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起中瑞民间友谊的桥梁 ——记瑞典友人扬・米尔达1962年的中国行
扬・米尔达（Jan Myrdal）（右）
扬・米尔达（Jan Myrdal一译为扬・米达尔），是瑞典著名的作家、评论家，1927年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近郊罗姆马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冈纳·米尔达（Gunnar Myrdal）是瑞典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及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家。母亲阿尔瓦·米尔达（Alva Myrdal）是瑞典女政治家，曾任瑞典驻印度大使和瑞典教育部部长，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扬·米尔达的父母都因关注亚洲事务而著名，也都是诺贝尔的获奖者，夫妻双方分别获得诺贝尔奖，这在诺奖史上也并不多见。米尔达年轻时受父母影响，始终对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革命建设充满了同情。
米尔达的夫人港・凯丝莱（Gun Kessle），生于1926年，是瑞典的少数民族。她1952年毕业于伦敦艺术学校，1955年进入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版画。1958年起，她开始和米尔达一起在亚洲各地旅行、作画、摄影，是米尔达事业上的好帮手和生活中的好伴侣。
二战以后，瑞典执行的是不结盟的中立政策。此外，瑞典还积极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并对这些国家进行援助，扩大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往来。与此同时，瑞典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有所发展。1950年5月9日，瑞典与我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它是与我国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国家。由于两国距离较远，历史上也无重大利益纠纷，瑞典在联合国也是一贯支持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因此，瑞典与新中国的关系比较友好。米尔达访问中国正是在此环境下进行的。
米尔达夫妇从1958年起，就开始在亚洲和中亚细亚进行访问，他们曾到过印度、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锡兰、土耳其、伊朗以及苏联等几个国家，写了不少关于访问国家的传记。因为对我国古老的文化艺术、新旧建筑很感兴趣，而且特别想要了解我国少数民族解放后的生活情况和民族传统，以及迫切想要知道我国农村公社的基本情况。于是，米达尔夫妇二人于1962年4月15日由香港乘船到天津自费来我国进行访问。
这是他们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此次访华的目的是以亚洲现实的知识为基础，来描绘一幅新中国发展的蓝图，报道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发展情况，供更多的瑞典人去了解。米尔达先后与瑞典的几家出版社和电视台签有合约——要在1963年出版一本介绍中国情况的书，并且拍摄一些胶带，供瑞典电视台使用。
米尔达夫妇访问中国的计划是以北京为基地，在访问一个城市后，回京停留7-10天，整理材料，然后开始下一段的访问。米尔达夫妇原本拟定的计划是1962年的春、夏两季访问内蒙古自治区，了解游牧民族的文化，然后去敦煌看壁画，再去新疆了解中古时期的建筑以及当地的民俗情况，接着在秋天的时候远离城市去山区劳动一个月。在进行完上述的参观访问后，于8、9、10月份回到北京开始写作。1963年早春继续去华南做旅行，4月份结束访问行程，离开中国到达土库曼斯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在首次访华中，米尔达的新疆、西藏、敦煌之旅未能成行。
米尔达在华访问期间，是自费旅行，所以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来到中国后，他表示希望不要住在饭店，认为这样无法接触普通群众。具体的要求是：租用能够休息和工作的房子即可，甚至不需要现代化的设备，只需要提供两个行军床、两个桌子、两把椅子，自己带有铺盖行李和气炉，可以自己做饭吃，去各地访问时，搭乘一般的交通工具即可。
1962年的“五一焰火晚会”上，米尔达夫妇同其他外宾一起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5月31日，米尔达夫妇离开北京，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参观访问，6月16日回京。期间参观了内蒙的名胜古迹、庙宇、工厂、手工业、大中小学、各级卫生医疗机构、博物馆、图书馆、托儿所、展览会，访问了国营种畜坊、两个牧业公社，并访问了几个牧民家庭。观看了蒙古族的话剧、电影、歌舞。会见了作家、美术家，并与他们进行了座谈。米尔达夫妇在赴内蒙之前，对内蒙的情况知之甚少，只知道历史上有个成吉思汗，却不知道对他进行何种评价。他们主观上认为内蒙比较落后，不如瑞典的牧区，经过半个月的实地调查后，思想上有了不少的转变，并且收集了不少材料，对内蒙古自治区有了更深的了解，对我国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注重保护庙宇印象深刻，赞不绝口。认为我国少数民族和宗教的政策是正确的，十分英明。但是，米尔达也一再提起，内蒙的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有待于解决，否则将来发展畜牧业及开发矿产资源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1962年8月5日，扬・米尔达夫妇在我国对外文化协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由洛阳来到西安。访问西安以后，米尔达认为：“西安是一座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建设得很快，城市规模很大，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8月14日下午抵达延安，8月20日到达延安柳林公社生产队进行访问。对生产队50户农民进行了一般访问，又选择了21人作为重点访问的对象。谈话内容涉及非常广泛，主要有：公社的基本情况；收入分配、财政税收、贷款及困难户补助、生产队的财务制度等情况；农村商品供应的办法、数量及价格；妇女、婚姻、家庭及青年的工作；治安情况及民兵工作；监察工作及干部工作等。与生产队员结束谈话后，米尔达还与一位历史学家进行了谈话，进一步了解了延安的自然环境、考古、历史和文化的情况。米尔达夫妇在延安参观访问中，建议我们对文物加强保护工作，比如凯丝莱夫人建议文物周围最好用栏杆挡住，同时也建议我们加强对林区的保护。
