作业合作社和作业公司。而农机作业服务的范围也逐步从粮食作物全面拓展到经济作物、林果业、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更为宽广的领域。
湖北省京山县峥嵘农庄种植专业合作社“80后”理事长刘若峥，2004年在京山县第一个购买试用插秧机，并先后购进了拖拉机、秸秆还田机、旋耕机、收割机等一系列农机具，熟练掌握各种农机的操作维修。有了现代化农业装备作支撑，短短几年他的承包地规模扩大到上千亩。2008年小刘牵头成立了合作社，为周边地区提供“一条龙”作业服务，带领更多农民共同致富。
曾在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任司长八年的宗锦耀认为：“发展农业机械化生产，也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必由途径。实现劳动过程机械化，必然要求农民具备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能够熟练掌握农业机械的操作维修。”
农民掌握机械和技术的过程，就是一个现代职业农民的成长过程；掌握机械力量的农民，日益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和中坚力量。
拖拉机不仅仅是一头“铁牛”，机械化引领着耕作方式、栽培模式、农艺制度发生深刻变革
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渐次展开的农业机械化画卷，不仅仅指东北黑土地上、华北平原上，列队而行、齐头推进的机械作业大场面，还包括江南肥沃的稻田、天山脚下的棉田、云贵川的梯田；那些隆隆而作的各类机械，不仅仅有地上跑的，还包括天上飞的、水里藏的，那是一幅立体交织的画面。
农业机械化作为农业技术集成应用的主要载体，已经渗入到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融入到农业产业链条的广泛领域。拖拉机不仅仅是一头“铁牛”，它引领着耕作方式、栽培模式、农艺制度深刻变革，引领着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
南方的水稻机插秧技术，实现宽行、浅栽、定穴、定苗栽插，是对传统的手工育苗移栽方式的一项重大技术变革；黄淮海麦区的“一年两作”模式，机收机种同时进行，可使两作接茬的收、种环节的作业时间缩短10~15天，将“三夏”变为“两夏”，减少套种，实现平作，既简化农艺又节本增效；整个北方麦区的“一喷三防”技术，将农艺技术要求和抗旱排涝、大规模的病虫害防治相结合，只有通过机械的动力、精确度和速度才能达到。
“三秋”时节，在山东诸城贾悦镇孟家屯村的一块玉米地里，玉米联合收获机轰鸣开过，林立的秸秆瞬间被切成了碎片，均匀地铺洒在田野上。小麦免耕施肥播种机随后开过来——旋耕、播种、施肥一气呵成，过去需要五六道工序的秋收、秋种，今年一次就完成了。由于颠覆了传统的耕作理念，这种不用耕地的“懒汉”耕种模式几年前并不为农民接受，现在却得到广泛推广。其以机械化作业为主要手段，采取少耕或免耕方法，却达到了“少一分耕耘，多一分收获”的效果。
农业科技创新的方向，也正日益从以生物技术为主向生物技术与机械化技术并重转变。深耕深松、精量播种、精准栽培、均衡施肥、地膜覆盖、保护性耕作、统防统治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离开农业机械靠传统的人畜力根本无法实现。良种、良法的推广和使用，也要以农业机械为载体，要与轻简化、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相匹配，否则难以有效推广实施。
黑龙江北大荒，当年很多下放知青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城里人。如今不少考进城上大学的孩子更愿意选择回乡当农民。80后的王晓磊大学毕业后，在青龙山农场种了200亩地。他的庄稼地施肥、喷洒农药等作业工序，已经能够通过GPS定位取样、测定土质，农机通过时会按照实时测定的数据自动调配肥料和农药。
国内外农业发展实践证明，农业机械物化和承载农业技术，是大规模应用先进农业科技的重要途径。农业机械化有利于完成人畜力无法达到的作业效率和作业质量，争抢农时，保障复种指数稳定增加，提高单位产量和产品质量，确保适时播种收获，减少损失，满足发展高效农业对产品新鲜度等质量控制的要求。
20世纪末，美国工程技术界把“农业机械化”评为20世纪对人类社会进步起巨大推动作用的20项工程技术之一。这一评价客观地反映了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地位与巨大贡献。无论何时何地，无论现代文明的路径指向何处，吃饭问题都是首要问题，而农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在我国，只有培育以农机手为主体的新型职业农民，才能解决好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矛盾，解决好“谁来种地”的问题；只有依靠以农业机械为载体和引领，生物技术、工程技术、环境技术和信息技术等多种技术集成化的农业科技进步，才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才能解决好“怎样种好地”的问题。
陕西杨凌农业科技开发区内，耸立着一尊高大的“农师”后稷塑像，他手中拿着一只锸，那是他所处时代最为先进的农具。这位当时的“国家农业部部长兼农业科学院院长”似乎在昭示后人：农业装备的进步，引领着农业生产不断迈向更高层次。
后稷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十年农机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光彩夺目。
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
农业机械化“黄金十年”的跨越式发展，为中国农业发展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然而，历史是不断递进的阶梯，是要素积累的过程，是合力推动的结果。
在传统农业文明底蕴深厚、以小规模农户经营为主、人地矛盾突出、地理气候复杂多样的中国，如何实现农业机械化？绝非等闲之事。注定要比别人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注定要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黄金十年”的背后，历经不同时期的实践探索，凝聚了数代人心血智慧。
