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倒查责任减少“前腐后继”

　　官员升迁要有组织部门的提名和纪委的考察，就是为了提前查出“病”来。而“带病提拔”的存在，就像伯乐选了匹劣马，马的问题固然要解决，伯乐同样责无旁贷。

　　几天前，云南省纪委发布消息，昆明市委书记高劲松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这也就意味着昆明成为又一个“一把手”连续被查的省会城市。对于这种“前腐后继”的现象，自然有必要探求原因寻求破解之道。

　　通常而言，形成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职位本身权力过大且约束不足，给腐败创造了条件；另一种是官员在任职前就有贪腐行为，属于“带病提拔”。上任仅8个月就被查的高劲松，更大的可能是属于后者，对症下药的话，就得把“药”对准领导干部的选任方面。如果除不掉这个病根，再提拔上来一个“带病”的官员，那笼罩在昆明百姓头上七年多的贪腐阴影，还将继续下去。

　　按说“带病提拔”是个老问题，像高劲松这种提拔不久就“落马”的并非孤例。据媒体统计，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的两年时间里，至少有18名副厅级以上官员在提拔后任职半年内落马，而他们的绝大多数贪腐行为发生在提拔之前。在这之中，最著名的要算波及省会城市三任市委书记、三任公安局长的“山西官场地震”，中央巡视组就此还特别建议山西省纪委，“严肃查处‘跑官要官’、拉票贿选及违规用人等问题，防止干部‘带病提拔’。”

　　这样的提醒很有必要，因为“带病提拔”中的“病”是具有传染性的。如果地方主要官员本身“带病”，他的行为习惯将直接影响政商关系，而利益输送造成的腐败成本，最终是要转嫁到老百姓头上的。看看连续三任市委书记落马的昆明，房地产投资在短短几年内就占到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半壁江山，但在大拆大建之下，某个与“一把手”关系非凡的商人赚得盆满钵满，却留下一个结构失衡、增长乏力、转型艰难的烂摊子。同样的情况在山西也存在，对比不同的城市，经济增长与腐败程度总体上是成反比的。

　　选拔领导干部的重要性从这些地方就体现出来了，这不仅是道政治题，更是一道民生题——提拔了一个清廉能干的地方“一把手”，是百姓之福；选派了一个有“前科”的，则是百姓之苦。按照程序，官员升迁要有组织部门的提名和纪委的考察，就是为了提前查出“病”来。而“带病提拔”的存在，就像伯乐选了匹劣马，马的问题固然要解决，伯乐同样责无旁贷。对此，中组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规定“要建立干部选拔任用纪实制度，为开展倒查、追究问责提供依据”，而各个省份也相继建立起类似的“追责机制”。

　　于是，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在官员落马之后，在“带病提拔”坐实之后，相应的追责能否真正开展。如果不痛不痒地走个过场，那给官员升迁把关的各项制度，也就形同虚设了。就拿这次来说，高劲松落马之后，就有媒体翻出了一篇报道，记载了他刚升任市委书记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现在看来，这篇报道就像游戏画面中的弹窗，时刻提醒着还有一项未完成的任务。