扬・米尔达在柳林的访问中，工作细心认真，对每一个人的谈话都做了笔记，并将大部分和他谈了话的人都拍了照片。凭着在柳林大队访问所获得的一手材料，写成了举世瞩目的《来自中国乡村的报告》（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该书被译为多种文字，成为西方人士了解中国必读的著作之一。1965年英译本出版后，西方各大媒体对该书纷纷作了评论。其中，《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在《新共和》杂志上评论这本书：“从三十多个人的自述中，人们了解了村子里几乎每个人的历史。没有一个人是国家的重要人物、党的伟大人物或是长征的老兵。然而，当他们开始回忆个人生活经历的时候，对于国情的呈现确实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新视角。”
离开陕西后，米尔达夫妇在1962年12月17日至1963年1月6日在云南进行了20天的访问。先后去了昆明、安宁、大理、芒市、腾冲等地。米尔达夫妇访问云南的目的，主要是了解中缅边界协定的具体执行以及云南少数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况，并请有关同志介绍云南解放以来的全面发展情况。经过20天的访问，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较为满意的答案。
在中国为期9个月的访问，让米尔达意识到瑞中两国在过去更加注重的是政治和经济的交流，文化交流相对较少。在谈及如何增进瑞中文化交流时，他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中瑞双方互派留学生，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和友谊；第二，中国可以招收一些瑞典青年来华工作，过普通人的生活，与他们建立感情，这样以达到正确宣传中国的目的；第三，中国可以送一些书籍和报纸给瑞典工会中的一些文艺爱好者；第四，米达尔给瑞典的几家出版社去信，让他们赠送一些文学书籍给北京市图书馆，其中还包括米尔达自己写的书；第五，建议瑞中两国互相举办对方的电影周；第六，推动瑞典皇家工程技术学院邀请中方代表来瑞典考察城市规划、交流城市与建筑发展经验。
在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主持的宴会上表示，他一生中有两个转折时期。第一个转折期是二战，第二个转折期就是在亚洲的五年，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九个月。这九个月使他在对待政治、生活上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还谈到，很多国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封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消息，尤其是封锁了中国的消息，但是，西方国家大部分人民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他们更希望了解中国。
《来自中国乡村的报告》一书的成功，为扬·米尔达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使他迅速跻身于瑞典著名汉学家之列，并于1968年当选瑞中友好协会主席。之后，他又以协会主席的身份多次访华，其中在1969年、1975年、1978年、1982年、1994年专程对柳林村进行了回访，出版了反映柳林村的著作——《回到中国农村》。从1962年起到1994年止，扬·米尔达对延安柳林村持续关注长达32年，完整地记录了陕北农村从公社化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变迁历程，写下了一系列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发展变迁的论著，这一点，不仅在西方绝无仅有，在中国也是非常难得一见。
除陕西以外，扬·米尔达的足迹遍布内蒙、云南、新疆、甘肃、四川、重庆、浙江、安徽等省区，出版了《华夏之游》（Chinese Journey）、《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中国实录：1975—1978》（China notebook：1975—1978》）等多部介绍中国的书籍。此外，他还作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演讲。由于他对中瑞关系的突出贡献，1993年，南开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
2020年是中瑞建交70周年。3月底，93岁的世纪老人扬・米尔达向陕西省档案馆捐赠了2776幅照片。这些照片内容涉及陕西、甘肃、内蒙等地的风景名胜及风土人情，反映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状况，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米尔达委托驻瑞典大使馆表示，他和已过世的夫人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如今自己年事已高，希望将照片赠送给中国供研究使用，如有需要，他和助手愿意向中方详细介绍照片的历史背景和相关情况。
扬・米尔达关于中国的文字和照片，留下了那个时代鲜活的记忆，就像一缕清风，吹开了上个世纪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冷战而紧闭的大门，成为了更多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窗口，透过这些文字和照片，我们也更能清晰地了解中国发展的脉络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