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机械化道路已逐渐清晰，那就是“农民自主、国家扶持、市场引导”之路，那就是“资源共享、服务互惠、功能协调”之路，那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之路。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共和国几十年艰辛探索，引领亿万农民不懈追逐农业机械化的梦想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著名论断，并设想用5个“五年计划”，也就是到1980年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现在看来，尽管领袖的预言有些超前，甚至新中国在探求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上，有些“急于求成”；却在亿万农民心中，播下了农机化梦想的种子，让农业机械化的概念深入人心，并激励着后来者去突破一个个阻碍、不懈追求。
回顾65年走过的路，新中国农业机械化先后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1949至1980年的创建起步阶段，1981至1995年体制转换阶段，1996至2003年，市场引导阶段。2004年至今，依法促进迎来“黄金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始终把实现农业机械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从50年代开始，国家逐渐在有条件的社、队成立了农机站，政府按计划配置了各种农机具，支持群众性农具改革运动。
1966年至1978年，国务院共召开了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国家将支农资金主要用于农业机械化，财政投入合计约90亿元，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逐渐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农机管理、科研鉴定、技术推广、教育培训、销售维修和使用服务体系。我国农机工业从制造新式农机具起步，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先后建立了包括一拖、天拖、常拖等一批大中型企业，奠定了我国农机工业的基础。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中型农机在超小规模土地上失去了用武之地，集体农机站逐步解散，除保留农机平价供油这一政策外，国家对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的直接投入逐渐减少，曾经一度出现“包产到户，农机无路”的尴尬。
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主购买和经营农机。这段时期小型农机具、手扶拖拉机、特别是农用运输车增长较快。而大中型拖拉机和配套农具保有量停滞不前，机具配套比失调，田间机械利用率低，农田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缓慢。
曾在农机化司工作多年、现任农业部监察局局长的董涵英说：“回过头来看，当时管理者对‘包产到户，农机无路’的担心是多余的，农民的实践并不是这样。1982年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在安徽怀远县调研时发现，农民对小农机有着很强的需求。尽管当时政策还没有明确，还存在很多争论，农民已经走在了前面，当年该县农民就已经自购了两万多台手扶式拖拉机，大街上到处都有卖。”他认为，这一时期政策上最大的突破在于冲开了“农机作为生产资料不允许私人所有”的禁区，发展农业机械化不再由国家和集体包办，把自主权交给了农民，这是农机化发展的一次思想大解放。
1995年，我国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农用平价柴油等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台的农业机械化优惠政策全部取消，农业机械化进入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阶段。农机管理部门手头上没有任何“政策手段”，但跨区作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服务抓手”，从1990年开始农机部门就开始促成、推动全国性跨区作业。江苏省农机局副局长王勇回忆，当年农机局局长和工作人员主要的工作就是帮人牵钱，从二三月开始就到处跑，比如南方的跑到北方，北方的跑到南方，给机手联系收割的地块，为农机手和用机农民解决各种纠纷，积极助推中国特色的跨区作业和农机作业市场的发展与形成。
90年代中期后，农村劳动力开始出现大量转移的趋势，农村季节性劳力短缺的趋势不断明显，农民使用农机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步伐加快，联合收割机跨区机收逐步兴起，中国特色的农机化道路初步形成。全国各类联合收割机保有量从1995年的7.3万台激增至2004年的40万台。
一部法律和一项补贴政策，为农业机械化“黄金十年”提供坚强保障，并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
2004年，在我国农机化发展史上，发生了两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一是“中央1号文件”决定对农民购买和更新大型农机具给予补贴；二是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正式实施。从此我国农业机械化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有很强的指向性和精准性，起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原农业部农机化司司长宗锦耀说，“从2004年起，累计投入的1200亿元国家财政补贴，带动农民投入2000多亿元，农民购机、用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以确保；农机工业走出多年徘徊局面，我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农机制造大国。”
以购机补贴为重点，国家对农机扶持政策趋于系统和完善。2010年《国务院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明确了中国特色的农机化促进政策框架。国家和地方，先后实施了农业机械化推进工程、保护性耕作工程等基本建设项目，开展了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关键环节农机作业补贴试点，探索了农机抵押贷款、政策性农机保险、免费安全检验、农机库棚占地按农用地管理等惠农措施，有效调动了农民购机用机积极性。
“是农机补贴政策让我终于等到了农机化发展的春天，让我深埋在内心的农机情感又一次得到释放，特别是两台大型玉米收割机运到合作社的时候，我激动得一夜没睡好，半夜起来抚摸机械，泪如雨下。”辽宁昌图县平安保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全国劳动模范范甲柱这样表达感激之情。
范甲柱是1974年就步入农机行业的“老兵”，70年代曾创下了“全国先进农机站”的辉煌，也体验过农机站解体后的苦痛。2007年，农机补贴在昌图扩大范围，沉寂多年的他再次出山，联合17名驾驶员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自筹资金106万元，利用中央、省级补贴的75万元，昌图县政府补贴的54万元，购置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两台，以及拖拉机、联合整地机、播种机、青储等71台（套），涵盖耕、种、收各个环节，当年社员平均工资加上分红达到3万元。
农机补贴带来的效果看得见摸得着，而农机化促进法的影响则无形而深远。
农机化促进法也是对中国农民创造性实践的一个确认，体现了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2007年，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张宝文，将中国特色的农机化道路的主要特征总结提炼为“农民自主、政府扶持、市场引导、社会化服务、共同利用、提高效益”，这6个方面都能在农机化促进法中找到相关的条款对应。
曾参与农机化促进法前期调研的农业部农机鉴定总站站长刘敏介绍，法律出台前认识并不统一。有的同志认为，中国人多地少，有了农机，农民去哪？会不会影响稳定？有的同志认为按西方市场经济的理念来讲，政府应该无为，政府不要去管，让农机化自然发展就好了，不需要去促进，促进是“找米下锅”……法律的出台意味着又一次冲破思想的枷锁。
农业部农机推广总站站长刘宪说：“实现社会的进步是需要促进的，要不要解放农民，法律体现了一种价值观，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促进法将国家扶持农机化的政策措施，如对农民给予购机补贴、支持农机化技术示范推广、强化农机质量和安全管理、支持农机科技创新等上升为法律规范，为农机化发展创造了一个长期稳定的环境，坚定了我们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方向。”
“我们闯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道路，国家又适时出台法律和支持政策，农民、政府、市场、企业各方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地汇聚在一起，为农机化发展构建了强大而不竭的动力。”农机化促进法起草小组成员、77岁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白人朴，对新中国农机化发展的四个阶段作出这样的解答。
政策引导与强化政府作用，不仅仅体现于财政措施，往往还体现在分类指导、因地制宜上。针对长期以来千差万别的农艺制度，对农业机械化应用的限制，以及农机农艺脱节、农业生产缺乏标准化的种植模式等问题，农业部组织科研人员专门攻关，制定对策。比如说玉米种植，在一个省就有30多种行距模式，不仅不利于机械化，有些模式的种植效果也值得怀疑。
2010年，农业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加快推进薄弱环节机械化发展的意见》，农机化司与计划、财务、科教、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相关司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加快推进薄弱环节机械化发展工作方案》，强化了农业部内部司局间的分工协作工作机制。在科研方面，农机农艺融合技术研发受到重视，在主要作物产业技术体系中，都设置了农机岗位专家；在推广方面，发布了各个主要作物的机械化生产技术指导意见，在全国设立了水稻、玉米、油菜、棉花、甘蔗、薯类6大作物54个农机农艺技术融合示范区，组织引导农民统一作物品种、播期、行距、行向、施肥和植保，为机械化作业创造条件。
从国家集体包办到农民自主发展、到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探索创造、再到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强力推动，一次次解放思想，一次次突破阻碍，中国特色的农机化道路就这样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通过市场的主导作用实现资源共享与互惠服务，为世界创造小规模农业实现机械化的中国范例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986年的山西。
这是一个地形狭长的省份，从南到北有700多公里长，纵跨中国9个生态麦区中的3个——黄淮海麦区、北方春麦区和北方冬麦区，小麦成熟期长达近30天。
1986年5月的一天，晋中太谷县五家堡村农民温廷玉，从电视上看到湖北、安徽和河南的小麦已经陆续成熟，农民开镰收割。过不了多久，自己家南边的运城小麦也该熟了。刚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温廷玉，看着墙上的地图，发现了一个“商机”，何不利用麦熟的时间差，从运城沿途向北收，搞它个“南征北战”？于是，他联合村里的5户农民第一次南下运城收割小麦。
温廷玉没有想到，这个最早的农机跨区作业服务队，开启了我国小麦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服务的先河，他们也成为第一批转战麦区的“淘金者”。农机具在他们手上，不仅只是替代劳动力的工具，而且成为可以致富增收的手段。到1995年，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等省共有约8000台联合收割机加入了跨区机收。这种农民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的自发性行为，一般只在省内流动作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少有参与。
1996年，农业部首次在河南省组织召开了“三夏”跨区机收小麦现场会，正式揭开全国大规模组织联合收割机跨区机收的序幕。当年有北方11个省2.3万台联合收割机参加小麦跨区机收，此后跨区机收的浪潮席卷全国，持续至今每年有30多万台收割机参与跨区作业，作物也从小麦拓展到水稻、玉米和其他大宗作物。
跨区收获作业，被后来的研究者誉为“中国农民在生产实践中的伟大创造”。这种新型的农机服务模式，起到在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让有限农机资源为社会共同利用。它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进行有效地对接，使高投入的大中型农业机械在分散经营的一家一户的土地上实现了高产出，解决了“有机户有机没活干、无机户有活没机干”的矛盾，在生产方式上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开辟了我国小规模农业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生产的现实途径。
从收获环节这一农业最紧要的环节开始，“农机共同利用”逐步拓展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耕整地、机播机插、秸秆还田、机械化植保、粮食烘干、加工储运等等，通过农机户和用机户之间进行作业价格的“协商谈判”，最后形成统一而较为稳定的作业价格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机作业服务市场”。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是个标准的“完全竞争市场”——“有大量的买者和卖者”，任何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都不能影响市场价格；“产品同质性”，市场上有许多企业只能生产同质的产品，消费者无法根据产品的差别形成偏好，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享受垄断利益；“资源流动性”，生产厂商进入或退出行业不受任何社会法令和其他社会力量的限制。由于无任何进出市场的社会障碍，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生产者只能获得正常的利润，而不能获得垄断利益；“信息完全性”，市场上的每一个买者和卖者都掌握着与自己的经济决策有关的一切信息，这样每一个消费者和每一个厂商都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完全信息，作出自己最优的经济决策，从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每一个买者和卖者都知道既定的市场价格，都按照这一既定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
之所以引用这一段经济学术语，是要说明“伟大的创造”并非妄言，农民的“发现”符合经济规律。“完全竞争市场”被认为是“最理想、最有效的市场”，正因如此，通过“社会化服务”实现农机“共同利用”，农机经营者靠机致富，农机使用者节本增效，都得到最大效益，亿万农民才真心接受，其生命力才如此顽强。
比较美国、欧洲、日韩等已经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国家，美国采用的是大规模的机械化路线，欧洲是中等规模、集约机械化路线，日韩是一个中小规模、精细化的机械化路线，但其作物单一，主要是水稻。三种路线，共同特点是都走高度资金和技术密集的路子，技术含量高，价值也大；国外农户本身比较富有，购买农机主要是自己用。但是我国农户“超多”，经营规模“超小”，农民积累能力“超弱”，这样的国情决定了，如果每家每户买农机既买不起，也不经济，先进国家路线不能照搬。我国农户的耕地不到欧盟国家的1/40，美国的1/400，这样的情况下，用“共同利用”这样一种方式，以超过发达国家小麦收获机利用率的小成本，我国的小麦2012年机收率就超过90%，成为第一个实现全程机械化的作物。这种模式已在水稻、玉米等主要作物生产中复制。——中国的道路确实“与众不同”。
职能部门与相关部门共同构建的协调服务管理体系，让农民“买得起、用得好、有效益”，优势尽显
谈中国农机化特色，不能不提到中国的农机管理和服务部门。
“许多国家农机同行惊叹，中国有一套世界上独有的农机化行政管理和农机试验鉴定、安全监理和技术推广等公共服务体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扬敏丽说。这套从计划经济时期就建立的体系，尽管在80年代体制转换期曾有过一段局部的“点断、人散、网破”，但其完整性一直保持至今，其功能不断完善，成为国家和农民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有力推手。
与改革开放前运动式推动、齐头并进不同，针对各地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技术发展程度，农机管理部门统筹农机化发展方略，引导农机化科学发展。确立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重点突破，有选择地发展”行之有效的指导方针，集中人力、财力，在重点地区、重点作物、重点环节上寻求突破，以点带面，稳步推进。在小麦第一个实现全程机械化后，又开始攻克玉米机收和水稻机插两个薄弱环节，力争三大粮食作物都能全程机械化；并分步骤地启动棉花、油菜、甘蔗、马铃薯等大宗作物机械化试点示范。
在补贴政策设计上，重点向优势农产品集中产区倾斜，向重点作物关键环节倾斜，向先进机具倾斜，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
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始实施，农机管理部门贯彻《农业部关于加快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意见》，开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建设活动，建立定点联系机制，培育一批典型，规范和引导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健康发展。按照“引导不强迫、支持不包办、服务不干预”的原则，支持农机专业户发展成为农机大户，引导农机大户、种粮大户、普通农机专业户和农户，采取机具入股、技术入股、土地入股、资金入股等多种方式创建农机合作社等服务组织。
到2013年，全国农机合作社数量超过了4.1万个，我国农机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和产业化不断推进，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农机合作社利用技术、服务、信息等优势把农机户组织起来，发展出生产环节的“定单作业”、“全程托管”，产前的“农资团购”、产后的“统加统销”等多种服务模式，或者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入股等方式直接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成为当前我国农业中最具活力和带动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农业部农机化司司长李伟国说，政府促进农机化发展，就是要确保农民“买得起、用得好、有效益”。“买得起”就是落实好财政补贴政策，解决农民购买力问题，同时引导企业重点研制生产符合农民购买力的先进适用机械；“用得好”就是通过试验鉴定，对农机的可靠性、适应性和安全性作出评价，通过安全检测和技术推广培训让农民安全放心使用，通过质量监督来维护农民权益；“有效益”，就是培育作业市场，壮大市场主体，通过组织和引导提高农机具利用率和使用者的经济效益。
每到三夏、三秋的机收关键时节，农业部门联合公安、交通、石化等部门，为跨区机收提供通行便利，确保供油基础，各级农机管理部门还开通了全国性的跨区作业直通车信息系统，数十万农机手实现了作业市场供需对接。
2013年，北京市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将农业机械保险纳入市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写入地方性法规《北京市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2014年9月，在农业部财务司、农机化司的推动下，中国农业银行在新疆试点农机租赁，300多万元的大型采棉机农机合作社只需首付30%即可开回家，仅沙湾县3家农机合作社就一举“采购”了17台大型采棉机。金融支持农机化发展已开启破冰之旅。
农业机械化，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从崎岖走上开阔，从艰辛走向平坦。
一个光明灿烂的田野梦想
数千年的中国农耕文明，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富于生机活力；亿万农民和新中国几代农机人的机械化梦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照进现实。
农业机械化“黄金十年”的高歌猛进，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虽然我国农业生产方式整体迈入了机械作业为主的新阶段，但要清醒认识到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
随着农业发展方式、农民生活方式和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农业机械化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需求迫切、潜力巨大、条件有利、前景广阔。与十八大提出“四化同步”战略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相适应、相衔接，到2020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将达到70%以上，完成粮食作物生产“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大宗经济作物机械化及养殖业机械化协调发展的目标，任务依然艰巨。
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指出，必须坚持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首要任务，把农业机械化放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推动；必须坚持把强化政策法规建设作为根本保障，不断调动农民发展农机化的积极性、创造性；必须坚持把推进科技进步作为重要支撑，持续提高农业机械化发展质量和水平；必须坚持把“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重点突破、统筹协调”作为基本方法，努力推动农业机械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把培育发展主体和创新机制作为主要抓手，不断增强农业机械化发展活力。
要让“黄金期”延续得更加持久，要让中国特色的农业机械化道路走得更加自信，要让粮食丰收的乐章里有更加悦耳的机械奏鸣，那就带着梦想、继续追逐。
向广度拓展——
中国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时代进发，将着力主攻薄弱环节，着力调整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布局，着力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实现中国的农机梦就是我的梦想，盼望在一切能使用机器操作的领域和地域，统统使用机器操作。”77岁的白人朴教授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他挚爱的农机事业。
坐在中国农大东校区白老的办公室里，他的手机不时响起。又有好消息传来：在刚刚结束的江苏省农机化水平调研中，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70%，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少于20%，在全国提早进入农业机械化发展高级阶段。另一边，陕西省有关部门正在抓紧与白老接洽，为陕西苹果生产的机械化出谋划策。
在有着中国最先进农机装备的黑龙江垦区，农作物的全程机械化已经实现，种田人享受到了机械带来的轻松便利。“友谊农场的机械化水平已经达到98%，职工基本不用下地种田了。”中国最大的机械化农场、友谊农场副场长张秀国说，“整地有大型整地机，水稻全部采用集中育秧和机插秧，玉米全部机收，植保有飞机进行航化作业……”
友谊农场的职工杨德清今年种的是早熟玉米品种，国庆前就早早收割完了，“380马力的约翰迪尔直收机，一天能收30公顷，我种的5公顷地，一个多小时解决问题。”杨德清说，“今年农场大规模使用了这种直接脱粒的直收机，减少了环节，降低了成本。”
黑龙江桦川县拉拉街村的王铁仁种了300亩水稻，由于使用了先进的精量插秧机，今年平均每亩增加50公斤。“这种新型插秧机能实现精量插秧，不仅用种少，秧苗分蘖好，而且成活率高，不用补苗，比普通插秧机能增产10%左右。”由于尝到了增产节本的甜头，今年，王铁仁决定再购置几台新型插秧机，300亩地全部实现精量插秧。
富锦市明朗村的种粮大户周宝东同样享受着先进农机带来的丰收喜悦。“今年收成比去年好，每亩玉米能收800多公斤。”周宝东分析增产原因，除了采用了新的“德米亚3”玉米品种，就是用上了大型气吹式精密播种机，“这种播种机播种的间距均匀，能保证播种密度，而且速度快，质量高，每天能播600亩，比以前的播种机效率提高了10倍。苗子一齐出、一样壮、就像地毯一样平整。”
而在全国范围内，像周宝东他们这样能用上最先进农机的农民还是少数。
就地区而言，目前全国只有9个省的机械化水平在70%以上，还有近4个省市耕种收机械化水平低于40%，贵州不到20%；就作物而言，“三大主粮”中小麦已经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双季稻地区机插秧水平、甘蔗主产区、棉花产区、油菜产区和丘陵山区机械化提高比较缓慢，经济作物机械化许多环节还是空白。烘干、高效植保、初加工环节机械化刚刚起步。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敏丽说：“初步统计得出的数字，全国水稻种植机插38%，玉米的机收率55%。棉花采摘水平是8.3%，油菜机械种植率14.5%、机械收获率16.9%，马铃薯机收率19.6%。总体来看薄弱环节不少，有的还相当薄弱。”
“全面化、全程化、规模化将是新时期农机化的三大趋势。”白人朴说，“领域更宽广了，要求更高了，难度也更大了。”农机人努力攻克难关的脚步一刻也不能停止，农机化在向着全面全程发展的道路上必须不断跨越。
今年5月，全国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交流会在陕西省宝鸡市举行，山区机械的最新成果在这里一展风采：宝鸡大通农业装备公司的山地拖拉机，改变了旧有微耕机的耕作方式，采用了双向牵引，在小面积和山坡地不用调头就可以进行往返双向作业，大大减轻劳动强度，提高了效率；“九方泰禾”的玉米收获机采用专利液压驱动桥，使操作变得更加轻松简单灵活；西北农大展演的智能化遥控果园自走式挖坑施肥机及遇树喷洒、无树即停的智能化超声探靶传感果园打药机等机械也让人眼前一亮……
展会上，山区农民对的山区丘陵机械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来自洛川的果农陈兴顺说：“我们从报纸上看到，山东的果农在打药、施肥和果园运输上很多都实现了机械化生产，而我们那儿还不行。我对果园智能喷药机械十分感兴趣，如果机械确实好用，我准备买这种机器。山区农民不易，也希望能和平原地区一样用上可心的农业机械。”看得出，山区农民对山区丘陵机械更加渴求。
农业部农机化司司长李伟国认为，推进农机化全面、全程发展，一是需要继续去完善落实政策，谋划新的更有效的扶持措施，支持研发先进适用农机产品、支持农机化技术集成示范，实施薄弱环节作业补贴，大力探索金融保险政策，解决“有好农机可用、买得起用得起农机”等现实问题，促进农机化持续发展；二是农机化技术推广，不能“零敲碎打”，要以主产区（县）为重点，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挖掘增产增收潜力为主要目标，大力开展全程机械化创建行动，从系统上研究机器选型配套、机械与农艺配套、种植加工各环节配套、农机运用组织方式配套，集成优化技术，形成适合区域特点的成熟模式，整乡整县推进，并复制到其他地区。
向深度发力——
中国农业机械化将步入机械技术与农艺技术和信息技术大融合时代，变农机制造大国为制造强国，要靠创新驱动发展，要向质量型、效益型转变。
“中国何时能由农机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由技术、设备引进变成技术、设备输出，这是自1956年就建院的中国农机院几代农机人的梦想，也是所有农机科研人员与企业家们的梦想。”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树君感慨道。
9月末的黑土地上，一片金色晕染的丰收图景。一台台大型机械行驶在田间，所到之处，粮食被一粒不剩地吞进这些“大家伙”的“胃”里。在友谊农场第五管理区第二作业站，机手李财正开着一辆约翰迪尔S670收割玉米，见有记者采访，他停下车，邀我们进驾驶室参观。
“这些大家伙是很‘聪明’的。”李财说，在驾驶舱的显示屏上，土壤湿度、收割面积、粮食产量等信息随时显示出来，由于有精确的GPS定位，机手甚至不用开，机子按照规划好的路线自己收割，分毫不差，比人开得精确。驾驶室安装了空调，李财一边开着收割机，一边听着音乐，很是轻松惬意。
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农机变得智能，也让精准农业生产成为可能。世界上最先进的信息技术装备的农机，能根据记录的地块信息实现精量播种、精量施肥和喷药，还能根据收获的产量和质量，给出下一年的调整方案。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红兴隆管理局高级工程师侯林山说：“与传统农业机械不同，现代农业机械应当是以机电液一体化为基础，以GPS定位和无人驾驶为标志，以实现精准农业为目标的新型农业机械，传统农业机械将逐步被现代农业机械取代。”
要实现高端技术上的突破，国产农机企业必须加强自主研发创新。
中国农机工业协会会长陈志告诉记者：“我国现在是世界农机第一大国，中国的农机生产企业有8000多家，是世界第一，国内的农机需求90%都可以自给。比如说像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我们不但在中国市场占据优势，在国际市场我们也有相当的竞争力，批量出口到东南亚、非洲地区，50到80马力的拖拉机，还有不少出口到欧美地区。但是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还要依赖进口，这是我们农机工业所谓大而不强的问题。”
我国农机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一批不服气的国内农业装备集团企业，如中国一拖、福田雷沃、五征、中联重机等，摆开了奋力追赶的架势。
今年以来，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代表我国高端农业装备技术水平的东方红动力换挡拖拉机，成功实现批量销售，开始与国外农机巨头在一个平台上“共舞”。一拖集团党委书记王二龙说：“这个动力系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打一个比方，虽然还有差距，至少已经咬住国外品牌的尾巴，让它翘不起来。”
五征集团的自主品牌“雷诺曼”大马力、高性能拖拉机也已批量上市，采用了国际先进的动力换挡技术、底盘故障诊断系统、GPS定位系统，全新全封闭宽视野空调驾驶室，具有动力强劲、燃油经济、作业效率高以及驾控操纵舒适等特点，现已研制成功145马力、160马力、180马力、200马力、210马力、230马力六种机型。一拖、五征的高端大马力拖拉机的上市，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把进口机器的价格拉下了20%~30%。
福田雷沃重工党委书记梁启荣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上，我们与国外的技术差距在缩小，中外农机企业的竞争渐趋激烈；真正的核心技术，人家是不会轻易卖给你的，最终还要靠自己。”为此，2010年，福田在欧洲建立了全球化的研发中心，先后投资了10亿元主攻全新一代动力换挡产品开发，其系列产品即将上市。
正如中联重机总经理王金富所言：“任何一个产业，低端一定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下一步可能会出现5家左右纯粹做农业装备超过100亿元的企业，走在行业前列，引领行业发展，我们的产业未来一定会形成一个良性的产业链。”
在实现智慧农业、精准农业的先进农机研发上，中联重机也作出了努力，并获得了突破。“智慧农业是高度信息化的农业，我们建立起的农机大数据库包括地理数据、卫星数据、气象数据等，通过对作物生长条件的数据分析进行智慧施肥、喷药、播种等环节，它会很智能地告诉你适合种什么、怎么种。”在公司的展示馆，工作人员边演示边讲解，车上装有湿度传感器、油压传感器、水温传感器、转速传感器、光电传感器、摄像头对讲系统、卫星导航、通信天线等大量传感设备，来实现智慧种田的各种功能。
李伟国说：“国外的机器虽先进，但价格很贵，很多也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农业生产特点。从提高主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来讲，降低生产成本，可否自主制造经济耐用的机器是关键所在；从让老百姓更经济实惠的角度来讲，也需要发展民族的农机工业，提高先进适用农机具的供给能力。”
黄金十年，我国的农机化水平提高了27个百分点；接下来的十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先进机器的快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装备数量的增长可能放缓，但更新换代、填缺补齐的步伐加快，装备的质量、装备的利用率会有很大的提升。
向高度迈进——
中国农业机械化将步入与农业规模化和生产关系变革同步推进时代，新型农机合作社“社会化服务”“规模经营”双主体特征凸显，从产中服务为主进入经营土地、进入产前产后加工流通业。
“我的梦想，是叫黑土地上走出全国第一个靠种地成为亿万富翁的农民，相信用不了10年就能实现！”黑龙江省农机局局长郑联邦言之凿凿，“这并不是空想，农机合作社的经营形式将生产关系的束缚进一步打破，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使大型现代农机的应用与土地的规模化生产得以实现，获得了空前的规模生产效益。”
黑龙江省916个农机合作社所展现的巨大潜力与发展势头，带给了郑联邦这样的自信。克山县仁发农机合作社的理事长李凤玉，正在朝着郑联邦的梦想也是他自己的梦想冲刺。
2011年是仁发合作社大规模流转土地的第一年，当年合作社盈余1342万元，2012年合作社纯收入达到2768万元，2013年继续涨势，纯收入达5328万元。连续三年收入翻倍，仁发如何创造了这样的传奇？
“合作社最初经营得并不好。”李凤玉说，“农民担心收益没保障，一开始不愿带地入社，拢共仅有7户社员；加上土地流转价格缺少吸引力，2010年只从农民手中流转1100亩、代耕6万亩。合作社几百马力的大型农机使不上劲儿，代耕收费不高，一年下来合作社纯收入仅13万元，有的社员甚至提出退社。”
为吸引农民入社，2011年仁发农机合作社以高于市场价100元即每亩350元的价格流转土地。先把规模做大，高于市场价，然后通过统购生产资料、机械化耕作降低种植成本，通过应用“大垄技术”和现代化农机提高粮食产量。结果每亩地比农民分散种植增产100多斤，亩效益仍达400多元。“今年合作社社员已增加到2436户，入社土地超过5万亩。以前求着农民入社，现在农民主动找上门，而且取消了预付流转金或保底金，所有社员风险和利益共担。”李凤玉很得意。
“仁发农机合作社是农机与土地、农民结合的成功范例。”郑联邦说。在他的办公室，一张全省农机合作社的分布地图赫然挂在一面墙上，他希望到2020年，全省60%~70%的土地能够纳入农机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到时候这张地图上将插遍农机合作社的小红旗。
对于这一趋势，李伟国表示赞同：“农机合作社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双主体’，既从事农机作业，提供农机服务，也是农业规模化生产的一个主体，承包经营一定面积的土地。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这样的‘双主体’，这是个好势头，更能解决小块土地无法使用大农机的矛盾。”
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生产关系的调整变革。适应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潮流，各地正在探索适合本地情况的生产关系调整方式，江苏省射阳县的“联耕联种”、如皋市的“全托管”就是其中的成功探索。
“不流转的一家一户小散田，如何才能实现机械化经营？只有联合起来达到适度规模才有办法。我们县青华村这几年自发联合进行统一耕作的效果很好，县里及时进行了研究总结，从去年秋播开始全面推行，目前联耕联种稻麦面积已达20万亩。”射阳县农委主任戴亚生说。
联耕联种是在农户自愿的前提下，由村组统一组织，破除田埂，将碎片化的农地集中起来，再由服务组织提供专业化服务，使“一田多户”变成“多户一田”，土地连成片，为大农机作业提供了基本条件。
“与家庭农场、大户经营等需要土地流转的方式不同，联耕联种采取农民家庭之间合作，不用土地流转，简单推掉田埂就实现了规模生产，省工省本，农民易于接受，因此参与踊跃。”戴亚生告诉记者，“去除田埂以后，土地面积增加了5%左右，散田连片后，大动力先进农机可将多道工序一次性完成，提高了作业效率，而且减少了农机作业转移、掉头、空驶时间和油耗，仅秋播一亩地的农机作业成本就下降了35元。”
与此同时，联耕联种使大动力、新型农机迅速推广普及，带动了钵苗移栽机、无人植保机、激光平地机等一批新农机示范推广。由于联耕联种实现了标准化生产水平的提升，今年射阳县的小麦获得大丰收，联耕联种田块亩产都超过1000斤，增产至少200斤。
如皋市探索的“全托管”服务模式则是农民自愿将土地委托给专业化的服务组织来经营管理，服务组织为其提供从种到收、乃至销售等贯穿生产和经营全过程的“保姆式”服务。目前有两种主要服务模式：一种是收获物归农民所有，经营主体向农户承诺每亩小麦和水稻产量不低于800斤和1200斤，农民则向经营主体交纳1200~1450元不等的托管资金；另一种是收获物归经营主体所有，经营主体给农民150~1200元不等的费用。
如皋市农委主任夏文彬说：“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家庭农场主等具有农机全程服务能力的主体都可以成为全托管经营主体。服务方式全程化、服务能力机械化、服务水平专业化，不仅解决了谁来种田、种好田的问题，也实现了农民和经营主体的双赢。经营主体通过全托管服务占有农机市场份额，而过去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被解放出来，所增加的收入远超一家一户种田的产出。”据统计，如皋市参与“全托管”的被服务农户每亩获得了1000~1450元不等的收益，全市18个“全托管”经营主体2013年平均年纯收入超过20万元。
白人朴教授认为，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一产从业人员向其他产业转移是必然趋势，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和经营模式的探索，在实现了大机械生产和土地规模经营的同时，也有效解决了一产劳动力缺乏的问题。通过新型经营主体将农机化向产前和产后延伸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增产型农机化发展已经实现，下一步要逐步解决实现增收型农机化的问题。
仁发农机合作社每年都会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积金用于生产的发展，公积金部分也会按农民的土地折价比例分摊到每个合作社成员，作为下一年分红的依据，农民的利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产业链向产前产后延伸，才能将利润留住。”李凤玉说。2013年仁发合作社投资建起一个粮食烘干塔、一个种薯厂。今年，合作社正在建设一个肉牛养殖场、一个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如今，仁发合作社有了自己的网站，网站的显著位置是合作社注册品牌的糯玉米、甜玉米、红薯等产品，仁发已经开始打造自己的品牌，向销售领域拓展。
有理由相信，科学家的梦想，企业家的梦想，农机管理、推广与服务者的梦想，将最终汇聚成中国农民光明灿烂的田野梦想，汇聚成中国农业的持续丰收梦想，并融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中国梦。
[背景资料]
农机化十年大事记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颁布实施，标志我国农业机械化进入依法促进的新阶段。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纳入强农惠农政策的主要内容。
2005年，“改革传统耕作方法，发展保护性耕作”被写入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
2006年，水稻、玉米生产机械化取得新突破：江苏武进成为全国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第一县（区）；山东桓台成为全国玉米收获机械化第一县。
2007年，农业部、公安部、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农机跨区机收工作的意见》，为农机跨区作业保驾护航。
2008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农业机械化，将其视为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拉动内需的重要措施，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规模大幅度增加。
2009年，国务院公布《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标志农机管理进入法治化轨道。经国务院批准，农业部、发改委联合发布《保护性耕作工程建设规划（2009-2015年）》。
2010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出台，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农业机械化政策法规体系基本形成。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突破50%（达到52%），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了从人畜力为主向机械作业为主的历史性跨越。我国首台动力换挡重型拖拉机在中国一拖集团下线,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动力负载换挡拖拉机的历史，使我国拖拉机制造能力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2011年，农机农艺融合首次被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推动农机农艺融合的工作机制初步形成。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充分发挥农业机械集成技术、节本增效、推动规模经营的重要作用，不断拓展农机作业领域，提高农机服务水平。我国农机工业总产值首破3000亿元，位列全球第一。保护性耕作推广面积突破1亿亩。
2013年，农业部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意见》。国产10公斤/秒大喂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研制成功。
201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发挥农机深松整地对增产的促进作用，今年启动1亿亩试点。
信息来源：2014年11月1日 中国农机化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